《八佰》誕生記：不刻意歌頌英雄，但人性熠熠閃光
《八佰》誕生記
本刊記者/隗延章 文/劉遠航
遼寧丹東一家電影院，管虎穿着白色T恤，走進影廳，他拿起話筒説道，“疫情衝擊這麼大，中國電影中我們第一個走上來，去面對，這其實也有一點（像《八佰》的故事），我們在絕境中描寫底層小人物、普通士兵在對死亡恐懼的瞬間怎麼克服，怎麼逼出我們身體裏的血湧、人性的光輝。”
這天是8月14日，電影《八佰》 的首映禮正在北京舉辦，但管虎卻正在丹東拍攝一部抗美援朝題材的電影，即便是自己極其看重的作品的首映日，他也未能回京參加。於是，團隊組織了一場特殊的“雲首映”，讓在丹東的部分主創和在北京的“戰友”們連線參與。
一年多以前，由於影片遲遲未定檔，管虎發了個誓，《八佰》正式上映之前戒掉心愛的雪茄。首映日這天，距離管虎上次拿起雪茄已經過了463天。首映禮上，身處北京的王中磊和管虎的妻子梁靜，隔空對管虎喊話説，“我們今天無法為你親手點燃，就拜託霞姐了。”首映禮結束，梁靜的閨蜜、主持人李霞為管虎點燃象徵《八佰》終於上映的第一支雪茄。
“我們不需要每個人物都變成英雄”
“最開始就是英雄夢，滿腦子少年熱血，覺得這些人挺激動人心的。”去年6月6日，在管虎的工作室，他一邊摸着鬍子，一邊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管虎是個歷史迷，尤其熱愛研究近代史，十幾歲就瞭解了“四行倉庫保衞戰”的故事。
“四行倉庫保衞戰”發生在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的上海，在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中，423位士兵對外宣稱800人，與日軍作戰。而在蘇州河的南岸租界民眾、各國記者，全程圍觀了這場戰爭。
管虎被這場戰役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被實時“直播”的特徵吸引。“從藝術層面來講，這是一種視覺奇觀。拍出這場敗仗，也是為了和現代人進行對話。他想告訴大家，只要能促進民族的覺醒和進步，哪怕會讓人產生屈辱感也沒關係。”
十幾年前，管虎決定將這一故事變成電影。他的父親曾是八路軍，擔任文工團團員，管虎亦曾拍過戰爭題材的電影《鬥牛》《戲子、痞子、廚子》，以及戰爭題材的電視劇《沂蒙》《火線三兄弟》。
籌備期間，管虎蒐集了大量歷史資料。他最困擾的是同一個歷史事件有多種版本的講述，最後只能採用最有公信度的事實。比如楊慧敏送旗那一段，不同版本的資料，對送旗方式、旗幟大小等均有不同的記錄。
劇本打磨長達4年時間。起初，劇本叫《八百壯士》，敍事方式傳統，視角落在英雄層面，隨着創作深入，劇本逐漸變為一部非類型片，以多重視角講述故事。“我們沒有男主角，女主角，就是一個清明上河圖式的，散點的羣像，想呈現一種芸芸眾生的感覺。”管虎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北岸的四行倉庫中，相比正規軍，管虎在“雜牌軍”上花了更多筆墨。在他看來，這些人物的轉變，更能折射真實的人性，“正規軍身上的優良品質，那是做對比用的。我倒喜歡的是像千源、姜武他們身上最終被逼出來的人性光輝，就是生而為人，生而為男人的尊嚴，把所有過去那些毛病，怯懦、自私、貪婪全扔了。”管虎説。
一些具體的人物，在劇本打磨過程中被推翻和修正。影片中，張譯飾演的“老算盤”是一個精明的人物，他不斷站隊，以求在特殊的環境下生存下來。起初，有人想讓這個人物也變為英雄，參與戰爭，但管虎怎麼想都覺得不對。最終，還是讓這個人物在故事裏真的成功逃跑了。“我們不需要每個人物都變成英雄，還是要符合真實的人性，老算盤那個人物是符合他的人性的。”
影片中歐豪飾演的端午是一個少年。起初，有人建議讓端午存活下來，給觀眾留以希望。但最終，管虎仍然選擇讓他犧牲，因為他的犧牲可以變成對其他人的感召。同時，犧牲的畫面也被幻化成浪漫的一筆：端午化身趙雲，騎着白馬，孤身殺敵。
南岸的觀眾、飛艇上的觀察員的反應、變化，亦被管虎納入敍事。“完成的是一個社會畫卷，南岸形成不同的社會階層，賭場老闆、文人、要飯的、童子軍、白俄妓女，他們都共同地關注這件事兒，從看客的麻木一直到最後投身其中，形成了一個社會結構上的變化。”管虎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再造蘇州河與兩岸
如今，為了拍攝電影而搭建起的“四行倉庫”仍然屹立在蘇州，站在樓頂，能看見其下人工修建出的“蘇州河”，河對面是30年代舊上海的建築。三年前，這裏還是一個水產市場，時常有遊客來到這裏，去附近水面遊船上的餐廳吃螃蟹。
管虎決定拍攝《八佰》後的頭幾年，“在哪搭景”一直是困擾他的首要問題。上海四行倉庫的遺址，如今已經被建設成抗戰紀念館，遠處是摩天大樓，不可能用於拍攝。2013年，管虎曾去象山影視基地嘗試搭景，由於空間不夠、難以向“蘇州河”中引進水源等原因擱淺。
而完全用CG製作場景，則幾乎是一開始就放棄的選項。一方面，此前管虎拍攝的《鬥牛》等戰爭片都是實景拍攝，他深知，演員只有在真實的場景中，才能做出最自然的反應；另外，高標準的CG造景，成本也並不便宜，劇組曾向海外團隊詢價，得出的結論是，可能比搭建實景更昂貴。
2013年，在象山搭景的嘗試失敗之後，管虎先去完成了《老炮兒》。在一次華誼的年會上，製片人朱文玖坐在時任華誼實景娛樂項目負責人的秦開宇旁邊。朱文玖問他，“實景娛樂是負責什麼呢？”
秦開宇説，“將IP變成景區。”
朱文玖問他，“那你有地嗎？”
“我有地。你有什麼？”
“我有項目啊。”朱文玖回答。
《八佰》項目一度擱淺的搭景地選址問題，就這樣解決了，而且由於拍攝現場最終會變成景區，搭建場景的費用也並不需要影視團隊承擔。
其實，再造四行倉庫、蘇州河、南岸的居民區這些事，本身就是一項標準的土木工程。只不過，所有要求都由劇組提出設計方案，最終由工程設計單位、建築單位完成。
其中，四行倉庫的西牆和鄰近租界的南牆，幾乎完全還原為歷史中當年的模樣。而東牆和正對敵方的北牆，歷史圖片資料很少。根據一些文字資料，管虎團隊將北牆設定為一個易守難攻的堡壘，找了包括切爾諾貝利的一些庫房資料作為參考，融入對倉庫北牆的設計中。
在管虎的想象中，蘇州河南岸的租界，應該是一片繁華景象，以此與戰火中的北岸形成對比。一個天堂，一個地獄。但美術組查閲資料時發現，1937年，南岸臨河的地區並沒有那麼繁華，建築大多是兩層的民房。最終，團隊摒棄了原始記錄的方式，按照最初的理念，有意在南岸臨河的地方設定賭場、戲台、霓虹燈等元素，營造出舊上海的歌舞昇平。
2016年下半年，搭景正式開始。那片地的土是“彈簧土”，土質鬆軟，團隊為了趕進度，採用鋼結構的方式建造建築。政府有關部門對鋼結構住宅的相關規定中，每平方米承重200公斤。但由於《八佰》的拍攝中，演員眾多，需要擺放重型裝備，以及有大量爆破戲，於是，製片人朱文玖要求工程必須達到每平方米400公斤承重，所有鋼樑成倍加粗。
建造好的倉庫內部有兩千平方米，如果在地上擺放燈光設備，對於演員眾多的戰爭戲來説，很容易穿幫，而且地上也會有雜亂、粗糙的影子。於是，團隊要求在二層以上的地面上，打出共約300個1.5米×1.5米的窟窿，用來透光。拍攝時，將光源懸置在更高一層的天花板，透過窟窿打光至正在拍戲的樓層。
本來就是戰爭題材的電影，每層又有那麼多窟窿，安全風險成倍增加。製片人朱文玖專門成立了“防火防盜小組”，保證安全。為了防火，要求所有人不允許抽煙。為了減少重量，在某一樓層拍攝時，未參與拍攝的人員全部在倉庫外休息。為了防範共振的風險，士兵行進中，要求“碎步、小跑”。
《八佰》上映之後，人們驚歎於這部國產戰爭片在技術上的巨大精進，實際上，最終的呈現結果都是由眾多不為外人所知的繁瑣細節累積而成。
“沒有把高潮放到尾巴上”
搭建場景那段時間，演員已經就位。片中北岸的士兵，演出前要進行7個月軍訓，保證肌肉、膚色、軍姿的真實感。並且，為了表演真實性，即便是羣演，每個人也要給自己寫一份1937年的人物小傳。而幾位主演，要提前健身，做力量訓練，並參加至少1個月的軍訓，“拍攝中使用的槍，每杆4公斤重，如果不訓練，拍8條10條，演員就已經累垮了。”朱文玖説。此外，因為歷史上的“八百壯士”來自於不同的部隊編制和省市，口音不同，演員還要提前訓練方言。
而在拍攝一年前，劇組就已經在網上徵集南岸租界區的羣眾演員，要求現實中的職業與片中的職業有所匹配。比如，蘇州河南岸街邊畫畫的一位羣演，是從上海的一家美術學院裏找來的教授。“我不太希望把上海車墩或北影廠門口的羣演拉來，換上衣服，喊兩句口號，走兩步，衣服也不合適，吃完盒飯就走了，那樣完成不了這部電影。”管虎説。
《八佰》之前，中國戰爭電影已經有漫長的歷史。但像《八佰》一樣，以小人物羣像的視點敍述故事，花高成本搭建實景拍攝，拍攝前演員集體軍訓長達7個月，情節對戰爭有反思意識的作品，並不多見。
中國戰爭電影拍攝的第一波高潮，是在現實中“四行倉庫保衞戰”發生的1930年代末。彼時連年戰亂，抗日救國情緒高漲，彼時的戰爭電影特徵是“怒吼式”的，這些電影情節簡單，通過樹立英雄、批判懦弱者，擔當起戰爭動員者的角色。
1949年之後的頭17年，隨着戰亂的結束與新政權的誕生，戰爭電影的特徵由“怒吼”變為“謳歌”。這些影片幾乎全部由國營製片廠出品，題材大多取材於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其中代表作品包含《中華兒女》《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這些作品，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頌揚多於思考，宣教重於娛樂。
真正意義上有反思色彩的戰爭片，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出現的。隨着思想解放運動的展開，這一時期戰爭片開始突破“人性”“人情”的禁區，重新審視戰爭與人的關係，即便是片中英雄、偉人，作者亦努力將人物塑造向真實靠攏，其中代表作品有《小花》《今夜星光燦爛》《歸心似箭》等。
上世紀80年代末到21世紀初，隨着電影市場的壓力顯現，以及國家倡導“主旋律”的創作理念，眾多電影從業者用“主旋律娛樂化”的方式，以兼顧市場和意識形態的要求，其中代表作品有《大清炮隊》《譁變》《烈火金剛》等。不過，在這一風潮中，也有少數導演進行了不一樣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當屬姜文的《鬼子來了》。
皇甫宜川是《當代電影》雜誌社社長，出版有專著《中國戰爭電影史》。在他看來，近年來，戰爭電影的特徵可以用“主流電影”來概括，代表作品是《紅海行動》等電影。“由於技術上的提升，在戰爭場面的描寫上，開始向國外的大型戰爭電影靠近。它們也利用了一些類型片的敍事方式，但在精神層面，又傳承了主旋律電影的價值觀念。”皇甫宜川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將《八佰》納入近年的戰爭電影趨勢中去考察，它在戰爭場面等技術上的進步，延續了近年戰爭電影的趨勢，相比《紅海行動》等有質的突破。但另一方面，從敍事、視角上來看，它又與“類型化”的趨勢不同。管虎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他更喜歡像《細細的紅線》《拯救大兵瑞恩》等非類型化、有作者性的戰爭電影。他在創作《八佰》的過程中，也刻意讓劇本“非類型化”，“我們全是羣像，沒有把高潮放到尾巴上，用這些非類型的元素做一個接近真實記錄感的電影。”
寫實與詩意
在蘇州搭建好的四行倉庫實景上佈滿彈孔，建築樓下的紅地毯上，管虎、梁靜、朱文玖等主創團隊，一齊揭開蒙在4台攝影機上的紅布。這一天是2017年9月9日，《八佰》在蘇州開機。這部已經醖釀7年之久的電影，終於要開始拍攝了。
就像拍攝前搭建實景一樣，拍攝過程中，劇組也在寫實上下足了功夫。影片開篇不久的一個場景，是端午等人與日軍在戰爭廢墟上相遇。為了呈現真實的廢墟狀態，劇組專門找到寧波一片正在拆遷的社區作為拍攝場地之一。
那時，這片社區正好拆到一半，現場有很多空調外掛機等現代痕跡。於是，劇組航拍、測繪，在三維場景中製作建築模型，構建拆除計劃，後參照設計，指揮工程車拆遷臂，根據拍攝要求進行拆遷，以達到拍攝要求。
演員的妝容、服裝，亦在寫實上耗費很多精力。士兵的軍裝先後染了20多種綠色，攝影指導拍攝樣片反覆試驗，最終選擇最適合拍攝的顏色。而演員身上的傷疤，會細分為砍傷、刀傷、槍傷、擦傷、火燒傷，並且每種傷疤都製作多種方案。
營造真實的戰爭場面，則是另一個難題。起初，劇組用以往戰爭片常用的手段營造“戰火紛飛”的場面，覺得不滿意，“灰太細了”。最終，劇組找到一個竅門：燒舊報紙。劇組將報紙點燃，悶成尚未燒盡的灰，再將紙灰揚起，“那種蕭條、破敗感一下就出來了”。整個拍攝，劇組燒掉近5噸舊報紙，以及用掉300多公斤煙油。
將寫實作為影片底色的同時，劇組還希望影片能透出一種詩意。寫實與詩意的結合，在結尾那場士兵衝橋戲中體現最為明顯。
這場戲中，士兵們已在四行倉庫堅守四日，打算趁這個夜晚，撤退到南岸的租界，但在撤退前，天空中出現了照明彈，日軍已做好準備攔截。
劇組使用的是真實照明彈。攝影指導曹鬱這樣解釋原因，“南岸就是生，北岸就是死。那我覺得必須詩意化，才能夠涵蓋人文色彩。我們用了很多照明彈，這個照明彈不僅僅是因為很難模擬，是因為這種閃爍，包括煙霧會讓人有一種命運的感覺，或者精神感。”
劇組先拿來軍隊使用的照明彈測試，亮度不夠。於是，劇組又找到瀋陽的一家軍工廠，定製加亮的照明彈，平均每顆成本8000元，一共製作300多顆。劇組沒有發射照明彈的彈筒，就用鋼索將照明彈懸掛在空中拍攝。
這場戲也是整個《八佰》拍攝中，最為困難的一場戲，拍攝長達一個多月。“這真是一個科研任務：要求下雪，要有照明彈，要求有炸點，要求所有人迅速地衝橋，又不能有影子。整個團隊開了幾天的會，去研究11台吊車7台曲臂車應該怎麼打，還要互相不打架等等，最終形成一個方案。”製片人朱文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2018年4月27日，歷經230天拍攝，《八佰》殺青。拍攝結束第二天，朱文玖在拍攝場地走了走，在現場碰見正在抽着雪茄的管虎。“終於結束了，太不容易了。”朱文玖回憶。
此後，在疫情穩定之後的2020年8月，《八佰》終於得以上映。得知影片定檔那天，製片人朱文玖正在丹東的劇組協調新片的場景搭建，收到管虎一條微信説，“你進屋一下。”朱文玖走到房間，管虎給他看了電影獲准上映的批文。朱文玖説了句“哥們兒，牛逼。”之後，兩人就又各自分頭去工作了，他們現在的工作，是在拍一部講述抗美援朝戰爭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