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樓鶯聲為誰啼?將妓院開在考場的對門，不愧為生意人一項精明的決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讀書人，常見的稱呼是“士子”。當時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數也少，他們口袋裏揣着銀子與詩稿。銀子和詩稿，這兩樣當然是好東東，是青樓大院最好的通行證。對妓院的老闆來説，有銀子的就是大爺，是活菩薩，故而其熱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將南極的冰雪都融化。而對青樓的妓女來説，她們多數是文學愛好者，因而面對滿腹詩文、錦繡文章的才子，便不時秋波暗送，做做佳人會才子的美夢。所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這都是青樓千古不變的真理。
舊時的考場叫貢院，尤以人才輩出的江南貢院為最。江南貢院的歷史非常悠久，屢經變遷。據史書記載，東晉丞相王導建議“治國以培育人才為重”，故立太學於秦淮北岸，是為江南貢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貢院正式建立，起初供縣、府學考試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鄉試與會試於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這裏仍留作鄉試考場。後經不斷擴建，至清同治年間已形成一座佔地三十餘萬平方米、僅考生號舍就達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成為明、清兩代蘇皖兩省的科舉考場。
明、清時代的江南貢院，相當於三個北京的故宮大，是中國最大的科舉考場，科舉時代共產生過八百多名狀元，而半數以上，都出自這個考場，眾多歷史名人如唐伯虎、鄭板橋、李鴻章等更是由江南貢院走上歷史舞台。在考生眼裏，貢院是他們通往富貴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因而每當開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紛至沓來。既然考生雲集，他們的吃住玩樂都要有人照應，這便給商人發財提供了機會，許多青樓、酒樓、茶館應運而生，而貢院邊上的秦淮河，也因為這些設施而變得嫵媚動人，形成“槳聲燈影連十里，歌女花船戲濁波”的一派繁華景象。
中國的士子與青樓有不解之緣，從古至今，關於才子與佳人的風流韻事便經久不息。從唐代開始，參加科舉幾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選擇，一旦高中進士，便意味着錦繡前程，因而需要慶祝，而向鍾情的妓女寫情詩，炫耀才華，是當時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件雅事。對於大部分“士子”來説，面對科考失意，無奈之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此時，醇酒佳人，又成為減輕他們落榜痛苦的安慰劑，所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鐵腕政策下，“士子”與青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設置妓院，稱大院，朱元璋親自為大院題寫對聯，作嫖娼的動員報告。他的上聯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風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話。 下聯是： 世間多痴男痴女，痴心痴夢，況復多痴情痴意，是幾輩痴人。 皇帝勸嫖倒也新鮮，只不過皇帝勸嫖的對象是“商賈之士”這樣的大款，美其名曰為國家增加税收。只不過皇帝的好意，商人並不領情，反倒是引得一幫官員文人趨之若鶩，以致每天下朝之後，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樓報到，形成一片百官爭嫖的“壯觀”景象。如此一來，官員每天的公務變成了談嫖論經，哪還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滿，為此下達了嚴厲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這樣的法令不可謂不嚴，但依然擋不住百官向青樓前赴後繼的勇氣，朱皇帝無奈之下，國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銷國營妓院，希望就此將官員“士子”嫖妓的惡習壓制下去。然而結果卻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國營妓院停辦，私營妓院卻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秦淮風月一時呈欣欣向榮之勢。
秦淮風月之所以興盛，當然與“士子”們的大力捧場有關，而“士子”們捧場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樓為士子緊張的考試生活提供了一個舒緩的空間。為防止作弊，中國古代科舉考試製定了嚴格的選拔機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據餘秋雨先生的《十萬進士》裏介紹，到了清朝，科舉制度已經發展到了頂峯，為防止作弊，考生們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滿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場檢查十分嚴格，有着嚴格的搜身。進考場前，兩列兵丁夾道搜查，頭髮都要打散查，衣服夾層都要摸過;盛食物和筆墨文具的是考場統一發放的竹籃，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無法夾帶入場;如果一旦發現夾帶，夾帶人將遭受毒打，捆綁在考場前石柱上示眾一月之久，並終身不得參考。進入考場之後，考場即封號柵，須等三天考完之後方才打開。
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動彈，一切吃喝拉撒，都在兩平方米左右的號房內解決。一旦天熱之際，號房內屎尿泗流，臭氣熏天，在這樣的環境下答題做卷，沒有驚人的毅力，是很難完成的。因而考場三天，對士子們來説不啻於蹲三天地獄，因而放榜之日，他們如釋重負，如獲重生，到青樓瀟灑便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
其次，尋找愛情與知音是他們涉足青樓的另外一個原因。既然是讀書人，對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們到青樓中來，主要是抱着尋求愛情與知音的目的，肉體之歡倒在其次。需要説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門在外，少則半年，多則數年，須忍受青燈墨卷與孤獨寂寞，故而特別希望遭逢“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遇，而現實又不是蒲松齡筆下的《聊齋志異》，有狐女與仙女以身相許，他們的理想只有在青樓實現。
此外，由於遠離家庭，又沒有家族的“監督”，不用擔心給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門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擔太多的道德負擔，這與當今社會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樣的道理。
還有青樓還為“士子”間的交朋結友切磋詩文提供了絕佳的“宴遊之所”。“士子”應試之餘，詩文酬酢，交朋結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結交幾個患難之交、詩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憑藉高中者的關係撈個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樂而不為呢?
雖然“士子”間貧富有別，有錢的公子可以攜家財萬貫，找高級的小姐作陪，住豪華套房，無錢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與地下室，但絲毫不會隔斷他們成為朋友的願望，這與《海上花列傳》中達官貴人與店夥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對“士子”來説，學問文章往往是衡量他們高低的主要標誌。一個腰纏萬貫的公子，如果胸無點墨，也會成為青樓小姐嘲弄的對象;而一個學富五車的窮書生，一樣可以憑他高雅的談吐贏得佳人的芳心。
因而在秦淮青樓裏，窮富並沒有絕對的分界線，富家公子因為想學幾句唬弄情人的詩句，反倒會有意與吟詞詠詩的書生結交，或許是為了沾幾分文氣吧!
進入青樓的“士子”，最大的願望是考場與歡場兩不誤。這一願望在杜秋娘《金縷衣》中得到應證：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前面兩句是勸年輕人珍惜時間，努力學習，科舉高中，功成名就;後兩句便有曖昧的味道，雖然一般人將其解釋為珍惜光陰，把握機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闆的派頭，恐怕用勸人及時行樂來解釋更為合理吧。
杜秋娘做過妓女，又做過王妃，後來又幹起老本行，當上妓院的老闆，大起大落之間，對人間的冷暖世態自然是深諳於心，再加上平日裏結交些讀書人，對他們的心思自然是瞭如指掌。 然而對讀書人來説，要做到考場與歡場兩不誤，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古代的讀書人，人生有若干願望，最大的願望莫過於“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而由於沉溺歡場，導致考場失意者，則比比皆是。
據俞樾《右台仙館筆記》記載，咸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個紹興書生，在考卷上大書一首七絕：“繡鞋踏遍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明月夜，樓頭偷佔一枝春。”旁人問他為何寫這等“淫詞豔句”，他只是搖頭不言。繳卷以後，同考的考生相互對答案，該書生對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試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門因為寫了淫詞豔句，違反了考試規則，故沒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為他惋惜，認為可能是在温柔鄉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試時都在做春秋大夢吧。
俞樾將紹興書生的落榜歸咎於“温柔鄉中失足”，但這樣的失足並不意外。就像開在小學旁邊的網吧會對小學生形成強烈的吸引力一樣，開在考場對門的青樓，對讀書人同樣擁有極強的誘惑力。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那一羣羣文弱書生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來時，面對秦淮河對岸的“芬芳羅綺，嘹亮笙歌”，他們真會默唸着 “非禮勿視”的孔子語錄嗎?
而對知識階層來説，不僅收穫了許多的樂趣，填補了內心的空虛，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種手段抒發了內心的憤懣，在嘻笑怒罵中完成對當權者的攻擊。如當時上海《中華新報》評論曰：“舉行花界選舉，社會中之心理約可區分為四類。
其一，謂民國總統未愜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選政。今借花國舉行酒杯壘塊，別有用意。其二，謂此次選舉皆屬行政部之官吏，民國不可無立法部之國會，擬於大世界選舉國會議員，即以野雞有被選資格而名之曰在野黨，以符名實。其三，謂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欄中人而明目張膽冒用總統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則澆風流播為害胡有底止。其四，則謂中國名分之説，為剝奪自由之惡魔，試觀外人日用之物，且襲用其國中偉人之名，並未以為褻，今以公名冠之於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説，二可減少競名之風，實為進化，而非退化。”
簡單歸納之，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兩種不同的社會心態：一派認為青樓選美是人們思想腐化墮落的標誌，以青樓女子而明目張膽冒用總統之名，簡直是褻瀆神聖，以下犯上。一派認為青樓選美正好表達對民國總統的不滿，因為他是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另外，青樓選美其實是對傳統的等級制度的反撥，代表了自由的呼聲。事實上，兩派觀點正反映出當時中國由舊入新過程中人們新舊思想的激烈碰撞。
青樓選美，最初是文人雅士們的業餘愛好，代表着風流文人們的審美趣味，雖然在這次活動中，許多人沉醉於青樓選美的喧鬧與夢境，然而事後看來，它終究是新生事物，頗領風氣之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