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觀點説，蔣介石年少英姿煥發，雖為小丈夫而厭糟糠，與髮妻毛氏反目，嫌隙頗深。加上受老師指導及性格剛烈，於婚後第四年進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學習軍事。翌年冬，東渡日本留學。年方20出頭的年輕人，寄居異國，形單影隻，何況是離開了老婆，聲色犬馬、云云霧霧的風流韻事就在所難免了。據當時畢業於日本振武士官學校的人士説，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期間，已結識避難於日本的孫逸仙博士。當時，清廷促請日本政府當局協助逮捕孫逸仙。基於外交利害關係，日本政府表面上是答應了，但暗地裏通知孫逸仙，並指派“黑龍社”的幫徒暗中保護孫逸仙。蔣介石便常到“黑龍社”的場所與孫逸仙會晤。據説，“黑龍社”僱用了一位年僅18歲而貌美的東瀛兄弟共侍一妻輪流過夜" href="/zh-hk/anecdote/TokHenGTJU.html">女子當用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蔣正是翩翩少年，兩人一拍即合，不久，便與蔣生下一男孩。當時中國的革命活動已如火如荼地展開，蔣接到了孫逸仙的訓令，又受到東瀛女子父母的阻攔，蔣介石不得不回浙江。於是，這位神秘的東瀛女子便如此這般與蔣介石勞燕分飛了。她在蔣介石的人生旅程中猶如一串泡沫。但是，該東瀛女子與蔣介石所生下的男孩是誰呢?宋美齡於1984年患重病時，蔣緯國於7月29日專程由台北飛往紐約探候。當時，台北戴季陶的兒子戴安國病情也很危急，蔣緯國在紐約僅停留一星期，就匆匆趕回台北。據海外傳言，戴安國本應姓蔣，也就是蔣介石與東瀛女子的愛情結晶，而蔣緯國則應姓戴，為戴季陶的兒子。民間人士也由“經國”、“緯國”、“安國”的字義來推敲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推敲並非毫無緣故。
還有一種觀點曾揣測，當年蔣介石於“二次革命”失敗後，與陳英士、戴季陶等人東渡日本“避禍”，在避禍期間，蔣介石與一位日本女士同居，後有二子，一名安國，一名緯國；一習文，一習武。安國過繼給戴季陶，交由戴氏原配撫育；緯國則由蔣介石攜回國，交由蔣氏侍妾姚冶誠撫養。故蔣經國、蔣緯國、戴安國三位，乃是一父所生，而為同父異母的兄弟。江南的《蔣經國傳》曾記載:到經國5歲這年，蔣家才再添丁，孩子取名緯國，生辰是10月6日。這個孩子的來歷，似乎誰都知道，又誰都説不清楚。一個比較可信的説法，他的母親是位穿和服的東瀛女子，是蔣介石在日本留下的愛情結晶。那位戴安國過繼給後來在廣州服安眠藥自殺的戴季陶。
關於蔣緯國的生母是誰，香港出版的《蔣緯國傳》(《廣角鏡》台灣問題叢書之一，李達編著)中的敍述較上述傳聞更為詳實。書中説:蔣緯國的生母是一位名叫津淵美智子的日本人。辛亥革命前夕，蔣介石、戴季陶、陳其美等人相繼赴日本留學，由此與津淵美智子結識。當年的戴季陶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美智子傾心相隨，兩情相悦的結果則是安國和緯國兩個兒子的先後降生。1916年，戴季陶攜美智子由日本回到上海。由於政局動盪，戴、蔣等人的生活奔波無定，美智子於1920年返回了日本。看到這裏，我們終於知道了那位神秘的東瀛女子的名字是津淵美智子。然而，在另一個版本的傳聞中，她的名字又叫“愛子”。
據《陳潔如回憶錄》説，蔣介石曾親口告訴陳潔如蔣緯國是怎樣和他結父子之緣的。蔣介石説:“幾個月前，當我正在環龍路44號我們總部的時候，門鈴響了，不是一次，而是有幾次。我開開門，想不到站在門前的是一位日本女士，手牽着一個小男孩。我和她彼此都認出對方，因為她是一位我在東京認識的舊友。我就請她進入客廳。‘你好嗎，愛子女士?’我問，‘你何時到上海的?請進來。我現在去叫戴季陶下來跟你見面。’這個婦人照日本習慣，深深鞠躬，説道:‘這個男孩子是戴季陶的骨肉，你看他樣子像他父親嗎?’我衝上樓梯，一步跨兩三階，放開喉嚨大叫:‘季陶!季陶!猜猜誰來了?愛子來這裏找你。她給你帶來了你的兒子!哈，哈!兒子來找爸爸!’我的快樂叫聲在整幢房子裏迴盪着。”
“戴季陶聽到我的喊聲，登時怔住了。愛子這個名字讓他受不了。他向我招手，要我輕輕進入他的房間，關起門來，小聲説:‘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頁已是明日黃花。當時我真個銷魂，但僅此而已。我不要再提過往雲煙。我現在自己有妻子有兒女，無法恢復跟愛子的關係，我不要看到她或這個孩子。所以請你務必想個藉口，趕快幫我請走她。告訴她我不在這裏，你説什麼話都可以，只要把她弄走。告訴她你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去哪裏可以找到我。’你可以想像我當時的窘迫之狀，於是我問他:‘你真的不要你的孩子嗎?他是一個很乖巧的小男孩!’戴季陶不耐煩地搖搖手，並且皺緊眉頭，不高興地説:‘我已有自己的家庭———兒子、女兒和老婆!我要愛子的兒子做什麼?我的那一段生活已經完結，你懂不懂，把她弄走!快點弄走!’我只有垂頭喪氣地下樓去，一直在想該用什麼藉口勸説愛子。我知道她是很好的人，因為在那段過去的時日中，她總是温婉、大方、和善。我想不該過分傷害她的感情，因此，我回屋後便向她説:‘愛子，我真是抱歉，季陶不在這裏，我也不知道他何時會來這裏。你願意留個話給他嗎?’我看見愛子面露苦色，差點哭出來。她沉默了一下，然後好像對自己説似的，細聲道:‘我此次來上海，當初決定錯了。我原相信那個男人的甜言蜜語，以為他真的愛我。這就是何以我忍受苦難，旅行來此，給他看看他自己的小兒子，我以為我們可以重拾從前的老關係，像當初分別時一樣。他的確在離開日本以前，這樣答應過我。如今我知道了我渴求歡樂重聚的美夢只是一場可悲的幻想。’她忍不住又哭泣起來。隨後我對她説:‘愛子女士，請不要責備自己。你只需保持耐心，事情將會好轉。’‘耐心?’她對我苦笑一下，然後瘋狂地痛哭流涕，説道:‘不要又騙自己又騙我了，他既然拒絕見他的親骨肉，這表示他不再要我們了。但是他不應該忘記他在日本革命的日子。他窮的時候，我把我的金手鐲、金項鍊都給了他，幫助他，而這就是我所獲得的報答。我信任了一個無信的男人，完全是我的過錯，如今我可以為我的愚蠢而哭了。’她望着窗外，藉以遮掩淚流，然後下了決心，對我説:‘蔣先生，請代我告訴他，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骨肉，我也不要。’她草草地吻了孩子一下，急速衝向門，開了門，跑上街道。我當時被她的突然動作嚇了一大跳，就趕出去追她。但是沒有用。她跑得好快，在霞飛路轉彎後，就失去了蹤影。我站在街上，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可以去什麼地方找她。這就是這個孩子的故事。那孩子既已無父無母，我就收養他做我自己的兒子，給他取名緯國。我已同福梅及姚氏商量好，由她們輪流照顧這孩子3個月。”
8歲的緯國與蔣介石的合影
1989年初，一些報紙刊出《蔣緯國首次公開談身世，姓蔣姓戴仍是謎》的報道，説蔣緯國表示“對自己究竟是蔣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謎，迄今亦無法證實”，並“希望能多找點資料弄清楚”云云。“蔣緯國是蔣介石領養的戴季陶之子”，這是民革奉化縣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毛炳嶽先生親聞當年教蔣緯國養母姚冶誠學文化的陳志堅大姐説的。她還説，只因蔣介石對緯國視若己出，自家人諱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為人知。陳志堅，浙江奉化人，一生獨身，1984年初逝世，終年90歲。她生前談到蔣家的事，如數家珍，對蔣緯國的身世一清二楚。陳志堅的叔父與蔣氏一家為世交，晚清時，她在奉化作新女校與已婚的蔣介石髮妻毛福梅是同學。以後，陳志堅畢業於湖州育嬰師範。1913年，蔣介石在上海納姚冶誠為妾。當時袁世凱竊據了民國政權，革命黨人處境惡劣，蔣介石便攜姚氏回故里奉化溪口居住。因姚氏出身寒微，未曾入過學，蔣介石乃聘請年僅20的陳志堅為家庭教師，教姚氏學文化。那時蔣家住的是二間一弄祖遺老屋，姚氏與婆母王採玉同房，住在後半間；陳志堅與毛氏同房，她們原有同學舊誼，此時食宿與共，更為親熱。陳在蔣家斷斷續續生活了10餘年，姚氏移居縣城、寧波、上海、蘇州，都隨同為伴。她曾説:“蔣不常在家，要我伴同姚氏生活，是別有用意的。”她還常説:“我於民國二年初到蔣家時，毛氏所出的經國剛4歲(1910年生)；後來看到蔣介石領了緯國回鄉交姚氏撫養，緯國也是4歲(1916年生)。”當年講歲數一般算虛歲，可見緯國到蔣家是1919年的事情。
至於蔣介石為何領養戴季陶之子，其中又有原因。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戴季陶、蔣介石等遭到通緝，被迫亡命日本。在此期間，戴與一個日本女子同居，生了一個兒子。1916年袁世凱死後，政局發生變化，革命黨人紛紛回國，戴、蔣也回到國內。1919年，與戴同居的日本女子帶了4歲的兒子來到上海投奔戴。陳志堅説，戴妻鈕有恆是大家出身，精明能幹，也以“河東獅”著稱，戴季陶素來懼內，一見日本女子來了，生怕鈕有恆知道，家庭就要鬧得天翻地覆，不堪收拾。出於無奈，他拿出了一筆現金，婉言説服日本女子回國，但女方不願意把兒子帶走。戴季陶知道，兒子留在自己身邊，還是遲早要被鈕氏發覺，但一時又苦於無安置之計。此時，蔣介石也常來上海，當他得悉戴季陶正為此事十分為難，便欣然説:“我只有毛氏生的兒子經國，你如願意的話，就把你的這個兒子送給我，我帶到鄉下交與姚氏撫養，就算是她生的。”蔣介石此言，正是戴季陶求之不得之事，他當即稱謝照辦了。當時蔣母王氏還在。蔣介石把這個兒子帶到家中，與母親和妻妾説明原委，商定對外只説是姚氏生的，取名緯國，小名建鎬。王氏婆媳對有些至親和生活在一起的陳志堅並不隱諱內情，只要求他們心照不宣，所以長期以來，外界多不知底細，緯國當時年幼，自然無從得知真相。緯國相貌漂亮，天真活潑，蔣介石對他十分鐘愛，每從外地回家，一見緯國就連喚“囝囝”。抱着親吻，外出遊玩時常讓他騎在項頸上。早年，蔣介石對兩個兒子曾有“經兒可教”、“緯兒可愛”的評語，並記之日記，真可謂“知其子者莫如其父”了。陳志堅與姚氏、緯國一起生活多年，並教過緯國識字讀書，當時經國喊她“姨媽”，緯國也喊她“姨媽”，這些事，緯國一定還記得。陳生前還説過，住奉化縣城時，緯國曾入培本幼稚園讀書，緯國想必也不會忘記的。陳志堅訴説蔣緯國的身世之謎，基本上是屬實的。根據蔣緯國的説法:他是國民黨元老、前考試院長戴季陶的兒子，真的與他有血緣關係的兄長，是前“中信局”駐歐代表戴安國。而蔣介石是他的“義父”，蔣經國則是他的“義兄”。由於蔣緯國不是“蔣氏家庭”的成員，所以從一出生開始，就一直是宮廷中相當“尷尬”的人物。
至於説蔣緯國、戴安國均是蔣介石之子，戴安國是過繼給戴季陶的這項傳聞，根據蔣緯國的説法，這是錯誤的:事實上，戴安國是戴季陶與一位中國婦女所生，交由鈕有恆女士撫養；而蔣緯國卻是戴季陶東渡日本後，戴氏與一位東洋女友所生，過繼給蔣介石，稱蔣氏為“義父”。所以，當蔣緯國論及與戴安國關係時，他説:“我與安國，情同手足，血濃於水。”這句話，證明了蔣緯國與戴安國的關係乃是同父異母的兄弟，蔣緯國是戴季陶的次子。蔣緯國為何過繼給蔣介石呢?蔣緯國僅説他從小稱蔣介石為“義父”，沒有細説。蔣緯國雖然不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但蔣介石視如親子，故修在譜中。蔣緯國到溪口後，受到蔣家的撫養、愛護，不亞於蔣經國。他稱王太夫人為祖母。蔣介石對蔣緯國視如己出，蔣緯國對父親的感情也極為深厚。蔣緯國只要説想父親，蔣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邊。人們看到蔣介石把蔣緯國抱在懷裏，有時讓他騎在自己的肩上，十分親暱。和對蔣經國一樣，蔣介石對蔣緯國的教育是很嚴格的。
蔣緯國在成為蔣介石的“義子”前，據蔣緯國説，他從1歲到5歲期間，一直寄養在上海朱姓和邱姓的親戚家中，與戴氏家人常有往來。蔣緯國過繼給蔣介石後，隨蔣介石回家鄉奉化溪口，由姚冶誠女士領養，稱姚氏為“養母”。後入“奉化縣試辦幼稚園”就讀，才享受正常家居生活。當時，蔣介石長年在外，家中人口僅有王太夫人、毛福梅、姚冶誠及蔣經國等人。蔣緯國5歲半那年，王太夫人過世，蔣介石攜經國、緯國兩子赴寧波，就讀於當地小學。8歲那年，蔣緯國與蔣經國入上海萬竹小學，跟蔣介石的新夫人陳潔如生活在一起。因此，陳潔如成了蔣緯國的“庶母”。9歲，他又隨陳潔如遠赴廣州黃埔軍校，住在蔣介石的官邸。10歲，蔣介石誓師北伐，將陳潔如與蔣緯國留在他身邊，可知蔣介石對蔣緯國的鐘愛非比尋常。11歲，國民革命軍到達江南後，蔣介石與陳潔如宣告仳離，將蔣緯國託養給吳忠信，拜吳忠信夫婦為“乾爹”與“乾孃”。此後蔣緯國進入蘇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就讀，並由吳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帶到蔣緯國束裝赴德國留學為止。在這期間，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使蔣緯國在生活上又多了個“繼母”。蔣緯國於蘇州求學期間，結束了他幼年的遷居顛沛，也不時與戴季陶相互往來，使他體驗了另一種生活的情趣。此後，他中學畢業，進入東吳大學理學院物理系選修學分，併到文學院政治、社會、經濟學系旁聽有關課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變”後，蔣緯國接受蔣介石的建議，攜帶朱家驊介紹函，遠赴德國研習軍事。歐戰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陸軍航空戰術學校受訓，並至美裝甲兵訓練中心研習裝甲戰術。1940年底，他回國入西北軍胡宗南麾下擔任步兵營少尉排長，開始往返重慶與潼關之間。此時，與西北豪富石風翔之女石靜宜小姐結為連理，由蔣介石與宋美齡主婚。抗戰勝利後，他在蔣介石及何應欽、邱清泉等將領的提攜下，以不到33歲的年齡，出任少將裝甲兵司令兼參謀長。由於蔣經國曾赴俄留學，與其父失和，蔣介石對少年緯國的垂愛，
遠超過蔣經國。蔣介石對蔣緯國的“視如己出”，贏得了蔣緯國非常濃厚的“崇敬感受”，歷久不衰。可惜“好景不長”，1949年底，國民黨大潰敗前夕，蔣緯國生父戴季陶故世於戎馬倥傯之際，蔣緯國未能隨侍在側，且因戴季陶身逝，使蔣緯國失去政治支柱。故而，蔣介石遷台後，冷落了蔣緯國，並限制了他在軍系的發展。但在父子情分上，蔣介石仍然給了蔣緯國許多關懷。宋美齡對蔣緯國更是愛護有加的，她一直將蔣緯國“視如己出”。
至此可知，蔣緯國不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這是確定無疑了。但根據中國傳統文化，過繼之後隨養父姓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姓氏本身不過是個符號而已。
1996年，在蔣緯國邁入80大壽之際，他終於為歷史補白，一了宿願，道出他的身世之謎，因此揭開了往年神秘的面紗。下面是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片斷，這是蔣緯國接受《聯合報》記者汪士淳近40次採訪整理而成的，為了保持本來面目，這裏截取部分精彩內容:
民國肇始，正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民國元年1月14日，“中華民國”成立了還不到兩個星期，就發生了一件大事———光復軍司令陶成章於凌晨兩點鐘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所住的病房內，被槍殺身亡。槍殺陶成章的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那年他26歲，是滬軍第五團團長，他刺殺陶成章，主要是認為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任務完成之後，蔣介石先是隱藏在上海法租界裏，不久之後就避難日本，但不到一年就回國，此時刺陶風頭已過，他暫時回溪口老家。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於民國二年7月發動，蔣介石也參加了革命，不過革命在8月13日徹底失敗。他先和陳其美匿跡上海租界，隨後因為袁世凱政府追捕甚急，民國三年又逃亡出國，於9月1日抵達日本。在日本的這段時間，他和留日學法政的學生戴季陶共租一屋。戴季陶當時已與鈕有恆成婚，並且得子安國。蔣中正這次在日本停留兩年。民國四年秋天，袁世凱稱帝，孫中山命陳其美在上海策動肇和軍艦起義，發難討袁。蔣介石也參與戰事，但仍然失敗，他隨即又潛匿上海，這回就沒有再避難東瀛。蔣介石在日本與戴季陶共居時，戴季陶結識了當地的護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懷孕了，並且於民國五年10月6日產下一子，這個兒子便是蔣緯國。蔣緯國的生母，外界一直傳言是名為津淵美智子的日本女子，其實不是，金子生下蔣緯國幾年就過世了。蔣緯國正如外界所知，幾乎是生下來就成為蔣介石的兒子。當初何以如此，據瞭解，主要是因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鈕有恆性情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軌的話，就要鬧翻天了。所幸雖然同在日本，這段露水姻緣總算保密到家，鈕有恆始終不知道有重松金子這麼個女子。戴季陶很容易地就瞞着她，和好友蔣介石説好，由蔣認子。胖男娃一生下來，就由對中國很熱心的日本人山田純太郎帶回中國，在上海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把嬰兒取名為緯國，與在上海結緣的夫人姚冶誠一起撫養。1953年，蔣緯國原配石靜宜過世，他的心情極為低落，父親派他赴美進修。據瞭解，途經日本時，蔣緯國在東京找到山田純太郎，終於知道生母的最後去處。當年把他抱到中國的日本老人告訴他，其生母死後下葬在東京近郊的青山公墓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東京遭到了大轟炸，原有的墳墓已經被美機炸掉。山田沒有陪蔣緯國到墓園，不過青山公墓很好找，因為東京市區戰後發展迅速，現在公墓周圍已成市區。這位裝甲兵少將司令很容易地見了生母埋身之處。只是，墓址猶在，卻無任何生母遺蹟，原址已改葬他人。生母生時無緣見面，死後連屍骨都無處可尋，對於蔣緯國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他只能在這處曾經葬過生母的墓園裏，哀思這位今生無緣讓他盡孝的異國親生母親，然後悵然離去。以後，每當他踏上日本國土時，青山公墓便成為他必然造訪之處。對於自己的身世，蔣緯國一直不願證實些什麼。身為敏感的蔣氏家族一員，再加上覆雜的政治現實，使得他不得不在1989年1月參加戴季陶百年冥誕紀念會之後，在一次演講中以73歲之高齡，對外“徵求真相”，以解他的身世之謎。然而當外界提供了許多當年的資料後，他仍然沉默。這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及宋美齡待他猶如親子，他感念此恩之故。
由山田純太郎帶到中國的胖娃一入蔣家，對於做父親的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個好名字。當年蔣介石為經、緯兩子取名字時，有段不為外人所知的有趣經過。蔣緯國還沒有向蔣家“報到”之前，蔣介石為長子取的名字不叫“經國”，而是“國金”，這是因為當時鄉下地方，取名並不講究。從日本來的娃兒一到，蔣介石就要再為取名字傷腦筋了。就家譜來講，這一代是“國”字輩，既然老大是“國金”，那麼老二當然得是“國銀”了。可是蔣介石當時已經不比昔日，雖然年紀尚輕，才30出頭，但是已成為革命黨中的重要成員之一，而且見識亦廣，“國金”、“國銀”未免太俗氣，是顯而易見的。他先是想到把兩子的名字配為和“金銀”同音的“經營”，也就是長子名改為“國經”；次子名為“國營”。但是“國營”顯然不大對勁，幾經考慮之下，他就想到“經緯”兩字，這兩個字氣勢很好，如此長子是“國經”，次子就是“國緯”。不過念着念着總覺得“國緯”太靜態，最後他靈機一動，乾脆把兩子的名字都倒過來，“經緯”兩字放中間，“國”字放在後面，這樣“經緯”成為動詞，“經國”、“緯國”兩個氣度恢弘的名字於是出爐。
1917年，才1歲左右的蔣緯國在這年8月生了一場重病，小命差點不保。那時，蔣介石與姚冶誠帶着幼子住在上海陳果夫家的閣樓上。有個晚上，一陣穿堂風颳過來，幾扇窗子突然關閉。此時蔣緯國開始哭鬧不休，並有發燒現象。起初，蔣、姚兩人以為是受到驚嚇造成的急驚風，但還是請來當時在上海挺有名氣的日本醫師看看。這位醫師診斷，蔣緯國得的是腦膜炎，傳染源可能是蟑螂，不過醫師沒能把病治好，病情看來似乎愈來愈嚴重，兩人一籌莫展。陳果夫的妻子眼見蔣介石及姚冶誠整天在閣樓上抱着孩子，就對他説:“你們兩個人究竟是來革命的，還是來抱孩子的?成天躲在閣樓上就曉得抱小孩，抱得活嗎?孩子交給我，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沒法子，只好聽天由命。”蔣、姚聽從吩咐，將兒子交給她。“我母親日後告訴我，那時我幾乎是奄奄一息，果夫夫人認為父母親只懂革命不懂孩子，把他倆‘趕’出去之後，就自己去想辦法，”蔣緯國談到這段童年往事，不禁莞爾，“果夫夫人也是個三腳貓土郎中，她到隔壁中藥房抓了服‘金老鼠屎’，這種藥和普通的‘老鼠屎’藥都因為外觀是米粒狀，有些像老鼠屎而得名，‘金老鼠屎’的藥量多了一倍，並且用金紙包起來，通常這種藥是解毒用的。”蔣緯國病重，果夫夫人死馬當活馬醫，以成人用量的兩倍喂孩子吃，第二天症狀就減輕多了，並且停止哭鬧，非常有效。再服了幾天正常劑量，病就完全好了。不過，日本醫師繼續為蔣緯國看病，並且投以西藥。醫師特別囑咐，孩子以後求學，凡是與計算或思索有關的，在初中以前不可超過一個鐘頭；在高中以前，不可超過兩個鐘頭。讀完高中以後，因為腦子完全長成，就沒問題了。遵從指示，對於蔣緯國而言並沒有什麼困難:“我小時候一向聽話守紀，所以年齡比較大之後，聽母親這麼講了醫師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一直到高中畢業才停。”日後證明，他並沒有因為這場大病而使腦子受損。
蔣介石年輕時看待經緯兩兒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經國幼時木訥畏縮，甚難討父親喜悦；緯國則是聰明伶俐，而且自懂事起，就能自我約束———“調皮不搗蛋”，所以很得蔣介石的歡心。在戎馬倥傯之際，蔣介石每當心情煩悶時，見着次子，逗樂耍鬧幾番，總能一解其憂。蔣緯國記得，小時候父親在家時，常讓他騎在脖子上，口中“囝囝，囝囝”親暱地叫個不停。日後對中國現代史有着根本影響的蔣家，大概在這個時刻最接近一般尋常人家了。如今邁入80歲，也歷經幾番人生風雨的蔣緯國，仍然覺得“調皮不搗蛋”就是他重要的人格特質之一。
1920年，蔣介石帶着姚冶誠母子回到溪口。王採玉有嚴重的氣喘病，蔣介石要姚冶誠侍奉母親。浙江溪口是個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築，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於此。而蔣家住在下街，經緯兄弟幼時的名字，一為“建豐”，一為“建鎬”，此屋也就名為“豐鎬房”。當年的溪口鎮上街經營玉泰鹽鋪的蔣肇聰過世時，名為“周泰”的次子蔣介石僅9歲。同父異母的哥哥蔣周康雖然過繼給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親王採玉厚道善良，仍然決定把遺產分一份給他。
在蔣緯國的印象裏，姚夫人回到溪口後與毛夫人相處並不融洽。毛福梅雖然不為蔣介石所喜，但是並沒有就此離開蔣家，因為王採玉也需要服侍，就讓她住在豐鎬房後面的一間小房子裏。“我母親帶我回溪口家裏之後，祖母當時病得很嚴重，整天躺在牀上，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親便把毛夫人接到家裏住，沒想到她反而要我們母子住到柴房裏去!”蔣緯國回想當時情景:“柴房不大，一個角落養了幾頭豬，另一個角落堆着稻草，我們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鋪的是稻草，上面蓋的也是稻草。”他説，稻草裏有許多跳蚤，他和母親被咬得渾身是紅點，母親是大人還抵受得住，他則沒多久就病了。換個環境成為必要的考慮。蔣周康家條件很好，不過，蔣介石把母子倆從上海帶回溪口，臨走前曾經吩咐姚冶誠:“不管家裏再怎麼苦，你們不可搬到大伯那裏去!”蔣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為大伯家裏富有，他雖窮，但仍不想依賴哥哥。不過蔣緯國病得不輕，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堅持下，蔣緯國終於住到蔣周康家裏，並且在上海就醫。
1922年，姚冶誠帶着稚子搬到寧波。和溪口比較，寧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倆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牆弄引仙橋，租到一棟相當大的樓房。這棟樓房是凶宅，已經有一段時間沒人住，但是那時蔣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進去。
對於哥哥，蔣緯國的心情可以用“敬畏”兩字形容———既敬且畏。蔣緯國覺得哥哥的心志堅定，處事平穩，富正義感，且頗具才幹，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對於自己又有所算計，且掌握了政治網，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時，幾十年來與哥哥相處的方式，就是避免起衝突，哥哥説什麼就是什麼。包括湖口事件在內，他自己覺得有什麼來自哥哥的委屈，是從來不向父親提起的。但經緯兄弟之間的個性又實在差異太大。蔣經國的領導及識人能力很強、深具正義感而嫉惡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內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過世之後，從親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傳出來的。而蔣緯國則是外向、爽朗、幽默、易與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異，應該和幼年的際遇及青年時期出國進修的環境有關。蔣經國並未受到蔣介石的疼愛，有時甚至在威嚴的父親面前怕得發抖；而蔣緯國則自幼聰明伶俐、善解人意，成為蔣介石憂煩之時的安慰。
蔣經國隨後於16歲赴俄留學，在俄國的12年間，物質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學到了不少東西；而蔣緯國則赴德留學，在德國獲得正統的普魯式軍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環境下，習得歐洲優雅的風度。兩人的際遇不同，日後的表現自然也就分道揚鑣，連生活態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蔣經國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時，常常是夾克配西褲；飲食方面，外出時經常是路邊攤，在家則是幾樣百吃不厭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則下頓再吃。而蔣緯國則是重視儀表，懂吃會喝，十分歐化。蔣經國在留學期間養成吃苦及節儉的習慣，再加上曾經受到共產主義教育，對於財產方面的看法及處理上就有所影響。他自己不置產，也厭惡別人置產，認為這與品德操守良莠有關，特別是高級官員，有幾位身居要職的官員因為購置了較為寬敞的房舍，結果因此去職。而蔣緯國的生活態度則是，只要能力負擔得起，他寧願享受較佳的生活品質。所以在台幾十年來，他幾次換房子，房子愈換愈大，最後在台北市溪山裏至善路蓋了棟不小的房子。據蔣經國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員指出，蔣經國對弟弟這棟房子曾表示“不以為然”。
兄弟的個性差距如此的大，也就成為親情上的另一種障礙。“其實我和哥哥基本的人生觀就有很大的不同。”蔣緯國敍述他們兄弟之間，在處世態度上就有根本的差異，“哥哥認為應該是‘為工作而生活’；而我則是‘為生活而工作’。”蔣緯國在蔣經國在世時，曾經談過如此觀念。有人因此來問他，指出他這個觀念，和他哥哥所言完全不同。蔣緯國回答，他相信哥哥“為工作而生活”的觀念，應該是自我勉勵，以激發鬥志，但站在人類文化的角度而言，應該是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須工作。
1988年1月13日中午，前一天還正常上班的蔣經國突然在家中大量吐血，醫師搶救無效，就此離開人世。由於事出突然，沒有一個親人隨侍在側。蔣緯國是哀傷的，這輩子除了父親，受哥哥影響最大，他始終以服從之心以待，卻未曾受到哥哥信賴。但終究相處了幾十年，即使哥哥防他，親情仍在。如今霎時天人永隔，面對已無氣息的遺體，他突然為哥哥感到難過，因為哥哥生前在山之巔，難以覓得可以分憂的知己；死時，走得又是那麼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