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他們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這是英國人赫德《中國見聞錄》裏的記述。如果不加上時間背景,讀者的眼前定會由此出現一幅繁榮大國的美麗畫卷,而實際上,那是一個悲慘世界——他所説的,是行將就木的晚清。
一百年前,國儘可欺的清國嚥下最後一口氣,然而,即便是臨死之前,它在攜“中華之物力”上,仍還留有“餘地”。清在入土的1911年,其經濟總量仍保持在世界三甲行列。換句話説,它不是窮死的,而是病死的。富甲世界卻國儘可欺,腰纏萬貫而不堪一擊——此乃中原經濟大國的常態。提及富甲世界的中原大國,首先還輪不到百年前的清,而要更遠追溯到千年之前的宋。
以下數據屢見今日網絡報端:宋朝經濟最頂盛的時候佔世界經濟總量百分之八十。中國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創造了80%的經濟奇蹟。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總人口不下200萬。這些數據,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學界公認。如果上述經濟總量記錄屬實的話,哪怕是一半屬實,那麼這個中原國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稱號。而關於中國的東京(開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這一説,鄰國日本倒提供了考證。日本首都原為京都,江户時代遷都江户,並將江户更名為“東京”,這多少算是豔羨宋都的“東京情結”,此情結亦可佐證中國開封乃中世紀“世界都城”也。
一個JDP上億兩的經濟大國,對於周遭JDP數十萬兩的“野蠻部落”而言,簡直是“天上人間”。按理説,這樣的經濟文化大國,應該超越大唐,引得“八方來賀”。然而,宋中國的“國際地位”卻是一塌糊塗——不是“八方來賀”,而是“八國來攻”。“經濟大國”被三個“敵國”包圍——西党項,北契丹,東女真。這三國,比起宋來,很窮甚至很小,但卻敢主動攻宋。世所共知,北宋奉行“金錢外交”,是中原王朝中“最不敢樹敵的朝代”,這樣到處送禮的經濟大國為什麼換不來“朋友遍天下”、反倒四面楚歌呢?
許多史學愛好者都認為,北宋不敢樹敵卻四處是敵的原因,是經濟發達而軍事削弱,是“崇文抑武”的國策削弱了軍隊戰鬥力,而“崇文抑武”的實質是什麼?很多人沒有深究。其實,一個國家軍隊戰鬥力如何,不是由軍隊的人數武器決定,而是由功能決定的。“崇文抑武”的實質是“重安內輕攘外”,以嚇唬百姓、“安內”為主功能的軍隊,怎麼會是專打硬仗的虎狼之師的對手?
宋朝皇帝是怎麼應對侵略者的?他們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錢辦大事,用金錢換和平。對“弟弟”契丹,在取得勝勢的情況下,宋真宗還痛快地答應每年給10萬兩歲幣銀,就是因為10萬兩歲幣銀甚至佔不到北宋年財政收入的1%,的確是個“小意思”。然而,一味算經濟賬的宋皇們留下一個致命遺患——精神虛弱。經濟損失不大,精神損失不小。他們的金錢外交等於向周邊鄰國發出“精神示弱”信號——不管誰來打我,無論你輸我贏,最後都是我掏錢“交朋友”。如此,對周邊國家而言,攻宋是個光賺不賠的買賣,何樂不為?因為只算經濟賬不算精神賬,所以兩宋中國出現了民族精神的斷層,秦漢以降“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原生態漢魂消亡,乃至雖然到處送錢,但還是在周邊小國面前都抬不起頭。
自宋起,“國富民弱不禁打”成為外敵的“中國印象記”,也成為他們一再喜歡對中國下手的主要原因。後來,一衣帶水的日本崛起後,雖然也攻過俄國,但最喜歡的還是頻繁拿中國“開刀”。為什麼?就因為中國是個體弱多病的富農,對外送款大手大腳不差錢。日俄戰爭,日本雖然打贏了,但從物質財富上,沒佔到什麼大便宜。所以,日本一再對中國發動戰爭,從對清國發動甲午戰爭,到對中華民國發動全面戰爭,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戰勝中國,一舉成為“世界暴發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