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説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黨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着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統一的信仰。他説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説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着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僱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僱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説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説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着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徵，(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説，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説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説：“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説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説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説，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説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説，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説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着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説，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説：“‘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着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説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着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説，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説，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敗。”“北方的土話説：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黴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説，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説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説：“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説三個詞：死幹、硬幹、快乾。大夥兒也不愛聽，閒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衞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着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説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譁’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警察都跑了，什麼警衞，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警察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説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警察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着呢，警察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警察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説：‘我證件扔馬桶裏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黨在這樣一羣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裏?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説：“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説，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説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説，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卹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卹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卹，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説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説：‘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説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卹?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卹，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説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説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説：“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説，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着，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説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説，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復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説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吶。”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於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於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説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説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説：‘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説：‘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説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説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説，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説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説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吶。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説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説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説，先説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説，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説得特別有意思，他説呀，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説，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説，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説，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説，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