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網友又開掛, 見識下什麼是最高利用率的停車場!

　　1.粑粑，我要跟你一起巡邏，保證不哭不鬧！

　　這是發生在武漢2號線中山公園地鐵站內的一幕

　　一個小男孩正有模有樣地跟着特警爸爸“巡邏”。

　　“粑粑，我要跟你一起玩！”“寶貝兒，快跟媽媽回家！”“不要，我要陪粑粑一起巡邏，保證不哭不鬧”

　　原來，孩子在家中鬧着要找爸爸，

　　妻子本想帶他來看一眼，

　　孩子卻不捨離開，才有了這有愛的一幕。

　　2.聖上，我真的沒奶啊~

　　這他媽就尷尬了！

　　好羞羞，我是粑粑，不是麻麻

　　被貓咪非禮了怎麼辦？

　　在線等，挺急的

　　算了，不知道應該開心還是難過呢

　　3.喝醉後還有這神功？厲害了，酒鬼！

　　安徽蚌埠，前幾天的一個半夜

　　交警在執勤的時候，

　　迎面過來過來的一輛車驚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車頂卻站着一個人，而駕駛室裏卻沒有人

　　難道這是最新的無人駕駛？

　　監控記錄顯示，在無人駕駛車行駛的過程中

　　車頂的小夥還手舞足蹈唱着什麼

　　（難道是鳳凰傳奇的月亮之上？

　　後來據調查，車頂小夥屬於酒後醉駕

　　另外交警還解釋，這個車是自動擋的，

　　他把剎車和油門都鬆掉之後，車處於怠速狀態，

　　車開到前進擋，會有一個緩慢滑行。

　　目前小夥已被刑拘，也將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訴

　　哎，自作孽不可活啊

　　4.印度網友又開掛，見識下什麼是最高利用率的停車場！

　　為了節省空間，

　　這個印度人是這樣安置他的鈴木Alto的

　　嚴絲合縫

　　再也別抱怨沒有停車位了

　　學學吧。

　　原來夏天是這樣拍戲的

　　不打籃球可惜啦！

　　鄧紫棋的衣品一直是那麼特別

　　公司抽獎抽到Iphone7~

　　今天終於見識到了傳説中的女司機！

　　請問大神我這銀票應該上哪去取現？

　　世界欠你一座奧斯卡

　　小胖子從小就有大哥範兒

　　原來彈夾是這樣快速填裝的！

　　這到底是圖個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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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意神”：最後一張真想替他爸媽削他

　　網友“U106403274”：鄧紫棋的胸？

　　網友“U161705333”：天地銀行

　　網友“一二三”：鄧紫棋我看到了一個大大的%

　　(2017-09-04)

　　見識過這家老少男女，阿城説：真是目瞪口呆

　　2017-08-28

　　理想國LIVE

　　關於台灣的“朱家”，很多人都寫過他們的故事，為這個文學世家所驚歎，其中作家阿城的一段話主頁菌印象深刻：

　　朱家一門兩代三人都是好作家，這在世界上是少見的，如果沒人能舉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説這在世界上是僅見的……我有時在朱家坐着，看着他們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

　　但其實阿城的話雖好，仍只説了一半。他沒説出來的一半是：朱家客廳是半個世紀的台灣文學現場，甚至比之當年林徽因的客廳，更為熱鬧，而他們創辦的三三集刊，他們一家與張愛玲和胡蘭成的一段因緣，都成為影響日後台灣文學和文化的一段重要歷史。

　　《三十三年夢》是朱天心的一部往事追憶錄，以京都為地景，回憶三十三年來天心與家人、友人一次次到京都漫遊的旅程，亦是在蕪雜的回憶裏漫遊，串起台灣文學風景與社會變遷。

　　今天微信分享的文章，來自朱家的一個“迷妹”，從自己去台灣朱家“朝聖”的一段往事説起，説這個傳奇世家，説《三十三年夢》裏外的故事。

　　穿越京都地景，三十三年文學回憶錄

　　文 | 黃平麗

　　本文首發“正午故事”（id:noon-story）

　　我想起六年前台北辛亥路的山坡巷子，那時我是朱家迷，揹包裏揣着一本三三書坊出版的《擊壤歌》，循着書中舊址，景美老房子，一棵桂花樹，只為看一眼三三少年們當年辦刊物的所在，追想一段舊年華。正閒閒地走，遠處一隻貓咪走過來，圍着我打轉。我覺得親切，蹲下身逗它，這時天心從一扇門裏走出來，對我笑着説：它叫小翼。

　　至今我還記得那一場意外又唐突的造訪。天心知道我是從山東來的讀者，在陽明山讀書，很熱情地請我到家中坐。於是我跟她走進朱家客廳，聽她講三三往事，見到鶴髮童顏的慕沙阿姨，喝了她特意泡的金花茶。慕沙阿姨慈祥開朗的笑容，有種不識愁的豁達，真和書中寫得一模一樣。

　　牆上是天心父親朱西甯的畫像，還有胡蘭成的書法“江山入夢”。天文二樓書房的窗前，就是當年胡蘭成住的隔壁院落。吃飯的時候，隔牆喊一聲：“胡爺，吃飯啦！”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那一次短暫的見面，天心眼睛明亮一如《擊壤歌》裏十七歲的小蝦，她真誠回應我——一個莽撞陌生讀者的提問，關於三三當年，因何解散，關於寫作近況，台灣文壇種種，都耐心解答。不大的客廳，十幾只貓咪自如地休憩遊走於各個角落。我奇怪這個小客廳，怎麼容得下當年川流不息的訪客，半個台灣文壇的高朋滿座。

　　那天的談話，顯露往事的冰山一角，許多線索，天心欲言又止，五六年後，她從三三的餘燼寫起，把往事全部寫進“一封長長的家信”——《三十三年夢》。而彈指一揮，從一九七七年眾人辦三三至今，已經四十年了。

　　左：《擊壤歌》三三書坊初版，1981年；右：《擊壤歌》理想國簡體中文版，2016年

　　朱天心和她的貓

　　1.“家，是用稿紙糊起來的”

　　在台灣，朱家是文學世家，一家三代隱居在台北辛亥路山坡巷子的老房子裏。

　　朱西甯是小説家，張愛玲心目中“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裏的小兵”；妻子劉慕沙是日文翻譯家，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的譯者；朱家三個女兒，“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灣最好的文學家”。此乃大陸的小説家阿城語。

　　天文的才情極高，長篇創作有《荒人手記》《巫言》，是王德威筆下的“張派傳人”。她還同時是侯孝賢的御用編劇，寫出電影《悲情城市》《風櫃來的人》《最好的時光》等原著劇本。

　　天心十七歲寫出《擊壤歌》，一戰成名，那是一九七七年，出版頭五年在台灣銷售三十萬冊，而後年年再版，成為“印鈔機”，是台灣好幾代青年的青春聖經。

　　《擊壤歌》裏的宜陽，後來成為天心的先生唐諾（本名謝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評論家、好編輯。

　　天心和唐諾的女兒謝海盟，那個侯孝賢筆下在動物植物世界裏自得其樂的“大地之子”盟盟，如今已成為電影《刺客聶隱娘》的編劇。

　　一家人都是自由寫作者，除了唐諾曾在出版社就職，其他人都沒上過班，靠稿費維持最簡單的生活。因沒有書房，天心一家三口每天到咖啡館“上班”，坐固定位置寫作。唐諾不用手機，天心找他，打電話到咖啡館説“找那位大鬍子作家”。

　　左起：朱天文、劉慕沙、朱天衣、朱西甯、朱天心

　　天心唐諾結婚照

　　天心和謝海盟

　　阿城説：“（朱家）在世界上是少見的，如果沒人能舉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説這在世界上是僅見的……我有時在朱家坐着，看着他們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為朱家有一股子傲氣（他們實在有傲氣的本錢），就錯了，樸素、幽默、隨意、正直，是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作家楊照也曾談及一段往事，八〇年代初，還在台大歷史系讀書時期的他，放學後騎着腳踏車沿着舟山路走，穿過辛亥隧道以後，心情就肅穆起來。因為過了辛亥隧道，那裏便是朱西甯老師的家。那裏有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朱家姐妹和一羣辦《三三集刊》的才情少年，那樣的文學世家，對於他這樣的文學青年，是一個朝聖之地。

　　《三十三年夢》裏天心記錄與父親同遊京都，追念他的文學人生。我亦翻出天文二十幾歲的散文集《黃金盟誓之書》，那裏有父輩故事的最早回憶。朱西甯是山東人，隨國民黨軍校入伍生總隊來台，與醫師之女劉慕沙相戀，一九五一年在鳳山眷村結婚，做了白手起家的少年夫妻，“土牆土舍，傢俱都是弟兄們用肥皂箱或炮彈箱湊搭拼成，進門喊聲三哥三嫂我來啦，烙餅夾大葱甜麪醬吃一頓”。

　　天文、天心是典型的外省第二代，童年的家是一個眷村到另一個眷村，從鳳山黃埔新村到桃園僑愛新村，再從板橋、內湖到景美……父親一直沒有考慮買房子，有一個令她們詫異的理由：“買什麼房子，安家落户的，就不打算回去了麼？！”回去，自然指的是回大陸。

　　“眷村那種夏天炎炎的午後，空巷人靜，只有用老的大同電扇支格支格的把一個下午攪拌得又長又倦，一縷南梆子若斷若續的嗚咽流過，大馬路上短短的檐影，遍地縱橫交錯着孩子用粉筆和磚瓦畫出的白線紅線。到了傍晚，大孩小孩先生全部回家了，眷村的孩子就像山裏的猴子那麼多，這時充斥得到處都是，打壘球、跳房子、拾寶石、官兵捉強盜、過五關斬六將，一片殺聲震天，叫媽媽喊死了回來吃飯哪也不理。”

　　“大人的世界小孩管不到，眷村的背景是那樣一場流離變亂的時代而大江南北來此彙集了，每一扇日常瑣碎的背後，沒有一段不是可以伴着三絃唱進彈詞裏。他們到此初得棲枝，毫無根基，一切白手成家，生活的情操與格式也採大陸的，也採本地的，大邋邋的自然隨意和零亂，就像典型的中國的一條弄堂，一座大雜院，而最是讓我想起像春秋戰國的從浩浩蕩蕩的大西周裏打散了出來，特有的一種風光佻達。”

　　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1963年攝於眷村。

　　朱西甯四十歲生日，劉慕沙特別燙了當時流行的“雞窩頭”，右起：天衣、天心、天文。

　　朱家姐妹和媽媽劉慕沙

　　外省人的命運，天文寫過一篇小説《小畢的故事》，寫眷村裏的哀樂人生，講一個少年的成長曲折，被侯孝賢、陳坤厚看中，合作了第一部電影，是一九八三年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天心則交出一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她終於明白在那些年間，父輩們為何從未把島嶼當作落腳生根處，“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

　　《三十三年夢》裏，天心回憶第一次隨父親回大陸老家探親的情景：“我初次在老家見到朱家後代，那務農的、做黑手的、剛放學的……皆一臉雀斑、見人就臉紅的靦腆神情哇好像在照鏡子，我既吃驚也眼熱原來自己並非石頭蹦出來的。”天心所指，是自己兩頰雀斑，那時才知是家族遺傳。

　　那一種扯不斷的鄉愁伴隨父親一生。天心憶父親晚年“在客廳一隅以亞克力板置膝頭為桌寫他最後的長篇《華太平家傳》”，從清末民初山東鄉下生活起筆，以華氏一族百年家族史為主軸，“開筆於一九八〇年，十年裏七度易稿，八度啓筆，待突破三十萬字大關時，全遭白蟻食盡。”待一九九八年病逝時未完成，遺稿五十五萬言。

　　朱西甯遺作《華太平家傳》

　　2.

　　朱家客廳：半個世紀的台灣文學現場

　　那樣不斷遷徙、狹小的朱家客廳，卻是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台灣文學現場，見證台灣文學與社會格局變遷，比當年林徽因的客廳還熱鬧百般。作家季季曾寫過一篇《朱家餐廳俱樂部》，回憶朱家在她消沉危難時給予的温暖。一九六四年她被詩人鄭愁予勸酒喝醉，第一次去朱家做客：

　　“天色轉暗了，我開始第二階段甦醒。一種似乎夾雜着韮菜鮮肉蝦皮的香味，一陣陣竄入我的鼻腔。大概是慕沙説的韮菜盒子吧？外面的阿狼又大叫了幾聲，朱西甯説：‘懷民不要怕，阿狼不咬人的。’原來林懷民也來了。懷民與他們打過招呼，朱西甯説：‘季季喝醉了，在房裏睡覺。’懷民大聲問道：‘怎麼會喝醉？’洛夫説：‘在李錫奇（畫家）那裏喝的嘛。……’”

　　又憶及：“一九六五年七月，搬到內湖新居的朱西甯三十九歲，正處於創作的巔峯期。……假日他本可閉門寫作，卻總是必須接待來他家“度假”的文友！文友來來去去，吃飯聊天或訴苦罵人，朱西甯總是握着煙斗微笑傾聽，有時尚且需扮演調人，或陪着大家聊天，撿紅點，玩碟仙，永遠一派安閒模樣！……幾對文壇情侶在他家出出進進，情意相投時甜甜蜜蜜，吵架時哭哭啼啼，連慕沙都得從廚房趕出來勸慰一番。有人中午十二點多一家七口上門，‘我們好久沒來你們家玩了’，慕沙也得再進廚房，加緊手腳變出一桌菜來。

　　1967年內湖一村家門口。

　　“朱家餐廳不止無限量免費供餐，沒吃完還可免費外帶，甚至有時還免費代客烹製。一九七一年初春，有個詩人登門造訪，右手藏在背後，寒喧幾句才慢慢挪到腹前，握着一把芥菜芽伸到慕沙眼前。‘慕沙，我家做的衝菜（一種湘菜）都不夠衝，你做的比較衝，可不可以幫我做一碗？’慕沙自是一手接過，滿口好，好，好，轉身就往廚房走。做衝菜要先醃鹽，醃好快炒，炒完拌作料，步驟急不得。主人陪詩人聊天，聊到慕沙端着密封碗出來﹕‘衝菜好嘍，’她説。詩人歡喜告辭，慕沙微笑相送。‘不知夠不夠衝喲？’她又説：‘蓋子要蓋緊哦。’”

　　季季散文集《行走的樹》，其中有一篇《朱家餐廳俱樂部》，回憶六〇年代的朱家客廳。

　　天文在散文《桃樹人家》裏寫到全家搬至景美新居後的生活：“花多，樹多，狗多，貓多，人多，女性多，筆多，吃得多，B型多，書多，是敝家的十多。”一九七六年，客居台灣的胡蘭成搬到朱家隔壁暫住，每週末晚開講易經和禪學，文壇各路人馬絡繹不絕來聽講，三三文學青年登場，天文、天心、謝材俊、馬叔禮、丁亞民、仙枝……辦集刊，人來人往，家裏進入“鼎食期”，出現“不得不採以拿破崙陣列式，分批次幾人一組盛飯盛湯後行禮如儀分別捧碗退下的盛況”。

　　天文還提到，如果哪天來了客人肚子餓，媽媽會説：“糟糕還沒吃吧——沒關係，我們還有一些狗飯。”聽到這樣的對話，大可不必誤會，其實“這人飯狗飯之別除蓬來米再來米外，都是淘洗三遍之後大同電鍋煮出來的。”她感嘆如果媽媽能把這充沛的生活熱情轉化到事業上，“那是足足能夠發射兩部太空梭上去的。”

　　三三文學社團 上排左起：謝材俊（唐諾）、高廣豪、慕植、林燿德、馬叔禮、朱天文，下排左起：朱天心、仙枝、謝淳琬、朱天衣

　　三毛第一次到朱家做客，是在一九八〇年。那時荷西意外去世，三毛回到台灣，和朱家姐妹一見如故：“她坐在沙發上，牛仔料工裝褲，襯著燈籠大袖藍布衫，白短襪，包頭涼鞋，是個小男孩打扮。初看的時候，人很憔悴，講着話就漸漸眼睛也亮了，膚色也明淨了，一派神氣飛揚，竟是沒有年齡的。

　　講到荷西的死，她依然熱淚如潮，而眼淚只是靜靜的流下，痛，是更真切更深沉純摯了，一滴一滴都是穿石的，像孟姜女的尋夫哭倒了長城。又像娥皇女英的淚灑斑竹，而至今數千年，那瀟湘水深，蒼梧山高，存在於世世代代的懷思裏，似繡進了歷史永生的織錦，是從來就未曾有過死亡的。”

　　三毛

　　到八〇年代中期，蔡琴、楊德昌、侯孝賢、詹宏志、張大春也成為朱家的常客，這裏成為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策源地。電影《悲情城市》裏，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初期，幾位知識青年在九份茶館抱怨民不聊生，慷慨激昂唱《流亡三部曲》，就是吳念真、詹宏志、張大春同框，那個畫面後來常被影迷引為談資，那家茶館也成為文藝青年喜歡尋訪的電影拍攝地。

　　《三十三年夢》裏提到這部電影拍攝的一段往事：“我記得片中的政治犯（吳繼文飾演）被唱名出牢房行刑槍斃時……獄友們這裏那裏零星唱起《幌馬車之歌》，終匯成一轟轟然彷彿隧道那頭有光的聲音大河。那電影中的獄友歌聲其實就我媽、我、唐諾和礦子（吳念真）。”

　　電影《悲情城市》，張大春、吳念真、詹宏志、梁朝偉同框畫面。

　　3.

　　花憶前身：胡蘭成與三三

　　《三十三年夢》是一部往事追憶錄，以京都為地景，回憶三十三年來天心與家人、友人一次次到京都漫遊的旅程，亦是在蕪雜的回憶裏漫遊，串起台灣文學風景與社會變遷，是一部帶有小説家價值判斷和分明愛憎的文學回憶錄。

　　“我第一次來京都至今，櫻花已開過三十三次了。”第一次京都行，故事的起點，一九七九年五月。同行人：胡蘭成爺爺、仙枝、天文。

　　“當時胡爺七十三歲，大多老舊的月台並無電扶梯，他一襲長袍在我們從未見識過的擁擠人潮中快手快腳幫我們將那鬆垮龐大、比他二戰時逃難中的行李差不多少的行李袋扛上扛下月台讓人忘了他年紀，當然更不可能預料那是他人生的倒數二年。”

　　“我和天文每看一展開如卷軸畫的（和服）振袖和腰帶便互望一眼，知道彼此都想到張愛玲《流言》裏逛布店的那幾段充滿着光影、觸覺、氣味、色彩……的文字。”

　　“船伕們已三三兩兩聚在川邊生起火堆來，沒膝的荒草離離，風吹得煙霧暮靄低低的，人語笑聲，竟好像幾里之外吹送而來，飄渺又明晰的。天色暗得快，對岸市街燃起了燈火，映在河裏流離搖漾，市聲隔在岸上隱隱約約，若天外有音，倒叫人恍惚起疑。”此段引天文舊文，回憶岐阜夜遊，真讓人想起張岱的《陶庵夢憶》。

　　天心在京都

　　回到這次京都行五年前，朱西甯聽説胡蘭成在台北陽明山上教書，前去拜訪。天文天心還是高中生，愛屋及烏，想着“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朱西甯是張迷，年輕時投筆從戎，“唯獨一本書《傳奇》，塞到揹包裏，到東到西，遍地戰火裏走過來”。

　　一九六五年，遠在美國的張愛玲寫給朱西甯的第一封信，劈頭道：“《鐵漿》（朱西甯的短篇小説）這樣富於鄉土氣氛，與大家不大知道的我們的民族性，例如像戰國時代的血性，在我看來是我與多數人失去了的錯過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歡《新墳》。請原諒我不大寫信。祝健筆。”

　　一九六七年夏天，二度來信：“……多年前收到您一封信，所説的揹包裏帶着我的書的話，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在流徙中常引以自慰。但是因為心境不好，不想回信。”

　　朱家與張愛玲的緣分，文壇自有一段佳話。《三十三年夢》裏有語：“我因着愛張，也試着瞭解其所愛。”見到胡蘭成後，父親甚至寫信給張愛玲，引耶穌以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做喻，為胡的博愛開脱，盼望張來台灣與胡重聚。這信“首先就引發我母親不悦，何況普天下女子，聞此言勢必要揭竿起義，打他個滿頭包的。”天文在《懺情之書》裏如此寫。結果真的是，那封信寫壞了。

　　胡蘭成、朱天文、朱天心在京都

　　一九七六年，胡蘭成已被文化大學停課、被迫搬出華岡，《山河歲月》亦遭查禁，搬到景美朱家隔壁，週末講易經和禪宗《碧巖錄》，半年後返回日本。《三十三年夢》裏回憶，父親因接待胡蘭成之故，得罪幾乎所有老友並絕交，“最典型的是時任聯副主編的瘂弦叔叔公開回憶説過的，他在回覆父親邀他聽胡講課時答：‘聽你個頭！西甯我們都是一起走過抗日戰爭的人，你怎麼會和漢奸在一起？’”

　　這段往事，天心早在《擊壤歌》大陸版序言裏提及：“胡爺爺每週末晚開講易經和禪學，整日文壇各路人馬絡繹不絕來拜訪聽講，但幾無一人當時或後來願公開承認，怯畏如參加的是亂黨邪教似的。我一一看在眼裏，不解、憤怒。”到《三十三年夢》批評得更直接：“如同當年我目睹來聽易經和禪宗課並明顯受益的蔣勳，亦要等三十年後大陸陳丹青帶起的胡蘭成熱時才願意主動沾光蹭胡。”

　　日後，天文有五萬字長文《花憶前身》，述説胡蘭成與三三。她援引葛林（Graham Greene）的話，作家的前二十年涵蓋了他的全部經驗，其餘的歲月則是在觀察。在她們二十歲上下的年紀，確切説，一九七四到一九八一，“胡老師煽動了我們的青春”。而後的漫長歲月，她們一直在咀嚼、塗寫、回望這個“前身”。

　　“胡老師這一來台去台，促使我們辦起《三三集刊》。……也像歷來無數被煽動起來的青春，熱切想找到一個名目去奉獻。我們開始籌辦刊物，自認思想啓蒙最重要，這個思想，一言以蔽之，當然是胡老師的禮樂之學。”

　　何謂“三三”？胡蘭成信裏説：“三三命名極好，字音清亮繁華，意義似有似無，以言三才、三複、三民主義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亦可。王羲之蘭亭修楔事，與日本之女兒節，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為可喜也。”

　　三三集刊第一期《蝴蝶記》

　　三三集刊創辦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兩年後成立三三書坊，出版胡蘭成化名李磐的著書《中國文學史話》《中國禮樂》《禪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四種，出版天心《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天文《淡江記》，仙枝《好天氣為誰題名》，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等。至胡蘭成去世的一九八一年，集刊共出二十八輯止。三三書坊的關門書，是《焦雄屏看電影》台港篇和好萊塢篇。

　　當年三三眾少年，有天文、天心、謝材俊、馬叔禮、丁亞民、仙枝、鍾曉陽、蔣曉雲……還有一眾小三三，即慕名而來的高中生楊照、林耀德、林俊穎等等，鋪開來就是日後活躍台灣文壇的一長串作家名單。

　　天文有一篇散文《雲上游》，每每讀了心動，算是當年三三少年們生活的寫照吧：

　　“元宵晚上，喝掉了兩瓶高粱吧，大家興起，湊湊錢買來五支火花，在桃樹下燃起來。五支倒有三支不開花，黑暗中噗一聲火苗草草了事，燃起的兩支，開了兩棵銀花火樹，如白晝一般，微醺的恍惚中，月也朦朧，花也朦朧，這人意爛漫，直潑到天涯海角，桃花你開在這裏，是不當然的嗎？

　　“元宵第二天，落起了似清明時節的細雨，兩位女客臨去討枝桃花，桃木最是辟邪納吉的。阿丁就搬了凳子，我撐傘，兩人去折桃花。黃泥上紛紛一片落英，昨晚的腳印還在，爆竹屑打在雨裏依然簇新的。有些惘然，好像昨天到今天，已轉過不知幾世幾劫了。”

　　這段文字，總讓我想起《紅樓夢》裏琉璃世界白雪紅梅，寶玉去櫳翠庵找妙玉借紅梅，才明白三三的世界原來是四十年前的一個大觀園。

　　翻看當年三三集刊的書名，《客舍青青》、《采薇歌》、《北方有佳人》、《桃花渡》、《看戲去也》……還有夏志清先生很稱讚的《戰太平》，便知三三吟詠的是精神的“原鄉”——吟詠詩禮中國，想象日月江山。

　　我曾在台北舊書店淘到一本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三三集刊《鐘鼓三年》，上面有一篇天文寫的《三毛休走、看槍》，寫三毛與她們姐妹的知遇。“三毛於三三，也許就是像妙玉之在大觀園。”三毛回了一篇《雲在青山月在天》，“竟是打太極拳”。天文回憶，“《鐘鼓三年》印出送來，大家興沖沖的在客廳裏評鑑，一翻開目錄，照眼只覺叮叮噹噹的一片刀光劍影，正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編輯紅樓夢專輯時，那更是充滿了殺伐之氣。因為所謂擁黛派、擁薛派、擁寶派，乃至史湘雲、王熙鳳、晴雯、襲人，皆各有各的排行榜，然後各為其主，各盡其忠，大打起筆墨官司來。從稿紙上打到飯桌上，捆書、寄書、校對、剪貼，連走路坐公交車時都在打，卻就打出一本《補天遺石》來！”

　　多年以後，三三眾人四散，三三吟詠的中國禮樂風景，也早已不是島嶼新新人類心靈的“原鄉”。有趣的是，幾乎在三三文學社團成立的同期，大陸《今天》創刊，朦朧詩反叛傳統，擁抱西方文學實驗。兩岸在時空隔絕的年代，對文學傳統持完全相反的態度。四十年後，要如何回望三三，這一場“胡老師煽動”起來的“無明目的大志”呢？

　　正如胡蘭成比喻天心十七歲的《擊壤歌》是《紅樓夢》前八十回，“可你要如何寫後四十回”？

　　胡蘭成、朱天文、朱天心在京都

　　4.

　　“無明目的大志”，然後呢？

　　三十餘年後，朱天心以《三十三年夢》交出了後四十回——昨日的三三少年們離開“文學大觀園”後去了哪裏？

　　“我把京都當做我的時間寄物膠囊，把友人寄放於此。”從一九七九到二〇一五，這份親友寄放的名單上，有胡蘭成、父親、唐諾、天文，也有老友侯孝賢、詹宏志、丁亞民、張大春、駱以軍……順着時間的河流漫遊，一樁樁往事逐漸浮現，胡蘭成與三三、父親與京都、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緣起、藍博洲選戰紀事與台灣“民主化”的思辨……半個世紀的台灣文學現場在回憶裏還原，而所有的回憶必須穿過天心的價值、是非判斷。

　　曾經的小三三楊照，在序言裏寫道：“《三十三年夢》接續了當年《擊壤歌》‘莫名的大志’，昭示她終究的人生與文學核心。……容我強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於傳統所説的“詩言志”，換成現代的語言説法，‘志’就是價值、是非，文學作品必須有強烈的價值、是非為其基礎，文學作品的重點，也在於傳遞強烈的價值、是非判斷。

　　《三十三年夢》穿過時間，穿越大半生外界對三三的各種評價、猜疑、好奇，回望三三的離散：

　　“三三既沒像某些人説的那般不堪可笑，也不像近年大陸某些因好奇胡進而好奇三三那樣將之傳奇化。多年來，偶或有人寫碩論博論或文學史希望能訪談我當年事時，我大抵都回避，説辭是，“當有一天有人願意將之視為榮光，願意主動提及，而非眼下紛紛掩耳走避、劃清界限，好似我們當年是納粹，幹了見不得人的勾當……我願意談。”

　　“三三就是一個找士、養士的聚合和過程吧，如同亞瑟王Camelot的圓桌故事，我們以此自我要求並彼此鞭策……但我們自身能力學養不足，終只成了一場較長的文青夏令營罷了。”

　　離開‘三三’之後，天心從“不知人間疾苦的有情”跨向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她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漫遊者》三部曲思辨島嶼族羣與認同問題，走出大觀園。天文則交出《荒人手記》和《巫言》，在文字的鍊金術裏“叛逃”張愛玲。

　　那些昨日把酒言歡的文學友人呢？他們是在何時失散，走向不同的人生軌跡？

　　“阿丁，擊壤歌時代比宜陽還於我重要的少年友人，一天下午我得空在高島屋地下室僅三張小桌位的Fauchon喝杯咖啡發呆喘息，他正行經，於是兩人相對而坐，一句話也沒有。”

　　“多年後，我們病的病、逃的逃、呆的呆，我總在又得到壞消息時安慰對方‘青春作伴好還鄉’，老實説，我不知説這是什麼意思，或許，或許只是在殘虐的造化前再次謙卑地向對方保證：沒關係，我們見證過彼此的春日少年遊吧。”

　　沿着時光之河回溯，天心亦以台灣新電影運動的親歷者，誠實回憶一段段外界猜疑已久的公案：

　　“老楊（楊德昌）開口找我寫《紅樓夢》劇本，我深知和他關係只能二擇一，與他共事便朋友做不成了。他不明白為何我一點也不鬆口（如“好吧我試試”）接受他的邀約（他的習慣是總找他當時的友人或喜歡的人一起合作），也不願聽我的理由覺得那全屬託辭……最終一次，在我們三樓的家，他廬了整晚包括中間我還抽身去哄睡兩歲的盟盟，終至蔡琴從秀場下班來接他，他對蔡琴説了一句：‘他們還是選了孝賢。’”

　　對於文學本身的價值、文學創作者的境遇，書中始終有真誠的探討和表達：

　　“不只對侯子（侯孝賢）電影，對電影，我始終有不服氣的地方，比方説侯子和天文，侯子是我見過的人（包括文學圈）中勤於閲讀的，但就算他對同一議題（如《悲情城市》處理的二二八）所下功夫與天文同，但影像的輕易被跨國跨文化跨領域地接受和欣賞，相較文字/文學生成的遲滯難解，我很為此兩種載體耕耘和收穫如此不相稱覺得不平。”

　　侯孝賢電影的文學班底：吳念真、唐諾、朱天文、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記錄了一個人如何忠實、忠誠地穿過多變的時代，穿過不變的京都地景，尋找並看守自我靈魂“自由”的過程。楊照如是説。

　　我想起海明威《流動的盛宴》，他在生命的晚年才提筆回望二十歲出頭時在巴黎度過的時光，筆下的巴黎經過幾十年記憶的濾鏡，變成一場時移事往的舊夢。

　　他説：“我歷經少年、青年和剛成年的時期，早已見過這種秋天將盡的景象，而你在一個地方寫這種景象能比在另一個地方寫得好。那就是所謂把你自己移植到一個地方去……”

　　巴黎之於海明威，如京都之於朱天心。她穿越時間的河流，穿越層層疊疊的記憶，一次次回到京都漫遊，回望文學人生，回溯文學現場。文學回憶錄是否客觀而真實，還是在漫長的生命旅程裏被修正、被美化、失焦變形？

　　答案在書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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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28)

　　2010年辭職當自由攝影師之前，嚴明當了9年的記者；在進報社之前，他放下了玩了10年的搖滾樂；更早一點，當他打着地鋪學琴之前，這個中文系畢業的年輕人放棄了已經到手的教職，儘管那是他當了一輩子教師的父親的願望，並且，本可以讓他同樣安穩地度過一生。

　　他的新書《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盡錄了這些經驗，如同個人面對時間，所立的一塊小小界碑，雖微不足道，但證明自己還站在這裏。“就如此站立着，筆直得像一句誓言。”嚴明在前言中自況。

　　、

　　攝影師的文字書：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

　　去年秋天來北京參加攝影雙年展時，嚴明終於答應了出版社的要求：出一本字書。

　　對多數攝影圈內人來説，書的定義基本等於畫冊：當幾年攝影師，名氣和作品攢到一定程度，挑挑揀揀出上一本影集，也算在圈裏霸住了碼頭站穩了根腳。至於字書，那是什麼玩意？

　　“之前圈裏好像沒有什麼人在拍照片、出畫冊之外，把自己拿出來掏心掏肺地講一遍。”嚴明説。

　　攝影圈浸淫越久，越習慣以影像表達，也就越迴避文字。儘管出身中文系，但原來在報社，嚴明最怕就是寫圖片配文，乃至圖説往往就以時間加地點打發。2009年在北京參加攝影展，報名表格除了姓名籍貫等外，還有一欄作品闡釋，嚴明思前想後，填上“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他怕作者霸佔了闡釋權，影響了觀眾的感覺。

　　這句話他這些年用過多次，現在還用在了新書標題。他知道這是病句，充滿歧義，但就是喜歡，裏面流露出的不確定性，有着殘破的、荒誕的美感。如他鏡頭之下的現實。

　　在這位攝影師的字書裏，圖片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主體。所錄攝影作品雖然都是2008年以來嚴明的代表作，且不乏未曾發表的新作，但更像是文字的配圖乃至註腳。相對圖片説明，對於人生的説明，嚴明並不吝惜字詞：自己雖然人生過半才琢磨出一些道理，但或許別人可以早一點明白，少一點彎路：“我願意講最簡單最淺顯的道理，如果我講明白了，因為那有我的切膚之痛。這是我的一點善意。”

　　他鑑定自己“純純地喜歡過，蠢蠢地努力過，一生矛盾，但始終沒有變得複雜”。因此他的書不教人賺錢，只介紹自己的“保本”經驗；不教人改變世界，只條分縷析：我是如何做到不被世界改變的。

　　《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10萬字，32篇，每一篇每一句都是他這麼“生寫”出來的。“我不是專欄作家，沒有存稿，所有文章都是為了這本書而寫的，這輩子都沒有寫過這麼多字。”嚴明説。寫稿的3個月裏，聯繫不上他的朋友都以為他得了“自閉症”。身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關掉手機就可以關掉世界，加上寒假期間妻兒回老家，包圍嚴明的只有漫漶無涯的時間和不斷加長的文檔。甚至連除夕也在寫稿中度過，一個饢和一碗青菜雞蛋湯成了他的年夜飯。

　　在書裏他的態度誠懇而直接，逐一交代了自己搞攝影所面臨的問題與思考：無論是器材、技術、觀念的專業問題，或者時間、真實這一類形而上思辨，乃至他並不避諱獨立攝影需要面對的錢的困擾，甚至津津樂道找便宜旅館的經驗。在那些躍躍欲試的新手攝影師遇到實際問題之前，他或已將自己的經驗與思考托出，“就算別人看不上，但至少也能瞭解一種類型的人生。”

　　從“我的碼頭”到“大國志”：很多東西被逼到牆角

　　相比文藝腔的“在路上”，嚴明更習慣稱自己“出門人”。一年裏他大約出門3次。夏天不出門，因為光照不適合拍照；假期不出門，因為消費太高。

　　出門前他會給兒子理一次髮，剃得要比平日更短一點，脖子上再刷一圈痱子粉，兒子喜歡痱子粉帶來的清涼。兒子説：“爸爸你又要出差啊。”嚴明説：“不對，爸爸這不是出差，被公家派出去幹活叫出差，爸爸這是自己派自己。”也不管一個小學生聽不聽得懂。

　　出門曾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嚴明初中一年級時腳踝得了骨髓炎，父親看到山西某縣一家民辦醫院在報紙上打的廣告，揹着他從安徽趕去。父親當了一輩子中學老師，老實本分，沒出過遠門，中途每次換車都如臨大敵。嚴明伏在父親背上，體會了他每一步的沉重，每次問詢的窘迫，和每次花錢的為難。長大了的他無數次到過鄭州火車站，卻從不敢去找當年打過地鋪的地點，他怕會流淚。

　　但就是那次出門，路過風陵渡的時候，這個淮南少年始終記得黃河帶給他的震撼：寬寬的河灘幾乎與河面齊平，逆光反射出一些灰亮亮的光。那些可能原本在橋上的鳥被火車驚飛，在河面上空盤旋。“遠處的夕陽，怎麼可以那麼大，那麼美？”少年感慨。

　　如他這半生以步履以攝影所追索。

　　出門的時候他背一個75L的大包，裏面有重逾性命的祿來雙反和五六十個膠捲。出門之初他怕丟相機，臨近返程他又擔心丟膠捲。目的地最初集中於重慶、三峽一帶，那裏水路繁密碼頭眾多，因此他將當時的作品系列命名《我的碼頭》，帶着“我的碼頭我做主”的快意。2011年，《我的碼頭》出現在韓寒主編的《獨唱團》上，從“拈花大叔”、“下班米妮”、“朝天門貴婦”等11張照片開始，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嚴明。

　　而後他從一個碼頭走向一個國家，河南的無頭將軍，寧夏的棄置佛頭，山西的孤獨島嶼，杵在敦煌的唐僧師徒塑像……他將自己的系列擴充為“大國志”。“給作品系列起名字是個痛苦的事情，出於安全起見，我搞一個大點的名字扣上，什麼都可以往裏扔。”嚴明解釋。

　　但看過照片的人都能看見他的文化危機感，他終於承認：“很多東西在我們的血液裏，我們知道它是好東西，但現在都被逼到了牆角，處境堪憂、慢慢消失。所以我在記錄、收集大國的碎片，像圖片裏那樣，可能斷了、爛了，沒有頭了。很可能你第二年再去，連這些都沒有了。”

　　漂泊40天后差不多可以回家。一方面這是圈內公認的外出攝影疲勞期，另一方面，膠捲也基本在相機裏完成一個輪迴。他急着回家，像等待開彩一樣等待它們顯影，“再經歷一次幾十天來的所有指望和失落。”

　　快到家時他會打電話回家，兒子便興沖沖下樓迎接，所以每次進小區時，揹着半人高登山包的嚴明會特地抖擻一下，讓自己顯得不那麼疲憊。兒子撒嬌，嚴明便摸摸他的頭，頭髮已經長長了，小腦袋毛茸茸的，他可以再給兒子理一次髮，再刷一次痱子粉。

　　但出門從來並非一帆風順，最主要的原因，是錢。2011年，嚴明獲得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前，妻子曾拖着600塊水電費未繳，五塊十塊地給他湊出路費。

　　去的地方多欠發達，也是為了“拍得起”的考慮。為了分攤住宿、餐飲費用，他通常和朋友搭夥上路。住宿標準嚴格控制在幾十元，曾有幸與幾位朋友一起住上過一個60元的武裝部賓館的五人間，嚴明高興得一晚上都咧着嘴笑，不斷感慨這類賓館多一點，中國攝影有希望。

　　因為長久出門的關係，嚴明下意識就會伸手摸下兜裏、包裏的手機、相機是否還在。廉價的小旅館往往只提供住宿，不提供安全感。每次住店，他翻來覆去檢查安全系統。膠捲太重不能都揹着走，他像一個諜報工作者一樣掀開牀板，把膠捲包藏在牀下，再恢復原狀，順便替服務員把牀單都整理了。回來後第一時間鎖門檢查，併入新拍的膠捲，盤腿坐在牀上重新清點總數。

　　數數的時候他下意識用的是家鄉話。安徽定遠話裏數字發音都是去聲，一個頂一個的短促有力。在荒郊僻壤的小旅館數膠捲，鄉音的確鑿莫名讓他感到一點安心。還有一次，影展後有人來買他的照片，喜出望外之下，點數那堆為數不多的鈔票，他嘴裏突然蹦出的也是定遠話。

　　“其實數錢並不比數膠捲開心。”嚴明説。

　　並不是沒有掙過錢。他至今記得11年前轉行攝影記者時拿到的第一筆工資：10400元。那時候他勤奮而高產，每天收工時，他可以清楚算出進賬多少：“封面400，二版三版可以用一串小圖像，過程也拍了，特寫也拍了，加起來今天有1200。走在路上都偷笑起來。”

　　但掙錢的快樂淡去之後，他發現自己已漸漸成為一名熟練工人。吃苦他不怕，廣州的夏天他包裏帶兩三件T恤，脖子上掛根毛巾隨時擦汗，調侃自己是活生生的新聞民工。也不是沒有意義，拍民工討薪，小報道沒多少錢，但迫使老闆結了工資，他心裏快活，覺得自己還是“窮人一邊的”。

　　他只是無法接受自己被訓練得聰明圓熟，拿起相機就自動為媒體意志代言：“比如明天是春運第一天，那我今天下午就去火車站，要拍出人很多很擠，橫圖兩張豎圖兩張，最好拍到有人扛着箱子嘴裏咬着火車票，那第二天的封面就是這張了。春節去拍挑燈籠、老太太貼窗花，要笑，要喜慶，要顏色飽和温暖。‘六一’去小學拍吹號，重陽去爬白雲山，護士節跑醫院……然後你發現年復一年都在重複這些事。”

　　2001年冬天，張楚在深圳一個酒吧舉行音樂專場，當時還是音樂記者的嚴明前去採訪。演出臨近尾聲，酒吧老闆要求和張楚合唱臧天朔的《朋友》，搖滾歌手竟也順從了。在嚴明的報道里，現場的情況是：“觀眾們紛紛大叫‘不要’、打出暫停的手勢並高呼：‘唱你自己的歌！’”。

　　而事實上，嚴明就是反對聲音之一：他跳上舞台，指着張楚喊：“你是張楚啊，你為什麼要跟他唱？”

　　終於輪到他自己，被多年前的自己指着。

　　2010年，嚴明從報社辭職，“拍自己想拍的”終於不再是他的業餘愛好。辭職之後再與一些老同事相見，對方慨嘆他在外吃苦，他卻彷彿看見順水而下的自家屍身，驚訝於他們“還在做着那些事”。“我跑出來這些年也挺顛沛流離的，也吃過一些苦，但是後來想想，我跟我的那些作品站在一起，我覺得還是不孤單的。”嚴明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説。

　　在這個時代，克服自己的身體

　　嚴明一直保持着一邊打鼓一邊看《非誠勿擾》的習慣，打鼓是為了不浪費時間，而看這檔相親節目，則是他理解當下社會與人的窗口。鼓點陣陣，吐槽頻頻，三四年觀看感受總結下來，他感慨：“我不是不相信愛情了，而是有點不擔心人類了，他們已經進化得猴精猴精的了，已經掌握優勝劣汰的進化法則了。”

　　世界已被聰明人佔據，每件事情都是下死功夫才能做成的他，站在人羣裏愈發很傻。學貝司的時候，本地的老師漸漸沒法滿足他的要求，他先跑廈門拜師，又上北京進搖滾學校。1990年代的教學資料還是錄像帶，家裏沒有錄像機，嚴明輾轉找到了一户有設備的人家，因為不好意思打擾太久，他硬是用隨身聽把播放的聲音都錄下來。那幾盤乾癟的磁帶成就了他的練琴史。

　　但網絡時代轟然而至，一招一式練了十年功的嚴明，忽然發現城市的年輕人只要隨便一點鼠標就能借助各種資源全副武裝。然後他放棄了音樂開始做記者：當技巧成為最通行的判斷標準時，他就主動退出這個領域。

　　當攝影記者時，報社每年都有不少愛好攝影的實習生，其中很多都自備高級器材，“只要人聰明伶俐，你稍微帶一下，他就知道你怎麼幹活。最後他也會翻牆，也會爬樹，也會跟保安、警察斡旋，三四個月後就算你偷懶讓他一個人去，他拍回來的也許比你還好，還能替你掙稿分。”

　　2008年開始，嚴明嘗試拍自己想拍的照片，為此前後去了8次重慶。但這座開啓他自由攝影的城市，最後也一樣被放棄了：一開始來到這裏，除了幾個同行沒有熟人，時間盡屬於自己，他可以以自己的角度與節奏觀看與捕捉。但隨着來往頻繁，朋友也越來越多，“攝影這東西很奇怪，喜歡相機的人可能來自各行各業，有官員，有醫生，想與你認識、請你吃飯，交流經驗，乃至有旅館的老闆，開好一個房間專門請你去住。”嚴明對澎湃新聞記者回憶，“當你被困在上半城的燈紅酒綠之中，發現自己很久沒有去過下半城看那些小商小販的生活了，你就會突然覺得恐怖。”

　　尼采所謂“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在這個攝影師身上，卻是在這個時代，克服自己的身體。他曾經嘗試在重慶、鄭州等戰略要地的朋友家放上點必備物質，從膠捲到換洗衣物、洗漱用品，以減少長途跋涉時的負擔。但很快覺得不妥：“我拍的最多、最好的時候，正是僅憑兩條腿走得最苦、最遠，走得膝蓋都發燙的時候；最疲乏的時候，也是心跳最劇烈的時候。”

　　他至今記得一次心跳劇烈的經歷，那還是早在重慶的時候，在江邊他看到一個男人拎着一根棍子，順着礁石在走，“我預判他會走到頂點，就跑到另一個礁石尖上去等他。當時水剛落下，石頭很濕滑，還有泥巴和青苔，我跑得很慌，整條褲子都髒了。爬上去不久這人就到了，我當時已經跑得心砰砰跳，累得相機都有點端不穩，猛做深呼吸，一心想手可別抖，可不能虛了。所以説攝影有欺騙性，看起來那麼寧靜悠遠，其實拍照的人狼狽得不行。”

　　這張照片現在被用作《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的封面，紀念他這一路的狼狽，以及因之而來的精彩。

　　嚴明近影

　　【澎湃新聞對話嚴明】

　　澎湃新聞：從“我的碼頭”到“大國志”算是轉型嗎？

　　嚴明：我最早的作品來源於重慶、三峽那一帶，重慶、宜昌、武漢的長江流域，本來也可以叫“我的江湖”，但因為我想聯繫到一個意思“我的碼頭我做主”、“我的行走我説了算”，所以就叫“我的碼頭”了。但後來擴充到其他的地方，比如去了甘肅、寧夏、內蒙、還有東北，碼頭太容易讓人感覺跟河流有關了，所以我把名字換成“大國志”。

　　澎湃新聞：“大國志”三個字有沒有什麼講究？

　　嚴明：我作品的關注點側重歷史、文化，是與人們的意識有關的內容，比如拍文化遺存的東西會比較多，因為這過程中我看到了它們的窘態，覺得文化為經濟讓路太明顯。這些東西本來在我們的血液裏面，但是最後都被逼到了一些牆角，境遇很不堪。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被稱之為大國因為是精神文化的大國，是我們的博大，我們的情懷，我們的鐵骨錚錚，不是GDP。“大國志”實際上不是特別正面的名字，剛才講的這些作為根的東西都被抽走了。這個“志”，表示我做的事是一種觀察、紀錄與收集。

　　好多地方已經越來越趨同了。比如去敦煌一看，那些廣告牌、那些商業街，跟東部地區是一樣的，街上響的都是一樣的流行歌曲。現在拍攝好難。很多地方第二年去就已經不認識了。

　　澎湃新聞

　　：當自由攝影師和當攝影記者就那麼不可調和嗎？

　　嚴明：這個問題很典型。很多人問我，單位給你發工資，給你這麼好的相機，怎麼好像容不下你一樣，還要跑。這就跟做記者跟寫小説的衝突一樣。做攝影記者每天要面對的是任務，我拍的是突發，比如火災、車禍，每天要跑好多次，作為最初的訓練它是個很好的機會。

　　但當你內心有拍自己的東西的願望時，你就發現這跟工作是衝突的，首先你必須利用休假拍你自己的東西，而且工作的時候你是被控制的，去哪裏，什麼時候回來，交什麼照片。

　　就算你自己花錢去了你喜歡的地方拍你喜歡的照片，你會發現，需要用一段時間，你才能把自己的照片拍得不像一個記者拍出來的。你的工作需要與習慣，會毫不留情地在你的思想裏留下烙印，你一出手就想表現，想替誰説話，而不是説你自己的話。現在有很多攝影愛好者也是這樣，要替主流表達，那些東西里面沒有他們自己。我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才看清楚這個問題。

　　而且做記者到後來，我覺得自己內心越來越亂，乃至是脆弱。一個人以什麼角度、態度去看世界，是在作品中能夠流露出來的，比如你對窮人是什麼態度，你的鏡頭是温情的、關切的，還是會説這些人怎麼這麼髒，沒素質。

　　澎湃新聞：這好像是一個社會記者的修養。

　　嚴明：因為職業的關係，我喜歡拍社會、拍人，真的是關心人，不關心糖水片。也許那些攝影者也很辛苦，跑到新疆、青海，去拍雪山，揹着很重很大的相機，你説這不是藝術嗎？不是技術嗎？他們的水平印畫冊、作明信片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他們順應的是大眾審美，追求的是悦目。

　　我認為攝影拍到最後，就是拍自己，如果你一直在順應，那麼你在這個連手機都可以攝影的時代裏，怎麼跟那些脖子上掛個小相機的人區分？有些人玩命地認為攝影中間有一些技術秘密，光圈、快門怎麼操作，什麼時候抵達什麼地方可以拍到什麼風光，這其實也是在順應主流觀點。專業攝影最後能跟別人比的，就是拼自己老命，跟別人比態度、比見識、比精神海拔，你最後的底牌只有你自己。

　　澎湃新聞：你燒器材嗎？

　　嚴明：以前上班的年終獎都拿去燒了，買徠卡，買鏡頭，每個鏡頭都是三萬多。買膠捲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我是這樣，準備買器材的時候會在網上反覆比較研究，買了之後我再不去比較。事實上我對器材本身不是很有研究，我最多是使用熟練。有很多人精於此道，他們比拼技術，像練琴練指法一樣比速度。但這樣彈琴，音樂性在哪裏呢？10塊錢的樂器就不能蕩氣迴腸嗎？我在這本書裏講的就是這些基本的道理。

　　澎湃新聞

　　：你是偏於主觀的攝影師嗎？因為我看你拍攝之前不願意跟被拍攝者溝通，似乎偏好從你的主觀去呈現？

　　嚴明：前兩天在知乎上有一個問題，在街上拍攝，怎樣避免別人異樣的眼光，或不合作，或排斥。這種問題之前我遇到很多，我掃街出身，用徠卡掃街至少4年。抓拍在我心裏面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偷拍，就是快。因為你要拍的只是你看到的東西。很多人認為拍攝之前先促膝談心，等人不再有芥蒂時再拍，我認為這樣是擺拍，你得到的是溝通後的樣子。你是被你發現的感覺抓住的，眼前一亮，那個畫面已經在視網膜上了，這時候我覺得一定要主觀，眼睛和思維連通。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河北承德澎友”：準備收一本，

　　(1970-01-01)

　　1、讓你們見識下真正的美女召喚術

　　2、這大概就是嫁給了愛情的樣子吧

　　3、奶奶，我只是想白一點，真沒別的意思

　　4、這一朵朵寒梅，悔叫夫婿覓封侯

　　5、多麼強勁的臀肌，這麼重的啞鈴輕鬆抬起

　　6、女漢子速成法

　　7、這是最新的瑜伽教學嗎？

　　8、這才是真正的一秒吃瓜，旁邊的小夥伴都看呆了

　　9、在這麼耍我，這松花蛋不吃也罷

　　10、一隻歌姬附體的泰日天就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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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