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我的姐姐》真的反映了現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這個清明檔，由殷若昕執導，遊曉穎編劇，張子楓、朱媛媛、肖央等主演的《我的姐姐》成為了最大的票房黑馬。該片4月2日公映，截止到4月5日晚上8時，票房達到了4.3億元，預計最終票房可能會突破9億元。
在豆瓣網上，該片的評分高達7.2分，對於一位新導演來説，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
但最難得的是，針對片中張子楓飾演的姐姐在影片結尾的艱難抉擇，在網上掀起了各種討論。尤其是女性觀眾，不但是影院中觀影的主力軍，而是也是對影片中的安然最能感同深受的一羣人。可以説，這是一羣女性創作者針對女性觀眾而量身定製的一部女性話題電影，它的賣座，證明了這部電影已經成功觸動了女性觀眾內心深處的心絃，贏得了她們的認同。
社會學家李銀河老師在自己的微博上發了一張觀後感，從社會學分析的角度，解讀《我的姐姐》這部電影的意義，“由於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排序和個人本位的思維邏輯，就使得姐姐的心理陷入激烈衝突。所謂個人本位價值觀就是把個人的自我實現擺在第一位，把價值和親情擺在第二位。於是姐姐要不要為家庭責任犧牲個人價值就成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是生還是死？是分還是合？是追求個人的人生價值，還是為了親情犧牲個人？”
《我的姐姐》故事並不複雜，片中父母意外去世，留給安然一個六歲的弟弟，兩人從未謀面。現在安然面臨人生選擇：一是大膽追求個人獨立，去北京考研，離開這個讓自己傷心的地方；要不就是留下，照顧弟弟，迴歸家庭，日子過得平淡如水。就像片中朱媛媛飾演的姑姑一樣，當年為了照顧弟弟，也就是安然的父親，犧牲了自己的學業，最終嫁給了一個不爭氣的丈夫，人生事業全部毀了。
顯然，創作者在這裏設了一個“二選一”的圈套，“去北京考研”意味着一個自由奔放的外面世界，可以盡情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和夢想；而留在老家，就要養大一個六歲的弟弟，幫助他成家立業，安然必然沒有過多的精力來經營個人的生活。
這讓我想起了顧長衞導演2005年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孔雀》，張靜初在片中也是扮演一位嚮往外面世界的“姐姐”高衞紅，家裏有一個智障的哥哥和一個少言寡語的弟弟。高衞紅在影片開頭時曾經嚮往去當一名女空軍，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天空上，但這個夢想最後沒有實現。後來，她嫁給了一個自己不愛的政府小職員，眼神裏的光芒越來越黯淡，最後終於泯然眾人矣……
可以説，在《我的姐姐》裏，安然面臨的兩套選擇道路中，《孔雀》中的姐姐就是“安然選擇照顧弟弟”後的那條路，這條路的後果已經在《孔雀》裏表現了。
可貴的是，《我的姐姐》的創作者並沒有幫助安然選擇其中的一條，而是採用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就像導演殷若昕説的，按照安然的性格，她一定會去北京考研，追逐自己的夢想；但另一方面，影片結尾，弟弟已經主動接受了被領養的命運，但安然卻在弟弟領養人提供的要她“永遠不見弟弟”的協議書上簽字的最後一刻，轉身帶着弟弟跑了出來。這説明她內心中還是捨不得這個弟弟，血緣親情戰勝了利益算計。
可能會有觀眾提供很多點子，想辦法找出解決安然面臨難題的完美答案。但在我看來，這只是電影的一個噱頭，目的只是讓觀眾沉浸在主創設定的遊戲規則裏，而影片最想表達的內容，是一對素未謀面的姐弟從一開始互相排斥到逐漸互相瞭解，再到建立起足夠的信任，血緣紐帶慢慢鏈接上，最終互相接納的過程。
或者説，這是一個從小受過嚴重心理創傷的女孩在父母因為車禍驟然去世後，從弟弟身上重新找回愛和温暖的故事，是一次安然作為女性身上自帶的“母性”和“女兒性”的自然屬性的修復過程。
因此，影片中最讓女性觀眾感同身受甚至潸然淚下的 ，是安然在影片中展現出來的被“重男輕女”的父母有意無意烙下的傷口，比如影片中安然從小被父母打扮成“殘疾女孩”，因為父母想利用政策再生一個男孩。當真相被人發現後，父親就是對她一頓痛打；或者是年幼的弟弟無意説的一句“我們的爸爸好像不是一個人，他從來沒有打過我”。這些安然在原生家庭中經受過的心靈上的創傷，會在一部分女性觀眾身上找到共鳴。雖然現在在大城市裏，“重男輕女”的現象已經很少見了，但不得不承認，在一些小地方和邊遠地區，類似的愚昧想法和傳統價值觀依然存在。
《我的姐姐》最別出心裁的一點是，它沒有讓安然跟父母達成和解，而是在影片一開頭，就讓她的父母因為車禍而離世。可以想象，如果沒有父母的去世，安然就很自然地離開了老家，去北京考研，她有可能會實現自己的夢想，成為一名醫生，最終出國深造或者是成為北京三甲醫院的一名大夫；但也有一種可能，安然多次考研不中，成為了一名北漂。多年以後，北京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這時候，前男友已經結婚生子，安然只能從遠處看着他們一家人幸福的背影，眼神着全是落寞……
“離家出走”，“去遠方追逐詩和遠方”，這些話題其實在“五四運動”時期的中國文學裏就表現過了。茅盾先生1931年發表的小説《家》，就是通過對覺新、覺慧、覺民三兄弟的刻畫，來反映三人在那個年代大家庭裏的苦悶和彷徨。《我的姐姐》中的安然，一開始像覺民，一心要衝破封建藩籬，絕然離家抗婚，追求自己的愛情。而片尾的安然，就變成了覺新，既接受新思想，但也不反叛舊習俗，內心複雜糾結。
《我的姐姐》公映後，網上有不少女性大呼過癮，有些甚至認為，片中的安然“太磨嘰了”，她應該毅然決然地扔下年幼的弟弟，勇敢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這才是新時代女性的形象。”
我必須承認，現在的女性在自我意識上越來越自由篤定，整個社會的寬容度也越來越高。女性可以不結婚，不生孩子，一心追求自己的夢想，這都沒有錯，是個人的自由。但如果僅僅是把這些行為跟現代女性的自由意識平等意識簡單等同起來，恐怕就讓人不敢苟同了。
《我的姐姐》最讓人感動的，恰恰是片中安然跟弟弟逐漸培養起“姐弟情”的戲份，電影院裏哭聲最大的也是影片最後姐弟倆一起踢足球的畫面。如果弟弟在片中的大人世界裏就是一隻被隨意拋踢的足球，誰都想一腳踢飛這個麻煩，那麼，安然最後的舉動，説明她最終接納了這個曾經陌生的弟弟，建立起了女性血液裏天生的母性和親情，這才是一個人格變得健全的現代女性形象。
不管社會如何發展，科技如何進步，人類的自身困境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對於那些勇敢追逐自己夢想的獨立女性而言，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放棄所有的親情和愛情，但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人也一樣，就像電影中肖央飾演的舅舅，整天無所事事，謊話連篇，但他卻會獨自一個經常來墓地看望安然的父母，這一時刻讓安然在他身上找到“父親的影子”。一個失去了任何親情紐帶的人，一個最現實的問題也終將擺在她們前面：當一個了無牽掛的老人住進養老院後，她們會不會受到護工們的虐待和冷落？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了，這個話題，足以拍出一系列電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