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之死：1898年5月29日，農曆四月初十。大清國改革開放的旗手，長期擔任大清“總理”並受封為世襲罔替恭親王爵位的愛新覺羅·奕，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65歲(虛齡67)。
平衡輪停擺了
國際社會也對恭親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關注。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則在其著作《中國在激變中》認為，恭親王的逝世，令中國這架“錯綜複雜的政府機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衡輪”。 大清國的洋幹部、美國人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中華帝國外交史》中認為：“一般人認為如果恭親王不死，可能會挽救國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J.O.P. Bland)認為“恭親王的死是一件嚴重的事……如果他還活着，或許不會有義和團亂事”，這是1900年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後，西方人的普遍觀感。
對於恭親王的地位，美國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親王最後一次復出時(1894年)，有過精彩的論述。何天爵認為，只有恭親王才能“為帝國政策帶來改觀和進步”。他認為，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將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辦事迅速有時拖拉磨蹭，顯得既有心計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隨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於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並不説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隱藏在眾多面具之後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着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跡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夥伴。 作為所謂的“防禦外交政策”——中國迄今為止只有這一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着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實際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是政府政策制訂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反動”遺言
在恭親王病重期間，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以各種方式向他表示了慰問，並且就恭親王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了廣泛而坦率的探討。
一個廣為傳説、但顯然無法從正史上得到確證的故事，是説恭親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告誡光緒皇帝：“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戊戌履霜錄》)。高層密談，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給位卑言輕的史家的。而人們更願意假定此一政治遺言為真，並將其廣泛解讀為恭親王“反動”的證據。康有為、梁啓超師徒也在各種場合，強化了恭親王反改革的形象。從各種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來看，恭親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謂 “改革”而已。
有關戊戌變法的真相，近年來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在他們倉皇出逃的時候，給予他們掩護的日本和英國的外交官，無人認為他們是大清改革的所謂先行者、是能為理想而獻身的勇士，相反，在發往各自政府的報告中，外交官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於所謂的“人道”，二則是考慮到各自國家的在華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為，就多了一個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戊戌變法進行的過於操切，自發動之初，就貿然地將重點放在了打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們的鐵飯碗上，一夜之間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等六個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因為他們與總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國那些沒有運輸業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這種組織人事上的休克療法，令全國公務員、尤其是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們，人人自危，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論是改革者、還是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面。
而這些，正是改革經驗豐富、政治嗅覺靈敏的恭親王之所以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實，恭親王之外，幾乎所有的改革實踐者們，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與這場以濫發紅頭文件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後世比較公認的看法是，如果恭親王不死，這一以文字上的虛幻快感取代應有審慎的兒戲“改革”，將可能無法推行。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緒要警惕“小人”之外，恭親王還有道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
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恭親王死後一個月，這家大清國最為主流的媒體，發表報道稱，恭親王重病期間，光緒皇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這等於是要恭親王推薦幹部。
恭親王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恭親王認為中央只有榮祿、地方上只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光緒皇帝專門問及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擔任財政部長(“户部尚書”)的翁同龠禾，恭親王毫不猶豫地回答説：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報道進一步指出，甲午戰爭前朝鮮局勢緊張，高層曾經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將朝鮮降格為行省，把朝鮮國王遷回內地供養，參照孔子後裔的榜樣，“世襲罔替”;二是派遣重兵進駐朝鮮，代理其國防;三則是將朝鮮列為各國利益均沾、共同保護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牽制。但當時已經執掌中央財政大權的翁同龢，一味高調主戰，卻又不積極備戰，導致主戰的偏激輿論佔了上風，錯過了外交解決的最佳時機，並未準備就緒的陸海軍一敗塗地，“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強趁機掀起瓜分浪潮，“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觀地説，將甲午戰爭的失敗，只歸罪於翁同龢一人，與只歸罪於李鴻章一人一樣，都是過度之責。但是，翁同龢這類將自己的“名聲”、“羽毛”看得重於國家利益的“清流”，的確對李鴻章之類“幹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鴻章曾經激烈指責“言官制度最足壞事”，“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羣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甲午戰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灣，李鴻章就向中央發出了警報，應將日本作為中國國防的主要假想敵。但翁同龢為了政爭的需要，死死捂着錢袋子，導致北洋海軍多年未進行軍備更新，卻又逼着李鴻章與日本決戰。甲午戰敗後，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鴻章進行和談，中央在商議時，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為了愛惜自己的名聲，堅決要求絕不可割地，實際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鴻章也急了，乾脆表示自己沒這本事，還是請翁師傅親自去趟日本，這才令翁同龠禾改口。從個人政治品格上來説，李鴻章遠比翁同龢要坦蕩磊落許多，更有擔待、更有責任感、更勇於任事。
恭親王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剛剛成為事實上的“總理”、並啓動了戊戌變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雙開”，送回了常熟老家。這是戊戌年眾多撲朔迷離的怪事之一。一直以來史家對此的解釋，都是歸因於慈禧為首的“後黨”與光緒為首的“帝黨”進行權力鬥爭，慈禧將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緒的力量。這種已被廣泛接受的論點，近年卻發現是天方夜譚，更多的證據表明，正是光緒皇帝本人不滿於這位 “居心叵測，並及怙權”的老師，而親自下旨令老師下崗的。在恭親王臨終發出了對康有為和翁同龢的警告後，光緒皇帝還曾親自測試了翁老師對康有為人品的評價，卻發現翁老師前後不一，十分可疑。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記中，也有閃爍其詞的記載。
至死方忠
恭親王身後得到的哀榮，是不同尋常的。
他去世後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就親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對恭親王的一生功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賜諡號為“忠”，配享太廟、入京師賢良寺。慈禧太后還下令“輟朝加兩日”，即中央的喪假從3天改為5天，同時，“皇帝素服十五日”，這是人臣罕見的哀榮。
慈禧太后與恭親王是掰了近三十年手腕的老對手，恭親王在政治上的三次大崩盤，除了第一次之外，都與慈禧有着直接的關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作為大權在握的老二，恭親王永遠都是最高權力的最大威脅者，只要看看不絕於史的殘酷的權力鬥爭和血腥的宮廷陰謀，就會明白，對於恭親王既利用、又防範，絕非出自慈禧太后神經質的多疑，而只是一種權力的常識而已。老二的忠誠與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後時刻才能真正得出結論，諡號為“忠”，絕非對過程的描述，而是對結局的概括。
下崗在家十年，恭親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古剎戒台寺。寺內有棵“卧龍松”，馳名京師，很少題詞留墨的恭親王，卻為之題寫“卧龍松”三字，刻碑立於松下。逐漸習慣於憂讒畏譏的恭親王，如此不避嫌疑地自比為“卧龍”，究竟是如何心意?或許，一條不能騰飛的卧龍，在一個只以成敗論英雄、信奉張牙舞爪的社會里，可能就是一條爬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