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電影《太平輪》上映，一段沉痛的內戰往事——1949年百萬大陸軍民倉皇遷台——重新獲得詮釋。電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瞭解，什麼樣的人，當年才能獲得一張去台的船(機)票。
政府公務員最終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機關的十分之一人數”
近日，電影《太平輪》上映，一段沉痛的內戰往事——1949年百萬大陸軍民倉皇遷台——重新獲得詮釋。電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瞭解，什麼樣的人，當年才能獲得一張去台的船(機)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陳誠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主席時，蔣介石已有意將台灣作為日後退守之地。除軍隊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蔣介石最先指示遷台的機構。國民政府撥款三百萬，作為中研院的應變經費。但中研院成功遷台的僅總辦事處、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數學所，其他12個自然科學研究所與社會學所，都選擇留在了大陸。在81名院士中，僅朱家驊、傅斯年、李濟等9人選擇赴台，陳寅恪、李四光、陳垣等60人留在大陸。另有胡適等12人去美。
拒絕赴台的學者中，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比較有代表性。陳垣讀《西行漫記》後，“看到了老解放區十幾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動”。北平圍城期間，他給兒子寫信説，“政府來電並派飛機來接，都未成行，後又敦促數次，均婉謝，因無走之必要也。”①
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是除軍隊外，政府組織的遷台羣體的主體。但國民政府行政院，當時對所屬各機關的遷徙，並無任何統籌計劃，以致於各單位只得各自為政，結果不但資料損失慘重，人員流失也相當嚴重——人員流失主要有兩大原因，其一，當時國民政府隨戰爭局勢一再播遷，先至廣州，再至重慶、成都，許多公務人員往往因生活困頓，不願隨遷，選擇脱離。其二，各機關組織遷台能力不一，但總體上均甚為困難，名額有限，故遷台前均曾大規模編遣內部職員。
當時赴台一票難求的情形，可參考張大千回憶。據張説：“原以為到了機場，就可飛離險境，那有如此簡單的事啊!一看機場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籌了一大堆扶老攜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點名的軍官，叫到誰的名字，誰就可以上飛機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來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②大略而言，最後國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灣者通常不及原機關的十分之一人數”，“家眷未能隨行者比比皆是”。③
除軍隊及政府機關人員外，國民政府當日已無力組織其他人員集體遷徙。較典型的例外，是“山東流亡學生”數千人，因偶然的機緣，得山東同鄉會、澎湖防衞司令部及國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內戰期間，國共雙方爭取學校、學生甚烈。及至國軍在在東北和華北的軍事逐漸失利，為不讓學校及學生落入中共之手，曾一再動員北方各省大中小學校南遷。但在1949年，對“山東流亡學生”赴台，陳誠曾特意強調此乃個案，教育部也避談此事，目的是儘量避免其他學校循例效尤。可見當日瓦解之勢，已顧不上再談什麼“爭奪青年”了。
就當時台灣的經濟狀況而言，即便是上述政府組織的遷台人員，也無力給予良好照顧。譬如，故宮博物院、中研院史語所的工作人員，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齊世英身為立法委員，到台灣後僅配給他“鐵板自強新村一户水泥平房”。④
私人旅客被嚴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務員、軍人、商人
至於私人赴台，起先幾無限制，因此隨着戰局惡化，赴台者急劇增加。1946年，大陸遷台人數只有37978人，到1948年，這個數字增長2倍多，達到98580人。⑤
陳誠基於“防止‘共諜’的潛入”與“預防人口過分增加，以減輕台民的負擔”的考慮，於1949年2月開始實施對私人赴台的限制，頒佈了《台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規定“暫准入境”者為“中央各機關派台工作人員及其眷屬”“中央各院部會及各省市政府，因公派員遷台者”“工商人士”等七類，他們憑藉相關證明，填寫“入台旅客登記表”後，可購票赴台。到台灣後，“於十日內向到達地區之主管户政機關及警察機關申請登記，否則得限令出境。”⑥
台灣當局對入台申請的審查頗為嚴格。以1949年3月下旬為例，台北市批准發給204人入台證，駁回436人，申請通過率僅35%。規定實施後一個月的時間裏，核准入台者有男10059人、女4710人、孩童1481人，共16250人，其中公教人員2876人、商人5830人、學生1111人、工人140人、自由職業者494人、農民91人、家務2944人，其他383人。⑦可見自由入台者主要為商人、公務員、教師，以及他們的家屬。嚴格限制的同時，政府也鼓勵一些人赴台，如軍人購買船票可打六折，國大代表甚至免費。
總體而言，對軍人赴台的限制最少。“軍事機關及部隊遷台者”不必登記、申請，只“必須將名稱、或番號、主管姓名、人數、武器、及任務、駐地等，事先通知警備總司令部備查。”赴台的馬德五，在1949年5月的日記中説，家庭會議上商量“上海是保不住了，‘共匪’馬上就要殺過來了，父親和德書堂兄是國民黨老幹部，被‘共匪’抓住﹐必死無疑。我是個國民黨老幹部的兒子﹐也是凶多吉少的。”因此，他們穿上軍裝，“跟隨運兵輪船先行逃命去台灣。”⑧與之類似，國軍從上海撤退時，王鼎鈞僥倖上船，他後來説，當時“台灣限制入境，多少有辦法的人來不了，我們竟無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夢境”。⑨
從1950年開始，由大陸赴台的人數明顯下降。只有1955年較多，因大陳島撤守時，有1.6萬多百姓被遷往台灣。據台灣的普查報告，自1945年—1956年來台外省人約64萬，再加上遷台的60餘萬現役軍人，總數有120萬左右。⑩
註釋：
①劉乃和：《陳垣年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3頁;②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年，第256頁;③⑤⑥⑦⑩林桶法：《1949大撤退》，第245、245、321、250頁;④齊邦媛：《巨流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94頁;⑧馬德五：《我1949年的遷台日記》，《文史天地》;⑨王鼎鈞：《文學江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3—4頁。
震驚！蔣介石敗退台灣前竟偷偷做出了這種事！
蔣介石運金行動被曝光
1948年12月24日，地處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和漢口路的中國銀行一開門，便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如潮水般湧進來。這些情緒失控的市民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地爭搶、衝撞、踩踏，結果釀成擠死7人、傷57人的慘案。而這起慘劇的發生僅僅是因為被國民政府斥為“謠言”的一篇報道。
這篇報道的作者是英文《字林西報》的記者喬治·瓦因。1948年12月1日，喬治住在緊挨着中國銀行的華懋飯店。午夜過後，他扶窗東望，從昏暗的路燈下發現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有挑夫模樣的人：或兩人擔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輪船，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新聞記者喬治憑着專業的直覺，推斷挑夫挑的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裏必定是貴重的黃金。於是，他立刻擬定併發出如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佈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的《華商報》12月3日及其他報紙也都轉載了這條消息。
消息見報後，舉國震驚。本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以鬧劇收場之後的金圓券就已經江河日下，發行僅半年就已貶值到五百分之一。此消息一出，金圓券更是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上海更是人心惶惶，沒過幾天就出現了前文所述的“黃金擠兑慘案”。
喬治·瓦因或許沒意識到這則報道捅了一個多大的婁子。當局一面“闢謠”，一面抓捕“造謠者”。喬治很快被抓捕、速審速決判處死刑。幸虧其夫人趕緊託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主席直接找到蔣介石求情，才獲釋放。
1948年12月24日，上海市民爭兑黃金髮生慘案。圖為銀行一開門，排隊市民如潮水般湧入，秩序大亂。
“絕密”的運金計劃
範元健是國民黨海關緝私艦“海星”號的船員。1991年8月，他在台灣憶起當年國民黨運出黃金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
1948年12月1日下午2點，範元健和其他“海星”號船員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機密任務，任何人不得離艦。誰知這一等就一直沒了消息，到了深夜1點左右，船忽然開動，但並沒有按照以往的航線航行，而是逆向在長江口左轉開到了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碼頭。
接着便發生了喬治所看到的那一幕：一隊身着百姓服裝的挑夫，在荷槍實彈的軍警護送下，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貨物抬上“海星”號，船隨即駛入茫茫夜色之中。等開到舟山羣島附近江面，船長鍾福林才透露，此行的目的地是台灣。而這批神秘的貨物，範元健在事後才得知，正是運台的第一批國庫黃金。
蔣介石的秘密運金計劃應該與其遷台計劃同時出籠，是在1948年底。
國庫的黃金對蔣而言是其立足台灣、另起爐灶的本錢，絕不能落入共產黨和桂系李宗仁之手，為此，運金計劃必須保持極度機密。10月9日，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對他首次談起以改儲金地點方式為由轉運黃金的問題。
為了謹慎，整個計劃參與者全部為蔣的心腹，其長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調。據俞鴻鈞的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
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到啓運之際，“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免被人知曉。據時任上海中央銀行稽核處稽核員張繼鳳後來回憶：“黃金運台是絕對機密，每個環節都是高度秘密作業，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但百密一疏的是，這個計劃被一英國記者發現並捅了出來，難怪蔣介石如此的惱火。
在籌劃黃金運台的同時，蔣介石還急電養病中的親信陳誠，命其接任台灣省主席，蔣經國亦受命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與此同時，大批重工業設備也開始陸續運往台灣。
據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而後沒收了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1948年8月通過發行金圓券開始從民間收兑黃金，到1948年11月16日，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當日向蔣介石的報告，共收兑黃金166.3萬兩。此外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尚餘400多萬兩。11月底，俞鴻鈞接到密電，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的黃金運到台灣，那就應是200餘萬兩。後來留在大陸的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的回憶也印證了這個數字，他説“海星”號這次運出的黃金為200.4459萬兩，其後的1949年1月1日又運出60萬兩，所以第一批從國庫運出黃金共計260餘萬兩。
“黃金擠兑慘案”發生後，國民政府立刻宣佈停止以金圓券兑換黃金，而金圓券更是一瀉千里，到1949年1月與銀圓的比率已經變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時，1000萬金圓券都兑不到1塊銀圓;到1949年6月，銀圓價格更是達到了5億金圓券一枚，此舉使得許多小康人家傾家蕩產。
蔣介石秘密運台450萬兩黃金流落何方?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發生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黃金跨海密運事件。蔣介石當時下令將450萬兩黃金(約3250億元新台幣)分裝在木箱內，半年內分7次秘運台灣。450萬兩黃金運到台灣之後究竟存放在哪?蔣介石又如何運用這些黃金?60年後的今天，這些黃金還在嗎?目前正在台灣TVBS電視台分集播出的紀錄片《黃金密檔》揭曉了答案。
據台灣TVBS報道，歷經驚心動魄的運送過程，蔣介石的這批黃金從台灣基隆港上岸後，又是到哪兒去了?時任台灣銀行職員劉明朝回憶説，“我們行員跟警察，我們坐在卡車的司機旁邊，那個‘憲兵’啊，他架着機關槍，在這個卡車上面，連夜我們就進庫。”
那座金庫位於台北台灣銀行總行地下樓，是當時台灣最大最堅固的金庫。劉明朝回憶説，“它周圍都是泥土都隔開，它沒有一面是靠近泥土，就是金庫是在房子的中間，它那個金庫，當時號稱是最大的炸彈，也沒有辦法破壞。”
從當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圓桶封條上，有着金圓券準備金的字樣，證實是1949年從大陸運抵台灣的黃金，另一部分用方形木箱裝運的，是以金磚為主，這些金磚則是來自抗戰勝利後，美國給中國的軍費。
運抵台灣的黃金的另一個存放地點，位於“聯勤總部”保管庫，位置正是今天的中正紀念堂，當時的金庫負責人之一董德成，生前畫下了金庫位置圖。
時任“軍需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回憶説，“‘財務署’的庫房，後來就是‘聯勤總部’的，我們這個是收支處，它就擺在那個地方。”庫房將近7、8坪的大小。
台“國史館”檔案顯示，運台黃金的使用大致分成3大部分，其中80萬兩用於發行新台幣，其餘將近2/3的黃金都用在軍餉和國共內戰的軍費支出，國民黨60萬大軍的軍費快速吞噬這批黃金，9個月後，黃金只剩12.5萬兩。
眼看就要無以為繼，沒想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轉向支持蔣介石，美援帶來及時雨，台灣“財庫”黃金又增加到108萬兩。
一甲子之後的2008年5月，台灣4名“立法委員”首度視察了傳説中的金庫。
“立委”盧秀燕介紹：“目前我們整個‘中央銀行’現在的庫存大概有1362萬兩，大概423噸，這裏面真正在從大陸帶過來，到現在還在裏面的，那麼大約是108萬英兩，只佔裏面的7.9%。”
據悉，這些黃金被存放在台北新店烏來山區文園營區的山洞裏，被密不透風的保全系統監控着。盧秀燕説，那些同樣格式的金庫黃金都被放在同一個櫃子裏，櫃子上面標識每一塊黃金大概是多重、一個櫃子裏有多少塊，等等。“如果你進去，的確是有入金山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