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諤的姐姐
文/餘抗
如果撫養弟弟就是“扶弟魔”，送養弟弟就是“真女權”，那在片方口徑裏，張子楓飾演的姐姐，還處於薛定諤狀態。
但不少觀眾已經把她釘在了不爭氣的恥辱柱上。
年初《你好，李煥英》一騎絕塵橫掃票房，張小斐成為全民媽媽，女粉絲含淚認親。
這位母親心甘情願選擇普通、辛苦的生活，感動億萬國民。
到了《我的姐姐》這，姐姐跟弟弟是嗎？女的跟男的是嗎？
好，不感動了。
要付出是嗎？
好，恨上了。
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留下還在讀幼兒園的弟弟。
在重男輕女的家庭里長大，姐姐是拋下弟弟去追求理想，還是承擔起撫養弟弟的責任？
在簡中互聯網，點顆原子彈，爆炸程度也比不上這個問題。
《我的姐姐》就在炮火中透視女性的生存處境，並思考出路的可能性。
電影口碑的譭譽參半，不僅是因為影片有明顯的優缺點，也在於當下輿論環境裏，女性議題本身存在巨大的撕裂性。
我們試圖來心平氣和、認認真真談論一下這部電影的優點和侷限，好嗎？
強烈的設計感
《我的姐姐》導演殷若昕是女性，編劇遊曉穎是女性，電影講述的也是女性的故事。
這讓電影有鮮明的女性視角，其對女性困境的揭示，也是國產電影裏相對少見的。
安然從出生到現在，經歷一個女性成長途中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偏見和歧視。
為了二胎裝瘸子、被父母修改志願，
那一句輕描淡寫的“被表哥當沙包，被姑父看洗澡”，沉重至極。
朱媛媛在電影中飾演安然的姑姑，是上一代姐姐的縮影。她獨自念俄語的鏡頭，讓無數人痛心。
安然是主動抗拒枷鎖，姑姑是身處更殘酷、更沉重的枷鎖中，而不自知。
結婚前，她困在姐姐的枷鎖裏——為弟弟放棄學業，放棄去俄羅斯經商的事業。
結婚後，她困在妻子與母親的枷鎖裏——圍繞着丈夫與子女打轉。
如果不是丈夫患病，她也會義無反顧地承擔撫養外甥的重擔。
她把犧牲當作自己的責任。
一開始她也要求安然必須撫養弟弟，一再幹擾安然尋找領養家庭。
身處枷鎖而不自知，恰恰折射出枷鎖的根深蒂固。
如同那個冒着生命危險也要保住三胎的產婦——生育兒子竟然比她的命更重要。
兩代女性、不同女性的命運，被包含其中。
但跟很多熱門話題衍生的影視劇一樣，《我的姐姐》也有主題先行的痕跡。
先羅列好一個女性的生存困境，然後將人物往裏擺。
這就導致情節上有強烈的設計感，起承轉合大量依靠偶然性。
姐姐剛好不受父母寵愛。
姐姐剛好與弟弟“不熟”且沒感情。
姐姐剛好到了要離開成都的節點。
姑姑家剛好禍不單行，有心有力。
舅舅剛好“不學無術”，靠不住。
男朋友剛好是“媽寶男”，不能並肩。
種種“剛好”，讓姐姐所面臨的兩難，帶有一定的失真。
從法律層面上看，弟弟父母雙亡，雖然有一個成年的姐姐，但因為是未成年，所以他仍是孤兒。
姐姐身為監護人，可以將弟弟送養，有條件的話可以自己撫養。
相關部門或者第三方慈善機構，也會提供一定的幫助。
電影對此內容一概不提。
一個在長輩試圖打自己時敢於報警、求助公權力的女性，在處理弟弟的問題上，沒想過藉助任何社會的、第三方的力量。
跟我國的大量煽情類電影一樣，創作者有意如此，或者無力做它。
鏡頭始終在小範圍內晃動，侷限於家庭、侷限在某一個女性身上，剝奪開更大的環境。
或許是空間有限，或許是整個審美環境仍沒太大進步。
當許多海外影片能夠把一個無解問題，拋給整個完備的社會系統時，我們的觀眾還在問姐姐為什麼不拋棄弟弟這種問題。
很明顯，對於社會系統的研究，我們的影片也還處在1.0時代。
總之，在這個小的、充滿巧合的空間裏，姐姐被逼到了絕境。
安然與弟弟的情感推進，也是人物關係中最常見的那一種。
先是充滿敵意。弟弟嬌生慣養，姐姐怒氣衝衝。
接着弟弟越來越懂事，姐姐情感堅冰慢慢融化。
之後姐姐堅定的立場動搖，自我與親情之間的抉擇變得艱難。
可如果弟弟就是一直不懂事呢？這種選擇是否就不存在了？
為了讓劇情推進下去，弟弟就必須“懂事”。
哪怕弟弟後面的一些行為，並不太符合一個兒童的行為與邏輯。
濃重的設計痕跡，提升了《我的姐姐》的戲劇性和可看性，也稀釋了它的真正複雜性。
現實中困擾女性的，不是純粹的恨與純粹的愛之間的抉擇。
而是愛與恨之間的糾纏。
譬如父母可能重男輕女，但也愛着自己。
弟弟總是把他得到的一切視為他該得的，但弟弟與姐姐也有很深的情感羈絆。
安然一開始的選擇看似很難，但恰恰是給觀眾心理負擔最輕的一種：一個幾乎沒得到愛的女孩，當然可以輕鬆割捨掉弟弟。
可如果姐姐一開始就得到過弟弟的愛呢？編劇的劇本似乎就無法推進了。
所以説，《我的姐姐》裏的故事很“極端”。
它討巧的地方在於，它揭示的女性困境帶有普遍性。這掩蓋了故事本身的設計感。
勇敢的開闊
《我的姐姐》那一個譭譽參半的結局，恰恰是這部電影裏為數不多的複雜時刻。
安然終於從弟弟這裏感受到愛。
她原本在家庭裏渴望得到卻一直沒有得到的信賴、認可、回饋，從弟弟這裏得到補償。
這時，她要放棄弟弟嗎？
如果編劇要討好一些女性觀眾，反倒是容易處理的：別讓弟弟“突然”變得那麼懂事，或者弟弟很快接納了新的環境。
姐姐沒什麼心理負擔就把弟弟送養。
但編劇恰恰選擇一個註定會引發爭議的結局。
不是因為編劇要讓姐姐成為“扶弟魔”，而是編劇試圖跳躍出“男性”“女性”“姐姐”“弟弟”等性別標籤和身份標籤，探尋一種超越性別/身份的情感關係的可能性。
會否姐姐愛弟弟，不是因為“扶弟魔”，而是因為就是家人之愛？
必須承認，在一個男權社會里，女性是弱勢羣體，遭受更多的剝奪，這讓輿論對女性的付出保持高度警覺，對姐姐和弟弟這兩種身份十足敏感。
但這不意味着，男性與女性之間只能是強者與弱者、傷害者與被傷害者的關係。
女性遭受了那麼多年不可否認的歧視、壓迫，絕對有權利爆發、憤怒。
但女性追求平等，與女性追求愛、付出愛、享受愛，並不相悖。
姐姐們要擺脱枷鎖，而不是隔絕男性、切割愛。
所以這個開放性的結局，這個薛定諤式的姐姐，是對女性的一種祝福。
她感受到愛、她接納了愛，她對世界不只有敵意和怨懟。
她對世界釋懷，與自己和解，她的心真正迴歸平和。
在這個前提下，她可以自由做出她的選擇。
尊重她，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