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評選中國歷史上最會作秀，最會“演戲”的帝王，我一定推選唐太宗李世民，都説這個皇帝是一代明君，開創了一個大治時代，與臣子之間納諫、勸諫的例子更是成了千古美談，卻絲毫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演技一流、堪稱影帝的帝王。我下面舉幾個例子，讓大家開開眼界，見識一下史上最牛影帝是如何作秀的。
唐太宗作秀，我以為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唐太宗吃蝗蟲的故事”，這件事在《資政通鑑 唐紀》有非常詳細的記載：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翻譯過來是講628年，京師地區鬧蝗災，六月間，唐太宗在皇家園林遊玩時看到很多蝗蟲，他順手抓了幾隻，咒罵道：“老百姓靠莊稼活命，卻讓你們這些害蟲給吃了！我寧願你們吃我的五腑六髒，也不要你們吃老百姓的糧食！舉起手把要把蝗蟲吞下去，左右侍從連忙勸阻：“皇上，萬萬使不得，這東西不乾淨，吃了會得病的，龍體安康要緊。”唐太宗説：“我要為老百姓受災，哪裏還怕生什麼病。”於是把蝗蟲塞進嘴裏吃了下去。那一年，蝗蟲沒有造成災害。
在古代農業社會，發生蝗災是非常嚴重的事，意味着天下老百姓沒有飯吃，流離失所，變成流民，甚至起來造反。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對蝗災基本上沒有什麼好解決的辦法，只能眼睜睜看着災難降臨。
而這種天災，依據“天人感應”的理論，認為是國君的統治不仁不義，故而上天放出災難來進行懲罰，這叫做“天譴”。受到“天譴”，皇帝應該下罪己詔，思過罪己，自責“不敏不明”，“無德”，祈求上天的原諒。既然皇家園林裏蝗蟲多得隨便都能抓上好幾只，説明蝗災已相當嚴重，唐太宗相當着急，才會有這番驚人之舉。
不過，唐太宗實在是做過了，讓整個過程充滿了表演色彩。即便發生蝗災，堂堂皇帝也沒有必要着急到生吃蝗蟲的地步，而是趕緊部署掃蝗的工作。好吧，就算想吃蝗蟲，吃也就吃了，還要停頓來下給左右侍從勸阻的機會，然後再發表一番高論，最後不顧龍體安危，吞食數只。這事傳出去讓老百姓聽到，哪有不感動得流淚滿面的？收穫明君的美名亦是理所當然。至於“是歲，蝗不為災”，肯定不是因為唐太宗吃蝗蟲的原因，但功勞肯定歸於他影帝唐太宗了。
再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唐太宗演技的高超，那就是“唐太宗出書的故事”，這件事情在《資政通鑑 唐紀》裏也有非常詳細的記載：
貞觀十二年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説的是638年三月初二，馬屁精著作佐郎鄧世隆上表請求蒐集、選編一套《李世民文集》，全國攤派購買，讓人民都來學習，以便深刻領會唐太宗武功文韜、勵精圖治的治國精神，説不準還可以傳之後世，影響深遠。唐太宗卻説：我發出的辭令，對人民有益的，史書上都記載下來了，足可傳世不朽。如果沒有什麼益處，出文集幹什麼呢。像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都有文集傳世，對治國安邦毫無幫助，他們的江山很快就沒了。做國君的應擔心有無德政，何必要從事文章創作！
唐太宗説得多麼漂亮，他是在暗示大臣：我開創了“貞觀之治”，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已經“立功”、“立德”了，即便是沒有出版《李世民全集》，我所説的都已經有史官記錄在冊，不就等於“立言”了嗎？所以不需要給我出什麼書了。你看歷史上那些亡國之君，文章寫得那麼好，辭藻華麗，精力都用在這些花架子上，國家治理得一塌糊塗，又有什麼用呢？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十年之後，唐太宗將自己説過的不需要寫書出書的話拋到九宵雲外，寫了一本書叫《帝範》，講做皇帝應該注意的事項，包括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閲武、崇文十二個方面，將自己一生統治天下的經驗都寫在這部書裏，又豈能説不看重“立言”？只不過，他是皇帝老子，時人誰敢翻出他當年演的戲、作的秀來説事呢，他想寫就寫，想出就出，沒有人阻止得了。
唐太宗作秀之事還有一件，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唐太宗縱囚的故事”，這也在《資治通鑑 》裏也有記載：
“辛末，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
這件事講的是唐太宗在親自審閲部分死刑犯的卷宗時，想到年關已近，囚犯卻不能回去與家人團聚，悲憫頓生，決定放他們回家過年，到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並且一不做二不休，將全國的死囚都放回家過年，共放了390名死囚。第二年，這些死囚都回來受死，沒有一個逃跑，唐太宗龍顏大悦，“皆赦之”。
這個故事是要歌頌唐太宗有明君之道，賢人之道，王者之道，但這顯然是次精心策劃的表演秀。
首先，正如清代大儒王夫之所分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
王夫之講的相當有道理，不是囚犯不想逃，而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逃不了。唐太宗有膽量縱囚，就一定有把握能將其抓回來，可能早就安排好下面的官府嚴加監視。即便囚犯逃跑，唐太宗也不怕，不是還有連坐法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跑得了囚犯跑不了囚犯的親戚朋友。縱囚與其説唐太宗仁慈，不如説唐代的法律和社會控制很嚴密。
就算如一些論者所説，唐太宗時的法律並不嚴苛，法律規定對死刑一再從輕，並刪除“兄弟連坐俱死”的做法，還制定了“議、請、減、贖、當、免”的制度，被判處死刑的並非都是非殺不可之人。果真如此，囚犯就更不必逃跑了，逃跑被抓肯定處死、甚至累及親朋，不逃跑還有免死機會，那還不如乖乖回去，這更顯出唐太宗在作秀。
其次，無論刑罰嚴苛與否，囚犯們或許已經猜透了唐太宗演這曲戲的目的，是為了顯示自己胸襟廣闊，英明仁愛，如果囚犯老老實實回去受刑，説不定皇帝開恩，免了他們的死罪。就算不能免死罪，也逃不了，那還不如賭一把，老實回去。結果，囚犯們賭對了，唐太宗果然赦免了他們，這一唱一和，可謂共欺世人。所以，王夫之説：“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這是唐太宗沽名釣譽，為了博取賢君之名而作的一次天大的秀。
這樣的秀並不是所有帝王都敢作的，據史載，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幹過一把，《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概行疏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即死囚不縱，而且赦免的只有22人。相比之下，忽必烈就沒有唐太宗那麼捨得作，演得那麼投入，那麼弄假成真。所以，影帝的桂冠非唐太宗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