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劉弗陵當皇帝的時候，有個著名的官員叫張敞，以擅長治理地方治安聞名。擔任首都特別行政區區長的時候，曾以江湖方式邀集地面上各位老大吃合頭酒，説服他們交出一些不懂規矩的馬仔，換取了任期內的一方平安。
能混江湖的人，行為舉止必定不會很合正統。張敞就曾因為喜歡坐着車在街上閒逛，還用扇子敲馬屁股，屢屢被人指摘“輕浮”、“不成體統”，但他仍舊不以為意，繼續不拘小節，終於把自己捲入了一起“豔事門”。
事情本是很簡單的：張敞的老婆，據説小時候曾經摔過，傷到眉骨，長大後眉毛有一塊總是長不出來，所以每天都要很仔細地畫眉。張敞夫妻必定很是恩愛，因為他經常幫他老婆畫眉。
本是自家閨房內的私事，無關他人。不過張敞作為一個爭議人物，廣受廣大八卦迷的關注。透過各種渠道，他給老婆畫眉的事情和細節，就慢慢流傳出去，成了首都特別行政區人人皆知的秘密和談資。
打聽人家房中事，聽了、聊了、偷偷樂了，也就罷了，但有些正義凜然的人從此坐不住了。不久後，有人——史書上沒説是誰，或誰和誰，看來是以羣眾身份提交的——提交了一份義正詞嚴的彈劾案直送到皇帝面前，指斥張敞流氓、不道德，沒有起到榜樣作用，帶壞善良單純的老百姓，要求其道歉，並要求皇帝處理這個下流坯。
在洶湧的民意之下，皇帝對張敞展開了調查，問他第一，豔事門是否屬實;第二，是否知錯。張敞迅速做出反應，發表了一個聲明，基本表達瞭如下幾個意思：“豔事事件是真的，是我自己乾的。這件事是閨房內私事，不算什麼。夫妻間的事情比畫眉更‘下流’的還有的是呢，且人人都幹。”
這個聲明無法讓人民羣眾滿意——要知道，人民羣眾的道德感很高，怎麼能接受夫妻間還有“更下流的事”呢?雖然他們自己也要靠這種“更下流的事”製造下一代，但他們可以假裝沒有，也不能接受別人有，尤其不能接受名人有。
不過儘管如此，皇帝卻實在説不出什麼了，處理張敞於法無據，何況人家還是國家棟梁。於是作罷。
雖然法律沒有處理他，但他的光明前途卻從此夭折。沒多久，他牽涉到一起政治冤案中，作為“壞分子的朋友”再次遭到彈劾。皇帝本想保他，把案卷壓下，但他自己卻不懂韜光養晦的道理，公報私仇整死了一個盼望他早點下台的人，激起公憤，只好自覺地繳還印綬，宣佈無限期退出官員圈。
畢竟是有才的人，而且實踐證明，靠“成體統”往往管不了社會問題，因此後來張敞還先後被召回做官兩次，從事重點地區治安專項整治工作，成績也頗斐然，但他的官職再也沒有達到過“豔事門”前的高度。
西晉荒淫貴族子弟經常辦性聚會 觀摩房事
魏晉士人猛吃毒藥，各種毒物鬱結體內，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見《如何過日子是更重要的問題》一章)，在藥與酒的雙重刺激下，做出了眾多怪異之舉，絕不是現在的新新人類所能比肩的。中國有史以來，從沒有一個朝代的上流階層像魏晉時代的士人那樣貼近於西方嬉皮士。
東晉的名士王忱，出身於琅邪王家，聲名顯赫，更做到過荊州刺史的頭等要緊職位。但就是這麼一個高官，其舉動之荒誕，即便朋克樂隊成員也會瞠目結舌。此人的老丈人親人去世，他帶着朋友前去弔喪。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幾個朋友一起脱得精赤條條，披散着頭髮闖了進去，十幾個人繞着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該老丈人正在傷心之際，忽然見以女婿為首的十幾個光腚繞着自己轉圈，其驚懼氣憤可想而知。
王忱的行為屬於荒誕狂放，周的行為則只能用獸慾勃發來形容。周是東晉初年的高官，位居尚書僕射(副總理級別)之職。當時的大將軍王敦非常忌憚他，一看見他就緊張，一緊張就出汗，只要碰見周，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着扇子猛扇。後來王敦兵變成功，將其處死。周死前，破口大罵：“老天有眼，快殺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從他嘴裏一直流到腳後跟，周依舊神色不變，可見此人不是個平庸之輩。
就是這個慷慨激昂的周，卻做出過荒唐至極的事情。尚書(部長級別)紀瞻邀請朝廷要員們到家裏做客，席間叫出自己的寵妾給大家表演歌舞。別人看看歌舞，稱讚幾句也就罷了，可是周居然淫心大動，眾目睽睽之下忽然脱了衣服，當着人家丈夫的面衝上去就要強姦這個女人。眾人一看，這還了得?當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這才沒有得逞。這種死不要臉的行徑，若非在酒與藥的雙重作用下，恐怕不會出現。
魏晉時期士人行為的這種荒誕，全部歸結到毒藥和酒上面也不大公允，這種行為更多的是一種犬儒主義與自我放縱的混合變種，毒藥和酒只是將其釋放的一個由頭。很多人是以酒和藥為幌子，真正驅動他們的是騷動狂放的心靈。儒家的禮教已經被擱置一邊，生與死的匆匆變換又見識太多，有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又有什麼是被禁止的呢?這些士人物質上的滿足可以輕易得到，心靈卻又處於如此廣闊的空間。自我被釋放了，卻又無處依託，就在廣袤天地間隨意遊蕩。有人在靈魂深處為自己尋覓到家園，有人則完全迷失。
這是一個審美壓倒了倫理的年代，也是一個自由而迷惑的年代。這種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種各樣的特異行為，而且也不乏可愛之舉。比如，阮籍經常和鄰家酒鋪的女掌櫃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邊。做丈夫的開始很懷疑，觀察了很久，發現阮籍確實沒有任何不軌，就沒有干涉。阮籍的心胸，確實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擬的。
但有時，這種特異行為會變得極其下流，晉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晉時期，許多貴族子弟經常舉辦性聚會，他們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後就各自和妾侍性交，互相觀摩。
不過，那種性交party放到當時的社交大環境裏看，卻也是其來有自。晉朝人交往時相當親暱隨便，對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煉丹家葛洪性格嚴肅，對當時的一些習氣非常憤慨，發表了若干評論，留下了當時社交風氣的記錄。根據葛洪的説法，賓客相見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進來就喊：“老東西在哪兒?”主人馬上回答：“你這老狗來了?”不這麼打招呼的，大家都説他古板，不和他來往。
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會，有人當眾洗腳，有人就地撒尿。這些人對男女之嫌也不顧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內室闖，恣意欣賞人家的妻妾，嘴裏還不乾不淨，對她們的身段和臉蛋大加評論，全無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來，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發現了就拖出來觀看。主人雖然難堪，但當時習氣如此，如果加以阻擋，倒顯得自己小氣。性交party只是這種聚會的加強版。這些硬拉女人出來品評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説明當時的性觀念確實寬鬆。
我們自然很難相信當時的社交禮節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説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這裏還有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那時的風氣。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兒女婿(就是借錢久不歸還，讓王戎大為光火的那一對)，去得過早，人家還在卧室裏睡覺呢。他就直接往卧室裏闖，把女兒女婿堵在被窩裏，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兒女婿看王戎守在牀頭，興致盎然地看着他們倆，也不尷尬。女兒從北面下牀，女婿從南面下牀，就地接待王戎，臉色平靜無異。如此情形，即便在現代人看來，也會覺得頗為怪異，認為這個老丈人太不正經。依此來推斷，葛洪的説法想來也還可靠。
有人認為這種性交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實這和真正的性解放運動完全不是一碼事。那些妾侍是否願意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是否願意被他們姦淫，這在他們眼裏根本就不是問題，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過是一種赤裸裸的性凌辱而已。
主人對奴隸、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權，那些貴族子弟自可藉此權力完全實現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顧忌對方的感受。石崇家裏廣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狀，厚厚地撒在牀上，當成土製的體重計，然後讓他寵愛的姬妾在牀上走，足跡比較輕的，石崇就賞賜珍珠，足跡比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給她們吃的，強迫減肥。很明顯，石崇喜歡比較骨感的女性，於是就強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審美趨向和現代人確實頗為吻合，但他的舉動則完全是無視對方意願的霸道行徑。
因此，當我們用性解放來比附貴族少年的“對弄婢妾”，拿女士減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時，始終要記得一點：在一個傳統的等級社會里，這一切都被塗抹上屈辱與暴虐的色彩。
除了壯陽藥以外，他們還發明瞭各種“奇技”，試圖提高性質量。房中術在魏晉時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虛心地學習這門學問，他的兒子曹丕更聲稱當時各個階層的人都熱衷此道，勤學苦練，甚至連太監都不肯落後，身殘志堅，也堅持學習。
但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房中術的理論實在是太奇怪了。幾乎所有的房中術都認為性技巧的根本在於“還精補腦”，就是説忍精不射，可以補腦子。根據葛洪的説法，當時房中術的流派有十幾家，“或以補救損傷，或以攻治眾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但是他們的主旨都是還精補腦。
葛洪用動人的言辭描述了還精補腦的好處，“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採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能讓人延年益壽。但是，不管葛洪説得如何動聽，大家如果真都去“還精補腦”，得前列腺炎的時間一定會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後的另一個道教大師陶弘景也強調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會得病，精盡就會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閉精鎖關”，至於具體做法，他提出了“御女術”以供大家學習。他認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從女人那裏吸取陰氣來滋補身體。如果一次只和一個女人性交，吸取的陰氣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彌補性交中喪失的陽氣，收支遠不能平衡，所以性交過程中應該不斷換人。如果一次和十二個女人性交而不泄精，利潤就很可觀了，長期堅持可以青春常駐。如果一次和九十三個女人性交而不泄精，那就可壽至萬年。
為了更好地賺取性利潤，陶弘景建議男人應該“弱入強出”。何為弱入強出?就是“納玉莖於琴絃麥齒之間，及洪大便出之，弱納之，是謂弱入強出”。這種性交方式也被稱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進去，生龍活虎地出來。房中術認為這樣做可以吸取陰氣，又不損失元陽，有很大好處。一般人總是“強入弱出”，在陶弘景看來，這簡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術的説法，性交過程中如果沒有“施精”，男人就沒有什麼真正的損失。八十歲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麼他大可以高高興興地從事性活動。由上述理論看來，那些性交大師完全不知道人體有前列腺的存在。長期充血而不釋放會導致前列腺炎，這一點他們毫無意識。
古代性虐遊戲若干細節
《詩·淇奧》有“善戲謔乎，不為虐兮”，就是不提倡虐，怕引起痛苦而產生反感。現實生活中，男女在纏綿愛戀之時，常有相互咬齧的現象，以輕微痛楚為樂，被稱為 “情咬”，其實也是性虐的一種。
古代男女相愛，私訂婚姻之約，叫做“齧臂盟”。又閨房之樂裏，男女之間，尤其是男的對女的，喜歡在頸項上撮取縷縷的紅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稱之為“撮俏痧”，也可稱為性虐。但如果超過了限度，就成了性虐或性變態了。古代這方面的記載有許多。
情人之間的性虐遊戲
《如意君傳》中描寫：後(指武則天)謂敖曹曰：“我聞民間私情，於白肉中燒香疤者，以為莢談，我與汝豈不可為之?”因命龍涎香餅，對天再拜，設誓訖，於敖曹塵柄頭燒訖一圓，後於牝顱上燒一圈，且曰：“我為汝以痛始，豈不以痛終乎?”既就寢。
這種“燒香疤”的遊戲，到了《金瓶梅》裏，被西門慶使用，曾把王六兒燒得遍體鱗傷，大呼痛快。西門慶無疑是玩性虐的高手，例如“醉鬧葡萄架”一節，他懲罰潘金蓮，以致搞得那“婦人目瞑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嚲”，昏厥了過去，性虐狂之嘴臉暴露無疑。
這方面，正史上也有記載。
如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十一)載：“李楝之好服人精。”又載“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趙輝這個人是明太祖最幼女寶慶公主的丈夫，家本豪富，姬妾多至百餘人，在明初歷事六朝，享受淫侈生活60多年。
這兩傢伙都愛吃人的下體分泌物，也算性虐之表現。
活人與屍體之間的性虐
如唐代戴君孚的《廣異記》雲：“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於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屍，而於陰中置燭……。”
讀起來令人好生恐怖，這個妃子真是不幸。
另外，宋周密《齊東野語》雲：宋嘉熙間，周密近屬趙某宰宜興。宜興前某令女有殊色，及笄而夭，藁葬縣齋前紅梅樹下，趙某“遂命發之……顏色如生，雖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之為之惘然心醉，舁屍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柔和，非尋常殭屍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惙然，疲薾不可治文書，娼家人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
嘗見小説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期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説不妄。”
官員與娼妓之間的性虐
宋趙德麟《侯鯖錄》雲：“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從這件事看來，呂士隆顯然是個大大的性虐狂，變態已有相當程度了。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中記了這麼一件事：“乾隆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蒞任未一年而卒，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媪。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嫗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為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
有鄰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飢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媪曰：‘新到縣官，少年輕佻，而慕道學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為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志，竟從其策。
嗣後邑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媪為介紹而代之，縣中皂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餘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過，未可重訾之也。”
俞樾在這裏重點是寫那“受笞之婦”，並且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作了一些道德評價。
女人與動物之間的性虐
清褚人獲《堅瓠續集》(卷一)引(文海披沙》説：“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真寧一婦與羊交。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宋文帝時，吳興孟慧度婢與狗交。利州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史悝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衞羅國女配瑛與鳳交。陝右販婦與馬交。宋王氏婦與猴交。”
該書又引《耳談》説：“臨安有婦與狗奸。京師有婦與驢淫。荊楚婦人與狐交。 ”結語説：“乃知天下之大，何所不有?”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怪事不少，但以上所述也肯定有虛訛成分。例如，“鳳”本是神話中的生物，“與鳳交”是不可能的。其它如與“蛇”交，“與魚交”也都有些“匪夷所思”了。其中，杜修妻與狗交一則，是根據唐李隱的《瀟湘錄》，不過《瀟湘錄》中杜修為杜修己：“杜修己者，越人也，著醫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
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欲齧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犬即搖尾登起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後薛氏終於被出，歸母家，而犬仍往來不置，其它下文便是一派神話了。
在歷史上，人與獸交，最不恥於人。
紀曉嵐在《閲微草堂筆記》(卷十二)或《槐西雜誌》(卷二)中的一段敍述，表現出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一些社會評價，“烏魯木齊多狎邪，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恆熒熒也;冶蕩者唯所欲為，官弗禁，亦弗能禁。
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資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為北里遊;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暱其雄;僕隸恆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
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鞠是獄，雖司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餘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從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為風情死，才信劉郎愛媚豬。’即詠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是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
紀昀的最後這幾句話，説明了一個道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是不能以一般的情理所能衡量的。獸交是如此，一切性變態其實都是如此。
女同的性遊戲：後宮佳麗如何解決需要?
有關中國古代同性戀的記錄非常之多，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不少有關同性戀的文獻流傳下來，這種流傳與保留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迄今為止，同性戀依然被很多人視做一種病態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古代社會，這種隱秘的事情是如何傳播的呢?看了這些被記錄得神乎其神的細節，你會不會對古人的傳播能力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君王同性戀
《戰國策·魏策》中記載，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寵龍陽君一起釣魚，龍陽君釣了十幾條魚，可是卻很傷心。魏王問其故，龍陽君説：“當我釣到第一條魚時滿心歡喜，後來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條扔了。現在我受寵於你，可四海之內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會像第一條魚那樣被扔掉。”
魏王説：“你有這種想法為何不早告訴我?”於是發佈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個美貌者，就滿門抄斬。當時統治者利用權勢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別戀的，魏王頒佈這一命令足見其用情專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戀嫌疑的當屬乾隆。《清稗類鈔·異稟類》記錄了一個妃子的死。説，清世宗(雍正帝)的一個妃子，美貌嬌豔。乾隆十五歲那年，進宮辦事，從那妃子身邊過，看見妃子對着鏡子梳頭，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從後面捂住那妃子的雙眼，想與妃子開個玩笑。
妃子哪裏知道是太子，被乾隆這麼一捂，嚇了一大跳，順手把梳子朝後砸了過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臉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發現了乾隆臉上的小傷疤，問他怎麼弄的，乾隆不肯説。後來在嚴厲斥責之下，乾隆才如實説。
太后聞聽，懷疑妃子調戲太子，立刻把那個美貌妃子賜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紅色，在妃子的脖子上點了一下，説，“是我害了你，如果魂靈保佑，那就讓你在二十年後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葉，和珅以滿洲官學生的身份進宮做了鑾儀衞，具體工作是抬轎子。有一天，乾隆爺想外出，倉促之間找不到黃蓋，乾隆爺問四周人等：“這是誰的過失?”和珅連忙説：“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乾隆循聲一看，覺得和珅這人非常眼熟，卻又想不起在哪裏見過。
回宮之後，回憶自己從小到成年之間的事情，猛然間覺得和珅與那位因為自己而受牽連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於是密召和珅入宮，仔細觀看他的脖子，發現“指痕猶在”。乾隆爺認定眼前的和珅就是那美貌妃子轉世，對和珅“倍憐之”。之後，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搖，終至相位。
乾隆爺即將退位時，對和珅説：“我和你關係非同尋常，後人將不容你。”果然，嘉慶帝即位不久就把和珅賜死。
這則記載於《清朝野史大觀》中的文字傳奇至極卻大有可信之處，否則，以乾隆爺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珅鉅貪?所以不查辦他，大概正是因為君臣之間的某種特殊關係。
男風
宮廷同性戀當然會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戀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的，應該説還是取決於整個社會的性觀念和性取向的改變，尤其是士人和官員的廣泛參與。在中國古代，士人是社會風氣和潮流的領導者，他們的趣味和傾向有時往往會比朝廷的詔令更具號召力。
大量的文學作品中細緻地反映出男風的生活，這體現出文人士大夫對男風一事的寬容。湯顯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輕鬆幽默的筆調，寫出了酷好男風的李猴兒在冥間所受到的喜劇性的發落。現實生活中，湯顯祖對同性戀行為同樣很是寬容甚至讚賞。
萬曆十二年，當時的禮部主事、名士屠隆因為喜好男風而遭罷官。時隔一年，著名的戲曲家、南京國子監博士臧懋循又因“風流放誕”，“與所歡小史衣紅衣，並馬出鳳台門”而受彈劾罷官歸裏。
湯顯祖把這兩件因好男風而罷官的事件聯繫在一起，寫了一首傳誦一時的《送臧晉叔歸湖上，時唐仁卿以談貶，同日出關，並寄屠長卿江外》，其中有句雲：
這種敢做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視世俗名利、追求縱情適性的灑脱風度，對當時士人震動很大，明末時錢謙益猶讚歎道，“藝林至今以為美談。”湯顯祖畢竟還只是一個開明的文人，而晚明名士張岱則更進一步，身體力行之。他在《自為墓誌銘》中曾説過這樣一段話來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如此概括，也算得上坦誠之至了。
小説家馮夢龍對同性戀的態度則更高一籌。他在編著的《情史》中專列“情外”一類，蒐集自古以來各種文獻中所載的同性戀故事，並加以評點。他認為：
男女並稱，所由來矣。其偏嗜者，亦交譏而未見勝也。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豈獨在內哉?
明確地將同性戀與異性戀並論，並認為兩者之間不存在優劣或正常與反常的區別。這種觀念，和近現代的同性戀理論大有相合之處。
大約是相當程度上受到了男風的影響，自明代中晚期到清代，社會對男性的審美理想產生了很大的變異。“面如冠玉，唇如塗朱”成了通俗小説中男主人公的常見形象，文弱纖秀、女性化的白面書生成了這一時期公認的美男子。而男性的陽剛之美，在小説家的筆下，則成了最無知最底層的男性的特徵。
女同性戀者的性遊戲
外國稱女性同性戀者為“萊斯賓”，此名源於古希臘的一個島嶼。該島上曾流行女性同性戀的風氣，並在社會上廣泛流行，於是，人們後來將其當做女同性戀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