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領導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
身穿長衫的陳寅恪出現在紹興會館時,正是槐花盛開的初夏,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像小白蝶似的,“啪嗒”落下一朵,“啪嗒”又落下一朵。陳寅恪四下裏看看,然後在石桌前端然坐下:“樹人兄,你這補樹書屋可是詩情畫意啊!怪不得我兄衡恪老誇你這裏好,是真正做學問的地方。”魯迅泡上孫伏園送的紹興茶,然後説:“衡恪兄這形容詞可是用錯了地方,實話實説,我這裏就如同一座古墓,我就如同一個守墓人,你看看,一入夜這裏萬籟俱寂,很多時候就我一人,抄古碑、翻古書是我夜夜必做的功課。”陳寅恪説:“這真正做學問就是要能靜得下來,正是要在你這樣的‘古墓’裏,你這座‘古墓’,我今後怕是要經常過來。”魯迅搖頭説:“賢弟,你比我小得多,我記得幾年前一同乘船去日本,你好像才十二歲?你雖然是個天才,但畢竟是弱冠少年,看你在你哥那裏住一個月,默默無言,像個書呆子——”陳寅恪接口説:“仁兄,其實我骨子裏和你一樣,靜得下心來,這樣的‘古墓’,是最適合我的地方。我交友從來不看人而看世家,世家子弟都能靜得下心來,坐得住,坐得穩,方才能成就大業。你看看我,何曾與來自鄉村的土財主和城市的暴發户交往過?”陳寅恪深深地看了魯迅一眼,那一眼分明是在説,你我才是最宜交往的人,你我都是做學問的人。魯迅説:“看來你和你兄是一樣的人,我和你哥一向來往頻繁,關係密切,你看——”魯迅進屋取出一抽屜的篆刻與書畫,説:“都是你哥送我的,這是名印、箋名印、收藏印,全是他為我篆刻的。”陳寅恪拿起幾枚欣賞着,説:“我知道他有收集碑石拓片的興趣和愛好,這一點與你也是相同的。”魯迅説:“就是,我和他經常一同遊‘小市’,一同走訪琉璃廠的書肆、碑帖店。每年都有幾十多次的往來,吃飯、串門——”陳寅恪説:“我知道的,我哥也和我説過,我一到教育部供職,他就告訴我:‘樹人那裏你可以常去走走。’好啦,今後你這‘古墓’裏又多了一個抄古碑的夫子。”魯迅説:“你是衚衕串子,就怕你坐不下來。”
魯迅與陳寅恪説話如此隨意,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尋常。當年魯迅赴日本留學,與陳寅恪和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魯迅與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時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小小少年陳寅恪也同船隨行。俞明健即是陳寅恪的大舅,他可是個新派人物,魯迅對他的印象不壞,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魯迅與陳寅恪的交往從此開始,以下幾則材料可以印證陳寅恪與魯迅的同窗之誼:薛綏之主編的《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一輯有“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活動簡表”,在1902年“生平事略”中有:“3月24日,魯迅隨明震總辦乘大貞丸離寧經滬赴日本。同去日本留學的礦路學堂同學有:顧琅、張協和、伍崇實、陳衡恪。”周作人日記也有記載:“魯迅、張協和、伍習之和顧石臣,加上隨同前往的自費生,俞總辦的親戚陳師曾,都改進了弘文學院了。”陳寅恪的《乙酉冬卧病英倫醫院》一詩序中有言:“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遊日本。”到日本後,他們又同在建校不久的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到1904年畢業,同學兩年。在弘文學院,魯迅與陳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處。
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領導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當年陳寅恪名篇《王觀堂先生挽辭》,就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上。《學衡》還刊登過陳寅恪《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為與陳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還是學力不逮、不敢妄評,反正終生未見微詞,這在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説,幾乎是一個特例。要説起陳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國難有望其項背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原任直隸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麗,陳寶箴充任大清國戰時軍需指揮官,以糧台轉運史的身份負責為前線準備軍械糧草,終日與榮祿、劉坤一、聶士成、袁世凱等面商或電文往來,做的是保家衞國、名垂千古的大事。陳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談到身世,説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撫“僅得小省”,在他眼裏,小省當個省長算不上什麼官。就説親自護送魯迅、陳衡恪、陳寅恪去日本留學的俞明震,出生紹興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單説老俞家有個兒子叫俞大維,讀哈佛、讀柏林,與陳寅恪同學,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寅恪與大維原本就是姑表兄弟,親上加親。俞大維後來做了台灣國民黨“國防部長”,自稱與陳寅恪“二代姻親、三世交情、七年同學”。俞大維的兒子叫俞揚,後來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陳寅恪
陳寅恪最初從國外回國,任蔡鍔的秘書,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月,但卻和魯迅來往頻繁。魯迅那時候剛剛出版了《域外小説集》第一、第二集,還有《炭畫》一冊,書名是陳寅恪兄長陳衡恪題寫。清明節後的那一天,他取了幾冊書來到蔡將軍府。陳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裏,魯迅和他打招呼時,他眼睛直愣楞地瞪着他,老半天沒有任何反應。魯迅將書放到他面前,陳寅恪才回過神來,摘下眼鏡擦拭了一番,然後找出茶杯,每一隻都積滿了茶垢。他叫門房給他們送來兩盞熱茶,兩個人面對面坐着,喝了茶,陳寅恪才緩和了些。魯迅將幾本書往他面前推了推:“剛剛出版的幾冊書,閒來賢弟可以翻一翻。”陳寅恪將書拿起來,隨手翻了翻,然後説:“我記得當年在日本,你就不來上課,盡找外國小説看,翻譯的底子就是在那時候打下了。”魯迅説:“我心思不在學業上,但也並非不聽課,每個月都要到註冊的學校胡亂聽幾節課。我是官費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額。要看聽課記錄,方才可以按月從學監處領到33元錢。單純做學生,這錢綽綽有餘,但我後來回國結了婚‘遊學’的。抽煙、喝酒、購書,這錢就不夠用了。你知道的,加上週作人很快與羽太信子談起了戀愛,錢更不夠用。”陳寅恪説:“不過你會掙錢,給《浙江潮》寫稿子,給各種小刊物、同鄉會寫文章做校對,日子還是過得不錯。”魯迅説:“那跟你們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當然,你那時還小,我的成就就遠不如陳衡恪。”陳寅恪説:“陳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來就是讀書的命。”魯迅説:“你們兄弟均如此,讀起書不要命,過目不忘又天資聰穎。”陳寅恪説:“你一雙眼睛一直盯着文學這一塊。”魯迅説:“這是我和師曾(陳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隻眼緊緊地盯着學業,另一隻眼關注着繪畫、音樂、古詩,廣交日本藝術界朋友,完全遊離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與革命有一點點關係的是:陳衡恪與李叔同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習中國古詩、古畫、古樂。”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憶錄》裏説魯迅:“退學後住東京的這幾年,差不多全是閒住,正式學校也不進,平常只逛舊書店——可是這三年裏卻充分獲得了外國文學的知識,作好將來做文藝運動的準備了。”怪不得魯迅能如此全面地編輯出幾部《域外小説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創作,在俄、法、德、波蘭、匈牙利文學的大海里自由翱翔,為日後回國扛起新文學大旗打下堅實的基礎。
陳寅恪從蔡鍔將軍府辭職後再度出國,離開北京時來到教育部向哥哥陳衡恪告別,順便也和魯迅打個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個飯店聚餐,陳衡恪為弟弟送行,魯迅和幾個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過三巡之後,魯迅與陳寅恪回憶當年發生在東京弘文學院的趣事。當時陳寅恪與魯迅牀抵着牀,兩人年齡最為接近,關係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國的同學來信詢問弘文學院的近況,魯迅和陳寅恪、陳衡恪等人聯名回信,把學院情況事無鉅細地一一告訴了他們。陳寅恪對魯迅説:“你那時候就看了很多書,我那時還小,並不太懂事。你其實對我的影響很大,那時候你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意見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驚——你那時就一直鼓勵我,受到你的鼓勵,我給家父寫了很多信,我記得有許多話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禍心,其實都是平常你跟我説的。”魯迅説:“你從小就與別人不一樣,看得出來,你將來的前途無可限量,我們大家都看得到的。”
陳寅恪再度出國後,與魯迅再沒有聯繫。但是魯迅日記中卻不時地提到他,而陳寅恪卻再沒有隻言片語談到魯迅。作為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此種反常行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陳寅恪才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一代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説的那樣成為“謬託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後“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陳寅恪對於與魯迅先生曾經是同窗的經歷從不提及,這也是陳寅恪孤高與自尊的證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條漫長無盡的學術之路,最終成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師,他的學問被傅斯年稱為“三百年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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