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另一面：胡雪巖幫他籌集軍費

　　咸豐四年(1854)起，浩罕國國王阿古柏開始入侵新疆。同治九年(1870)八月攻佔吐魯番，十月又越天山侵佔烏魯木齊。至此，阿古柏侵佔了中國新疆吐魯番以西和烏魯木齊等天山南北廣大地區。1871年5月15日，俄國軍隊越過邊界，並於7月4日侵佔了新疆伊犁地區。新疆危機更加嚴重。

　　1875年5月3日，清廷下旨，任命剛剛平定陝甘回亂的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到光緒三年(1877)八月，左宗棠率軍收復了新疆全境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地方。光緒六年(1879)，因俄羅斯增兵伊犁、派兵艦出海威脅中國，七月，清廷讓左宗棠入都，出任軍機大臣、掌兵部事務。如此推算，左宗棠主兵新疆的時間，大約為五年半。

　　粗略統計，用兵新疆，左宗棠指揮的兵力總數大約在七八萬人左右。七八萬人耗時五六年的時間，共花費5000多萬兩銀子，若沒有巨大的資金支持，左宗棠縱有不世出的才能也只能望疆興嘆。

　　清朝自乾隆後直到甲午戰爭爆發，財政的貨幣收入總額大致保持在年均4200萬兩，由於鴉片戰爭後面臨“千年未遇之變局”，財政上捉襟見肘，左宗棠籌款復疆的過程頗為曲折和艱辛。

　　“生平以用餉為憂，以爭餉為恥”

　　新疆兵事初定之後，左宗棠先後於1879年12月20日和1882年7月18日兩次上折，分別報銷光緒元年到光緒三年、光緒四年到光緒六年的軍需款目。

　　根據左宗棠這兩次奏摺，從光緒元年到光緒三年，共支出銀2645.2多萬兩，從光緒四年到光緒六年，共支出銀1758.1多萬兩，小計4403.3多萬兩。這些支出之後，還欠包括各軍軍餉、撫卹費，以及向華商、洋商借款的本金、利息等，約960萬兩。以上合計大約5400萬兩。這應該是左宗棠用兵新疆所花銀兩的大概數目。這5400多萬兩，主要用於兵勇口糧和軍餉、借款利息、軍械和軍需購買、水陸運費、銀兩匯寄資費、傷亡撫卹、屯田支出、漢回安插賑濟、隨營文武各員薪資、辦公經費等等。

　　應當指出的是，這只是左宗棠直接統轄的部隊的花費，並非清廷收復新疆的總支出。因為除左宗棠部隊之外，當時新疆還有像劉錦棠老湘營、伊犁將軍金順的部隊、哈密辦事大臣明春的部隊等等，他們的糧食、軍械等雖由左宗棠大營提供，但軍餉都是獨立的，粗略估算，6年不下1000萬兩。因此，可以説，從光緒元年到光緒六年，清廷在新疆的花費，總共不低於6000萬兩。

　　按照左宗棠的統計，這六年，撥解到左宗棠大營的銀兩大約6018.3萬兩，主要來自各省、各海關的協餉——光緒元年到光緒三年左宗棠收到的協餉約為1810萬兩，光緒四年到光緒六年收到的協餉數為1618萬兩。此外的主要收入，還包括户部撥款，各地為甘肅所收的捐納，甘肅、新疆本地所收的釐税等等。

　　各地協餉中，以浙江和江西撥解最多，6年分別撥運了703萬兩和471萬兩，超過了當時號稱富庶的江蘇和廣東。新疆用兵結束後，左宗棠上折，專門為這兩省的巡撫奏請了頭品頂戴，以示感謝。

　　籌餉，應該説是左宗棠——這位新疆用兵主帥的頭等大事，也讓他時常在給友朋的信中感慨“生平以用餉為憂，以爭餉為恥，至此頗切焦煩”。這其中，最主要的任務，則是催負責給西征軍提供協餉的各省、各海關迅速撥銀。

　　於是，在左宗棠給各地督撫、藩司的信中，要餉成重要內容。為了要餉，他這位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經常得向官階低其至少兩級的藩司賠笑臉、説好話，比如光緒元年(1874)，文格出任四川布政使，看到左宗棠餉銀緊張，迅速解來一批協餉，左宗棠不勝感激，去信盛讚文格此舉“公忠之誼，一時無兩”。但就是這樣，各地巡撫、藩司經常還不買左宗棠的賬。光緒四年(1878)，處於“三空四盡”之際的左宗棠給廣西巡撫楊慶伯去信，提出以湖南撥給自己部隊的西征協餉抵押，向廣西借款100萬兩，分四年還清。根據左宗棠的調查，廣西至少有300多萬兩的庫款，但廣西巡撫楊慶伯最後只願意借8萬兩，以致左宗棠最後不得不向總理衙門抱怨“廣西深藏若虛，頗出意外。”

　　除此之外，左宗棠雖是用協餉抵押作貸款，但按照外國銀行的規定，首先需要協餉被抵押的有關省份、海關的督撫蓋章。這也逼迫左宗棠不得不仰求各省督撫。

　　1876年1月10日，正整軍準備出關的左宗棠向朝廷提出效法沈葆楨籌辦台防之法，議借洋款1000萬兩。

　　所謂籌辦台防，指的是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為藉口，發動侵台戰爭，並於5月6日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軍3000人陸續從琅嶠登陸，進犯台灣。清政府派時任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為督辦台防大臣，以欽差大臣身份率自造輪船赴台灣，加緊佈防。日本雖未敢貿然開戰，卻在外交上撈到好處，逼迫清政府於10月31日簽訂《台事專約》，規定中國賠款白銀50萬兩，承認日本侵台是“保民義舉”。

　　為了抵禦日本，沈葆楨受命之時奏請借洋款1000萬兩，以購買槍炮、裝備水師等，後因台灣戰事很快平息，改為借款600萬兩。

　　按照左宗棠的設想，自己和沈葆楨關係頗好——從公務的角度，兩人都因厘金等問題同曾國藩交惡，算是同病相憐;當年得知沈葆楨辦理船政缺錢，左宗棠從福建協餉中每月撥2萬兩給沈葆楨作經費。從私情的角度，是左宗棠的推薦使沈葆楨得以總理福州船政局事務;要不是沈葆楨的精明，左宗棠差點就被福州船政局監督德克碑騙去了2.5萬兩薪金等等。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時剛升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反對左宗棠借洋款。沈葆楨認為，借用洋款，利息太高，左宗棠用兵新疆所需銀兩，可以各省協同解決，即使借款，也應該向國內借。

　　沈葆楨這番論調，貌似合理，但不可行——承擔西征協餉大頭的沿海各省當時正因日本侵略台灣而忙於籌辦海防，協餉拖欠更為嚴重。要他們再多給協餉，難度可想而知。經過左宗棠的爭取，1876年3月26日，朝廷最後同意左宗棠借洋款500萬兩，並答應動用庫存銀等為左宗棠湊足1000萬兩。

　　洋款雖然得以成借，但左宗棠與沈葆楨從此失歡。

　　借高息洋款受外界非議

　　為了籌餉，左宗棠不僅時常得罪各省督撫，還屢受朝廷批評、外界非議。

　　第一筆借了500萬兩被朝廷懷疑賺差價。光緒二年(1876)朝廷同意借的500萬兩正在與外國銀行接洽之際，左宗棠接到胡雪巖的來信，説有一個叫許厚如的商人，也在上海聲稱朝廷同意其為左宗棠借款。許厚如的出現，使得不明所以的外國銀行開始觀望，一些原本答應向胡雪巖借款的，變得猶豫。雖然最後確認，許厚如所説全為假話，但左宗棠借洋款之事，因此受到耽擱。

　　光緒三年(1877)四五月間，終於接到胡雪巖借洋款成功的消息時，左宗棠部隊剛剛收復了新疆南部的達坂、托克遜、吐魯番三城，可謂雙喜臨門。之後在信中，左宗棠不但尊稱胡雪巖為“仁兄大人”，更是盛讚胡雪巖和自己“萬里同心”。

　　洋款剛借成，就發生了利息風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現此番借銀的利息有出入——按照左宗棠的奏報，利息為每月一分二釐五毫，可後來英國方面轉來的匯豐銀行擬定的照會文稿中，卻説是每月一分行息。500萬兩銀子，每月利息相差二釐五毫，不是小數。為此朝廷讓左宗棠迅速詳查。

　　調查的結果，原來，匯豐的月息確實是一分，但以英國貨幣先令支付，將來也以先令還本息。胡雪巖擔心在此過程中外匯有漲跌而導致損失，就將借款包給德國泰來銀行，讓泰來銀行支付實銀，並商定將來以實銀還本息。這樣，雖然能避免外匯風險，但每月利息變成了一分二釐五毫。

　　至此，這次利息風波才告一段落。

　　第二筆借350萬兩被朝廷批評利息高。左宗棠借洋款，抵押的是各省、各海關給陝甘和新疆的協餉。借第二筆洋款時，英國方面要求承擔協餉的各督撫和海關都得蓋章、出印票。由於兩江總督下轄的海關最多，導致左宗棠不得不仰求兩江總督沈葆楨。

　　飽嘗苦況的左宗棠決心改變這一局面。第二筆洋款借成之後，他就向胡雪巖提議，採取公司制的辦法成立銀行，向華商融資借款，以免手續之繁瑣。

　　光緒四年(1878)，胡雪巖來信告知，成立了股份制的乾泰公司，以5000兩為一股，已從華商手中募集到175萬兩。此外，胡雪巖還告訴左宗棠，英國匯豐銀行也想入股。對此，左宗棠答覆説，如果將來借錢時匯豐銀行不再提出各地督撫出關票蓋章以及規定年限、期次等，又同意稱乾泰銀行，可以答應。否則，不必強求。

　　1878年9月12日，左宗棠正式向朝廷奏報胡雪巖成立乾泰公司事，並提出向乾泰公司借款350萬兩。在已收復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情況下，為何還要借洋款?左宗棠説是因為現在新疆正籌議開設行省，需用浩繁，而各省協餉解送遲緩，經費無措。這350萬兩，華商、匯豐銀行各佔一半。此次借款，雖然不用總理衙門暨税務司行文印押、手續簡單，但利息較高，“定議按每月一分二釐五毫起息”。

　　朝廷最後雖“不得不準照辦理”，但也覺得利息太高，嚴令左宗棠今後不得動不動就借商款。

　　胡雪巖所借洋款，利息是否過重呢?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楨所借洋款，年息為八釐;胡雪巖所借洋款，如果按月息一分二釐五毫算，年息就是一分五釐，差不多是沈葆楨所借的兩倍。兩廂比較，胡雪巖所借，利息確實較重。曾紀澤《使西日記》光緒五年十二月初二日這天記載：“葛德立(按：駐英使館的當地僱員，曾擔任過中國總税務司赫德的秘書)言及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釐，而胡道報一分五釐。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而復委任之，良可慨也!”日記中，曾紀澤批評胡雪巖從中吃差價，為“禍國蠹民”的奸商，對任用胡雪巖的左宗棠也頗為不滿。

　　就是左宗棠，也覺得胡雪巖此次借款利息過重。光緒五年(1880)，他重提此事，對胡雪巖説，月息一分二釐五毫，未免過重，尤其是讓匯豐銀行這樣的洋商賺去了，“旁人亦為眼熱矣”。

　　左宗棠借款，其實全是為了新疆用兵，自己並未染指分毫。而為了借款，除了遭受國內的非議之外，一生耿介、絕少服人的左宗棠還得無奈地向資本低頭——1876年借那筆500萬兩銀子時，由於中英兩國正就雲南“馬嘉理事件”進行交涉，左宗棠本不想向英國借款，但最終，這500萬兩，還是向匯豐銀行借定，而且還支付了每月一分二釐五毫、每年一分五釐的高額利息。

　　胡雪巖幫借款1700萬兩

　　如前文所説，左宗棠用兵新疆所花費的錢，主要來自各省協餉，而位居第二的，則是胡雪巖的借款。這六年間，胡雪巖為左宗棠所借的款項就達1710萬兩，在左宗棠這六年所收6018.3萬兩銀中佔28.4%。考慮到各省關協餉經常遲解、胡雪巖所借銀兩往往在最危急時刻送到的事實，胡雪巖的借款更顯意義重大。

　　這些貸款的貸款模式是“預支各地協餉作抵押”。左宗棠第一次讓胡雪巖幫忙借洋款，是在同治六年(1867)。當時，左宗棠以陝甘總督身份進兵陝甘以平定西捻軍和當地回亂，兵馬大約為1.2萬人。左宗棠軍西征之餉，主要由浙江、福建、廣東以及各海關支援。由於各省協餉遲遲未到，1867年4月，左宗棠奏準朝廷，以各省協餉作抵押，由胡雪巖幫忙借洋款120萬兩以濟軍餉。

　　這次借款也基本確立了左宗棠借洋款的模式，那就是“化零為整”，預支各省協餉，以此作為抵押向洋商借款，再“化整為零”日後由各省從協餉中扣還。

　　光緒元年(1875)奉命進兵新疆，左宗棠對胡雪巖和洋款的倚賴更重。

　　按照左宗棠的統計，西征新疆將士馬步130餘營，每年需要實餉600餘萬兩。此外，由於甘肅、新疆無力承擔這些士兵的口糧，需要從關內或內蒙古一帶轉運，僅此每年運費至少需銀200多萬兩，“通計一年出款共需實銀八百數十萬兩”。

　　清廷本來安排各省、關給陝甘的協餉總數也不少——包括西征軍軍餉在內，有820多萬兩。這其中，除去給陝西協餉等96萬兩外，歸左宗棠大營支配的，還剩700多萬兩。如果這些協餉能夠及時撥運，西征軍餉應該還能勉強對付。但從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用兵陝甘開始，各省每年實際送來的協餉只有500多萬兩，還經常遲遲不送來。此後，拖欠越來越多，截至光緒元年(1875)十月，“增欠至二千七百四十餘萬兩”。

　　如此，左宗棠只能借款。

　　1874年11月12日，左宗棠奏請借洋款300萬兩。當時，陝甘剛剛平定。左宗棠藉此款，本來是想用於西征軍善後的。清廷舊制，邊疆統兵大將歷來只用“豐鎬舊家”即滿洲旗人。而此時，由於最鍾愛的大兒子孝威剛去世不久，左宗棠萬念俱灰，已想引退。沒承想，款借到運來時，左宗棠已被授予督辦新疆軍務之命。因此，這300萬兩也可以算作左宗棠進兵新疆的借款。

　　此後，左宗棠又通過胡雪巖先後三次借款：光緒二年(1875)500萬兩，光緒四年(1876)350萬兩(其中洋款175萬兩)，光緒七年(1881)400萬兩(為護理陝甘總督楊昌、督辦新疆軍務劉錦棠所借)。

　　就在籌劃第四筆400萬兩借款時，左宗棠還有過託胡雪巖試探向德國銀行借款兩三千萬兩的想法。

　　箇中原因，是左宗棠此時聽説俄國人舉債5200萬兩，準備在東北和西北兩面與中國交戰，以逼迫中國割讓伊犁。為對付俄國，左宗棠計劃一次性向德國泰來洋行借款兩三千萬兩，並去信讓胡雪巖幫着籌劃。

　　不過，此番借款數額實在太大，畢竟當時清廷一年的全部收入也就是七八千萬兩。為穩妥起見，此事左宗棠並沒有立即奏報朝廷。他對胡雪巖説，等到了京城，與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商量後再上奏。1881年2月22，左宗棠抵京城。2月24日，就在慈禧召見左宗棠這一天，由於曾紀澤的成功交涉，中俄簽署協議，俄羅斯同意歸還伊犁，中俄免去一戰，要胡雪巖借款兩三千萬兩之舉，也就不再提起。

　　從同治十二年(1874)到光緒六年(1881)的七年多時間裏，左宗棠共向華商借款846萬兩，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總計借款2221萬兩，其中胡雪巖經手所借的，為1710萬兩。由於利息高，僅向洋商借的1375萬兩，截至1882年還本833.3萬兩，就付利息395.2萬多兩，利息竟佔已還本款的47.43%。

　　但可以説，這些借款對左宗棠能夠成功收復和穩定新疆局勢起到重要作用。而與保全新疆這166萬平方公里國內面積相比，這點利息應該説付得很值。由於兩次借款被外界批評利息高，1881年為楊昌、劉錦棠所借的400萬兩，每月利息就降為八釐多，年息九釐七毫五絲，低了不少。而且，由於清廷財政拮据，在當時借款頗為常見，除前文所説的沈葆楨曾借款600萬兩外，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曾奏請兩三千萬兩以建北洋水師。

　　光緒二三(1876、1877)年間，陝西、山東等北方地區遭遇罕見旱災，胡雪巖慷慨解囊，捐銀20萬兩助賑濟。藉此機會，1878年5月15日，左宗棠上《道員胡光墉請破格獎敍片》。

　　胡光墉即胡雪巖，雪巖是字，胡光墉才是其大名。在清宮檔案中，能查詢到的，只有胡光墉而非我們熟知的胡雪巖。為胡雪巖請黃馬褂之賞。在奏摺中，左宗棠首先敍述了胡雪巖捐資20萬兩救災的義舉，然後重點鋪陳了胡雪巖為自己的部隊在籌措軍餉、購買軍械等方面的功勞，誇讚胡雪巖辦理上海採運局務十多年毫無貽誤，購買的槍炮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苦心籌餉借款轉運穩定了部隊的軍心，“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進而懇請朝廷“將布政使銜江西補用道胡光墉破格優獎，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異”。

　　由於左宗棠剛剛收復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恩眷正隆。當時，朝廷正加恩將左宗棠由一等伯晉為二等侯，為使左宗棠不再固辭封賞，也就只好不再吝嗇而賞給胡雪巖黃馬褂——於5月30日下旨，要求左宗棠“毋再固辭”晉爵封賞的同時，宣佈“胡光墉着賞穿黃馬褂”。

　　就這樣，經過一番佈局，左宗棠終於為胡雪巖請到黃馬褂之賞，造就了一段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