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陳紅
1831年12月27日，年僅22歲的達爾文，作為博物學家，參加了英國皇家軍艦“小獵犬號”前往南美洲的考察工作。特尼裏弗島是他們計劃靠岸的第一站。這個島在達爾文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他最崇拜的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在《新大陸熱帶地區旅行記》一書中栩栩如生地描述過。達爾文一直想訪問特尼裏弗島，可是找不到跟他一樣又有錢又有閒的同伴，只好作罷。如今，好容易到跟前了，卻又碰上霍亂正在歐洲流行，軍艦必須在海上逗留12天才能上岸。艦長菲茨羅伊（Robert FitzRoy）不願意白白浪費時間，遂令軍艦繼續趕路。達爾文與特尼裏弗島失之交臂。
《小獵犬號航海記》，[英]查爾斯·達爾文 著，陳紅 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4月。
當初翻譯《小獵犬號航海記》時，這不過是該書第一頁的第一段。時值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際，這個段落卻突然有了現實意義—— 原來我們離一兩百年前的時代並沒有那麼遠：瘟疫、停航、隔離、社交距離……
當然，區別也是巨大的。COVID-19疫情暴發幾周之內，病原體SARS-COV-2的核酸序列就被確定了。很快病毒結構也搞清楚了。球形帶刺的病毒形象無處不在，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人們每天關注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開發工作，似乎即使不是指日可待，幾個月也足夠了，超出一兩年則不可思議。少數科學家提出“羣體免疫”，與病毒共存，幾乎被當作異端邪説。
改變我們生活的SARS-COV-2病毒（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繪製）
百年之前，人們對付流行病束手無策，唯一的“辦法”，不是辦法的辦法，只有羣體免疫。從理論上説，如果羣體中很大比例的人都有抵抗力了，就會切斷傳播鏈，那麼大規模的流行就不會發生了。但達到羣體免疫的過程，是由具體每一種傳染病的感染力和致病力決定的。
上面達爾文提到的那次霍亂大流行，自1817年從印度暴發，再蔓延全世界，前後竟然持續了幾乎20年，僅僅在印度就造成了4000萬人死亡，俄國人口也減少了5%。即使如此，人類也沒有獲得對霍亂的羣體免疫。就在大流行稍稍消停的1837年，新的一輪暴發又從印度開始了。
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體免疫系統的進化史，也是各種病毒、病菌的進化史，免疫能力可以提高，病毒和病菌也可以突變。彼此的關係，就像《愛麗絲漫遊仙境》裏的“紅皇后賽跑”：愛麗絲跟紅皇后一起當棋子，她倆拼命地往前跑，卻始終待在同一個棋格子裏。病毒、病菌正是這樣如影隨形，不僅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而且還常常是各個重大“轉折點”的那個點。
難怪《小獵犬號航海記》一書裏有不少關於瘟疫的描述。達爾文一行在秘魯海岸碰到瘧疾橫行。那時候比較科學的説法是，流行病是“瘴氣”造成的。所謂瘴氣，就是動植物死後產生的毒氣。瘧疾，英文叫malaria，即“壞空氣”的意思。但達爾文觀察説，巴西的許多地方都有大片的沼澤地，植被茂密，瘴氣瀰漫，卻沒有瘧疾；而秘魯海岸邊植被很少，稀稀拉拉地覆蓋着一種粗草而已，何來瘴氣？他因此推測瘧疾與瘴氣無關。他覺得問題大概出在海岸邊常見的那些很小的死水窪裏。有的地區把這種水窪排幹後，人們的健康狀況就明顯改善了。另外，軍艦靠岸後，最忌諱露宿岸邊；那些留在船上的人，哪怕停泊處離海岸很近，一般也很少發瘧疾。
“小獵犬號”之旅。
“小獵犬號”到達智利後，又遇上狂犬病在當地的礦廠山區流行。最令達爾文好奇的是，有的偏僻地區會反覆暴發狂犬病。他覺得這或許是一個尋找病因的機會：
人類真正開始慢慢擺脱流行病的鉗制，是近兩百年的事，還正好跟達爾文提到的那次霍亂大流行有關係。
對付流行病的第一步是找對導致傳染病的根源。“小獵犬號”航海時代，現代醫學正要起步，霍亂的病因是什麼？答案還是瘴氣。1849年，倫敦再次暴發霍亂，10天之內就死了600多人。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只侷限於一個小區。
當時倫敦有一位很有名的麻醉醫師叫約翰·斯諾（John Snow）。他在1817-1737年那次瘟疫期間就開始關注霍亂流行的原因，並懷疑霍亂不是通過空氣傳播的，因為同一個地段裏呼吸的空氣是一樣的，但有的人得病，有的人不得。另外病人首先出現的是胃腸道症狀，似乎應該跟飲食更有關。到1849年，斯諾認識到這次流行的範圍很小是一個機會（跟達爾文關於在偏遠地區研究流行病是一個道理），於是做了一個“前無古人”的開創性研究：他把每一個病人居住的地點都標記在一張地圖上。於是看出他們用的飲水都來自同一個百老街水泵；而位於同一條街的啤酒廠的70個工人，竟無一得病。問詢後得知，工人們有自己專門的井水。再後來斯諾發現，原來那個水泵被附近下水道泄漏的髒物污染了。他得出結論説，這次霍亂流行是因為水源污染造成的，雖然他無從知道到底是髒水裏的什麼東西引起的。
改變人類歷史的地圖。約翰·斯諾把每一個病人（黑色長條）居住的地點都標記在地圖上，發現他們的飲水都來自同一個水泵（右上角的圓圈）
斯諾把自己的地圖和結論報告給市政府，並且寫書宣傳。但人們對他的理論將信將疑，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甚至發表了好幾篇文章予以駁斥。斯諾死於1858年，全然不知自己會在遙遠的將來成為“流行病學之父”。
1854年霍亂竄到慕尼黑時，德國衞生學教授馬克斯·馮·佩滕科弗（Max von Pettenkofer）也如法繪製了傳播地圖。但他的關注點是病人居住的潮濕低地。他認為新鮮空氣進入潮濕低地後，引發了某種化學反應，從而產生瘴氣。
1884年，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應用顯微鏡，終於發現霍亂病原是一種形如逗號的細菌，取名霍亂弧菌。他還證明該菌可以通過水、食物、衣服等途徑傳播，並據此提出了控制霍亂流行的四個法則。這些法則至今仍被沿用。
1893年，為了維護自己的“瘴氣論”，已經74歲高齡的佩滕科弗向科赫要了一瓶霍亂弧菌（大約含有10億個細菌），當眾喝下。不知為何，他雖然胃疼拉稀大病一週，卻挺過來了。於是他得意洋洋地寫信告訴科赫：“你錯了，佩滕科弗醫生的健康一如既往！”但人心已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科赫病菌致病的新理論。九年之後，雖然獲得了德國和歐洲的種種至高榮譽之後，佩滕科弗還是開槍自殺了。
科赫於1905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他是科學醫學史上的巨人，在肺結核、霍亂和炭疽病等的研究上都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闡明瞭特定細菌會引起特定疾病的原理，並與助手一起發明了至今仍在實驗室裏廣泛使用的細菌培養法。
1963年，國際分類命名委員會把霍亂弧菌正式命名為帕西尼霍亂弧菌。原來意大利科學家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於1854年就已經發現了這種病菌，並進行了相應的研究，比科赫早了30年，那時候斯諾還在世呢！但帕西尼的論文都刊登在意大利期刊上，知道的人不多，更沒人理會。帕西尼於1883年死於貧困。
再後來，到1898年，人們已經知道，瘧疾也不是瘴氣引起的，而是瘧原蟲通過特別種類的蚊子攜帶傳給人的，這就可以解釋達爾文觀察到的那些現象了。但瘧疾疫苗一直做不出來。1971年，美國科學家大衞·克萊德（David Clyde）琢磨出一個辦法：用X光輻射帶瘧原蟲的蚊子，再用這種蚊子叮咬人，這樣就把毒性減弱的瘧原蟲作為疫苗注入到了人體內。克萊德被蚊子叮得半死，終於證明這個辦法管用，但這樣的疫苗顯然難以大規模生產。由於廣泛使用敵敵畏滅蚊，瘧疾曾一度幾乎完全消失；但因為保護環境禁用敵敵畏後，瘧疾又捲土重來。至今，每年仍然有幾十萬到百萬人死於瘧疾，其中一半是兒童。
從達爾文《小獵犬號航海記》記載的事件開始，講了這麼多，只是想説，雖然新冠病毒讓我們措手不及，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已經對傳染病的歷史如此陌生，對疫苗和藥物開發習以為常、信心十足。對此，一方面要讚歎現代醫學的進步，另一方面，也需要認識到病菌和病毒其實仍然不離我們左右，新冠病毒已經又一次改寫了人類歷史。
參考書目：
1. 《小獵犬號航海記》，查爾斯·達爾文著，陳紅譯
作者介紹：
陳紅，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後赴美國休斯敦貝勒醫學院攻讀分子遺傳學，並獲博士學位，專業研究領域為基因和自然對人類疾病的影響。目前供職於製藥公司，從事藥物開發工作。閒時喜愛閲讀詩歌、文學、心理學及生命科學方面的著作。譯有《小獵犬號航海記》（插圖全譯本），併為《書城》《新知》《中華讀書報》和《時尚先生》雜誌撰寫書評。
撰文丨陳紅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