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將瘟疫史視作不幸世代的悲情敍事，毋寧説瘟疫史是一面人類遭困厄時意外獲得的社會“正容鏡”——瘟疫處處交雜着世事人心，在生物疾病的面具後，瘟疫的真實面目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病”。
在“因疫之亂”或“防疫之治”的歷史裏，人類的社會屬性好似疫情發展“藥引”，作用於微末而影響廣遠，無論是梳理“瘟疫與人”還是譜錄瘟疫經過，我們都務須釐清瘟疫“社會病”的來龍去脈。
作者希冀《瘟疫》能讓面對未知疫情的後來者“吸取許多教訓”，並“廣泛應用於其他出現在我們身邊的疾病，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這不是古今“同病”者的情感“相憐”，而是人類應對瘟疫智慧的“同舟共濟”。
《瘟疫》討論的重心在傳染病大流行與人類政治的互動，溯源了歷史上各種疾病背後的政治湧流。
社會人在瘟疫中的命運隨所屬政治體漂浮，這構成了“瘟疫政治”的第一個向度。《瘟疫》記述了美國政治核心圈的流感認知對疫苗推廣進程的明顯作用，不得不承認“政治怎麼想，政策怎麼走”左右着瘟疫時代的個人宿命。
法制思維下，個體無權侵佔他者權利，因而防疫的犧牲是必然的，這是“瘟疫政治”的第二層面。試問政府若未介入個別公民私人領域，漠視警告任憑耐藥菌流佈開來，結核病能得到有效控制嗎？稍作簡單推想便能讓我們明曉一個事實：威權型“瘟疫政治”着實將社會從病魔“地獄”拉回了太平人間。
事實上，在“瘟疫政治”裏，作為集體的被治理者從來不是靜默的，每一位渴望克服瘟疫影響的個體均可以，並時常參與着“瘟疫政治”。《瘟疫》講述了1904年11月發生在里約熱內盧的“疫苗起義”：巴西政府採納深受英國生物醫學教育影響之專家的建議，決意全面推廣牛痘疫苗來抗禦天花疫情，但巴西非裔堅決要求使用故土的傳統人痘接種，兩派意見分歧最終觸發了波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大規模騷亂。
政治不是瘟疫的發端，但瘟疫自發生之時起，便緊依政治而存在。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形象地演繹了疾病污名化欺壓患病者的文化效應：生理層面的疾病被他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並進而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
疾病污名的社會性絞殺可能針對個體，比如愛爾蘭民婦、廚師瑪麗·梅倫因被發現攜帶傷寒桿菌，且曾傳染53人而被強制隔離於孤島23年。“瑪麗遭受的一切不幸僅僅因為她是第一個被發現的健康帶菌者。”成為飽受歧視、喪失自由的“傷寒瑪麗”，這全然是社羣對疫情恐懼帶來的社會性絞殺。
疾病污名的社會性絞殺亦會針對社會羣體，人們很容易將接收瘟疫病患、研究調查瘟疫的醫院、醫生視作“為病作倀”之人。
不論技術、制度乃至個體生活水平如何向好發展，“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變的”。麥克尼爾所言“脆弱”，既指迭出的新病毒挑戰人體免疫力，更暗示着作為 “社會病”的瘟疫將代代更新，永遠伴隨人類社會。
只要生物意義上的人類代代存續，“下一場瘟疫”就將永遠“在路上”，挑戰或許超出我們的想象，但我們重構世界的能力也遠超現有的設想。
文/鄒賾韜
來源/工人日報
編輯/賀夢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