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每一代人的名字都有高頻用字。比如,在1950年-1970年出生的一代人中,“建國”“志軍”“超英”比比皆是；到了1970年-1990年,二字姓名相對增多,男性名字中多見“偉、鵬、峯、磊”,女性名字中多見“娜、芳、瑩、玲”。2000年以後,起名用字也更加雅緻,而且為了避免重名,三字姓名甚至四字姓名越來越多。根據統計,2010年以後出生的男孩名字帶“博”字的最多,“澤”字第二,“宇”字第三；女孩名字帶“涵”字的人數最多,帶“梓”字的第二,帶“雨”字的第三。浩然、子軒、雨澤、宇軒和梓涵、子涵、雨涵、欣怡成了目前小學生中的高頻用名。
如果用歷史的眼光來看,起名用字在不同歷史時代有着明顯特點。比如在《三國演義》中出現的人物幾乎都是單字名,比如曹操、劉備、孫權、關羽、張飛、趙雲、周瑜……能叫上來的三字姓名也大多是複姓,比如諸葛亮、司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義》就不同了,從虛構的宇文成都、裴元慶,到真實存在的單雄信、徐世勣,三字姓名大量出現。據統計,《後漢書》《三國志》記載的人物中二字姓名的比例分別高達98%和99%,《隋書》和兩《唐書》中的兩字姓名比例卻降到了59%和43%,有相當大的變化。要談論名字的變化,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頭。在早期部落聚居時,要和人打招呼,一種近乎本能的表達是“誒”這麼一個字。日子久了,人們便把一個字作為一個事物的代稱。從商周到秦漢,只用單字的二字姓名佔據主流長達千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要歸結於當時的避諱制度。中國的避諱制度源遠流長,“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對於這三種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們的過錯和短處,就連名諱也不能觸碰,如果趕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須更改。秦漢不只避諱死者,和皇帝名諱同字、同音的人物、禮俗禮器、山川大澤都要改名,甚至對前代君王都必須避諱。
在《三國演義》中出現的人物幾乎都是單字名在宗法社會,不只尊者要避諱,家裏的親者、長輩也必須避諱。如果父親名“友”,子孫們在家裏説話,就不能開口閉口我的友人誰誰誰,而要找個字進行替換。所以孔子才説:“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到別人家拜訪,需先問清對方家長的大名,以此找尋同訓字規避,才不觸犯人家的禁忌。因此,每一個族長、家長,以及即將成為家長的人,也都儘量取單字名,以方便社交。避諱給人們帶來了很多麻煩,對於這一點,皇帝也心知肚明。漢宣帝劉病已繼位之後,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劉詢,並在詔書做了解釋:“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劉病已這名字在當時太大眾化,如果不改,病、已兩字都需要避諱,老百姓説話辦事稍不注意就會觸及敏感詞,並因之獲罪。漢宣帝為方便羣眾,便更名為詢,只需避這一個字。和他持同樣想法的,還有漢昭帝劉弗陵,曾改名為弗；漢平帝劉箕子,改名為衎,衎字較生僻,需要避諱的場合就更少了。到了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改國號為新。王莽以遵循周禮的立場,進行了從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為突出。不僅山川、地理、官職之名被改,就連時人取名也都要全部用單字,他甚至要求:“令中國不得有二名。”之所以下達這條詔令,是因為《公羊傳》曾有“(春秋時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的記載。王莽政權僅存在了15年,但在他的推動下,原本就流行的單字名,更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之中,雙字名幾乎成了禁忌。因此在《三國志》裏記載的歷史人物,有99%都是單字名。正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單字名的比例在三國時期到達歷史巔峯之後,從西晉開始,雙字名的比例逐步開始回升,這也有多重原因。
王莽首先從天下局勢來看,西晉末期,司馬氏困於八王之亂,周圍少數民族趁勢南下,搶佔中原。在北朝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名字也隨之發生變化。鮮卑族的乞伏部、禿髮部,匈奴的支系盧水胡族,紛紛帶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沮渠蒙遜,這便不再是二字姓名的天下了。南朝武將多次奪取政權,他們處於氏族精英和底層民眾之間,經常變動階層,他們的存在使精英階層受到了民間習慣的影響,逐步突破了單字名觀念的限制。劉宋皇室最先開始以雙字取名,如劉義符、劉義隆、劉子業等。由於當時氏族文化興盛,複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輩名字,即在雙字名裏選一個字為固定字,以明辨兄弟和親族關係,如宋武帝劉裕的七個兒子,均以“義”為班輩字,宋孝武帝劉駿的28個兒子,均以“子”為班輩字。皇族帶頭換風氣,底層民眾效仿,據統計,在南朝《宋書》中出現的245個人名中,複名者有137人,數量壓過了當年風頭無兩的單字名。宗族中排輩的需要,也進一步推進了雙名化的趨勢,成為宋代以後按照“字輩譜”取名的開端。其次是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社會文化因素。據不完全統計,《晉書》中出現的人物只有60人為雙字名,其中屬西晉或三國時期的有12人。這12人大多是齊魯濱海一帶人士,那裏靠近蓬萊仙島,自古盛產超然世外的方士,《晉書》中的這些複名者,絕大多數和修仙修道有些關係。自東晉開始,“之”字成了人名中的高頻用字。比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輩中名裏帶“之”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獻之、王凝之),孫輩以下的有近40人。還有畫家顧愷之、名將陳牢之、數學家祖沖之、“白袍將軍”陳慶之、史學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單純從文字的角度來説,“之”只是一個虛詞,並沒有實質性的字義。根據後人的研究,“之”字入名是天師道徒的習慣,具有信仰標識的內涵。天師道宣揚長生不死觀念,鼓勵採藥煉丹,深受門閥士族的喜愛。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誠,以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會稽內史時,恰逢孫恩之亂,當叛軍包圍會稽城時,他不僅不派兵防守,還篤定地祈禱天師相助,最後城破身亡。
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名字全是單字除了“之”字,同樣帶有宗教性質的“道”“曇”“靈”“僧”等虛字也大量成為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書法家王詢的孫子輩有僧達、僧謙、僧綽、僧虔,曾孫輩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門閥士族勢力強大,尤其重視避父祖之家諱,但“之”“道”這一類虛字主要是作為雙名中的信仰點綴,所以不需要避諱。我們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帶“之”字者多達數十人,不僅從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輩分,而且父子、祖孫等均“同名不諱”,這也使雙名成為一時風尚。出於表意需求和審美需要,門閥士族人名中的虛詞逐漸超出了信仰層面,開始普遍出現,這又反過來推動了雙名化的進程。
王羲之説到避諱,南北朝時避諱規則比先秦漢晉的古人還要嚴格,但時人用了《禮記》中的“二名不偏諱”做擋箭牌——如果名是兩個字的,只要不是連起來都相同,就無需避諱,比如孔聖人的母親名叫顏徵在,只要説“在”不説“徵”,説“徵”不説“在”,就不會觸犯親人的諱。兩個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個字,需要避諱也就少了很多。客觀來説,雙字名相對於單字名多出一個字,也能表達更豐富的內涵。比如唐高祖李淵有嫡子四人,分別名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為“建世玄元”,寄託了李淵對諸子以及未來的期待。於是,在唐代雙字名蔚然成風,已經和單字名比例相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