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銅鏡鑄造中，鏡範的製作和使用是最為關鍵的環節，也是鑄鏡技術的核心所在。山東臨淄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陶質鏡範在材質、結構和製作工藝等方面，都較先秦陶範有了很大的改進，反映了漢代鑄鏡技術的進步。這些鏡範在製作時於泥料中羼入了大量稻殼灰，焙燒火候也高，因此範體密度低、重量輕，內含大量孔隙，適合鑄造，同時又結實耐用且不失柔韌性，從而便於工匠對其進行塑形、雕刻乃至修補和改制。鏡範結構設計亦較科學、合理，不僅可鑄造出好的產品，而且有利於保護鏡範，以達到多次反覆使用的目的。另外，鏡範成形工藝的改進，特別是刻紋技術的普遍採用，既保證了鏡範的質量，也使工匠的藝術創造力得以充分發揮。技術上的進步，造就了漢代臨淄鏡範優異的鑄造性能，同時還使其可以多次反覆使用，從而大幅度提高了當時的銅鏡生產效率。
漢代是中國古代銅鏡發展的第一個高峯期。較之先秦，兩漢時期的銅鏡不但類型和裝飾更加豐富多彩，而且因使用普及和需求擴大，產量也空前增加，從考古學上看，便是數以萬計、種類繁多的漢鏡在各地乃至域外的不斷出土。漢代銅鏡的迅速發展，顯然有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與這一時期鑄鏡技術的進步也不無關係，二者當互為促進。
20世紀末以來，隨着山東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的不斷發現及相關研究的逐步展開，關於漢代銅鏡鑄造技術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要進展。近年來，齊故城大城內闞家寨秦漢鑄鏡作坊遺址的考古發掘，更是將這方面的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但是，作為古代銅鏡研究以及手工業考古領域的一個前沿課題，對漢代銅鏡鑄造技術的瞭解和認識仍處於不斷深化之中。鑑於鏡範的製作和使用是銅鏡鑄造中最為關鍵的環節，也是鑄鏡技術的核心所在，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根據新的考古資料以及新的觀察和分析，並結合模擬實驗的結果，進一步就臨淄齊故城出土鏡範及其反映的漢代鑄鏡技術等問題進行總結和探討，希望有助於相關學術研究的繼續推進。
一 考古發現及研究歷程
臨淄齊故城是兩週時期的齊國都城，也是秦代臨淄郡郡治和漢代齊郡郡治及諸侯國齊國的都城。城址面積約16.8平方公里，由大城和其西南角的小城組成。迄今為止，齊故城內已出土各類鏡範殘塊300餘件，主要發現於石佛堂、闞家寨、劉家寨、蘇家廟等村子附近的農田中，即大城中部偏北處東西向古道路的南、北兩側。這些鏡範既有考古發掘品，也有調查採集品或徵集品，徵集品多為村民在生產過程中於地下挖出。鏡範分鏡面範和鏡背範兩類，從鏡背範的型腔形制和紋飾看，所鑄銅鏡主要有蟠螭紋鏡、龍紋鏡、四乳弦紋鏡、草葉紋鏡、花葉紋鏡、星雲紋鏡以及素面鏡等，其中草葉紋鏡和花葉紋鏡上常見銘文。對比各地特別是山東和臨淄地區出土的銅鏡資料，並參考其編年研究，可推斷這些鏡範大多屬西漢時期，少數年代或可早至秦或戰國末。闞家寨鑄鏡作坊遺址的發掘，從地層關係和共出遺物等方面進一步説明了這一點。
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的發現，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春，當時日本學者關野雄在大城北部今傅家廟村購得草葉紋鏡範殘塊1件，據稱出自附近的農田中。1997年至2005年間，大城內劉家寨、蘇家廟、石佛堂、闞家寨等村子附近又陸續發現漢代鏡範，並通過調查確認了幾處漢代鑄鏡作坊遺址。圍繞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中國學者開展了很多研究，其中就包括對鏡範製作、使用等問題的探討，從而將漢代鑄鏡技術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2004年冬，日本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等學術機構與中方啓動合作研究，對臨淄齊故城近年發現的漢代鏡范進行了全面蒐集、整理，並做了細緻觀察、測量和記錄，還對部分標本進行了科技分析等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豐碩成果，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漢代銅鏡鑄造業及其工藝技術的認識。
為進一步深化漢代臨淄鑄鏡業的考古學研究，2011年—2014年，在實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項目之一——“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存考古發掘與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於闞家寨村南又調查發現併發掘了一處秦漢時期的鑄鏡作坊遺址。該遺址位於齊故城大城中部略偏東，發掘出土各類鏡範殘塊180件，年代以西漢前期為主。此外，還清理出房址、水井、灰坑、鑄鏡坑等與鑄鏡作坊有關的遺蹟。此次發掘作為國內外關於古代鑄鏡作坊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是漢代乃至整個古代銅鏡鑄造業及鑄造技術研究的一個重大突破，為相關學術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科學資料。目前，通過發掘資料的系統整理以及多學科合作研究，我們對齊故城出土鏡範的製作、使用及當時的鑄鏡技術等，有了不少更為深入的瞭解和認識。特別要強調的是，為驗證關於鏡範製作和使用的一些推斷，我們還有針對性地做了模擬實驗，取得了重要收穫。
二 鏡範的製作
齊故城發現的漢代鏡範均為陶範，出土時大多殘破。鏡面範和所有類型的鏡背範在材質、外形、顏色等方面基本相同，但結構有別。鏡範多呈較厚的扁缽狀，上小下大，平面為弧底梯形。鏡範正面平整；側面與正面大致垂直，多見刮削痕跡，有的與分型面在交匯處形成寬約2～5毫米的抹角折面；背面較平整，有的表面有很深的人為壓印指痕，與側面交匯處往往呈弧形。殘破的鏡範斷面可見大量孔隙。正因如此，這些鏡範質感一般較輕，比重多小於1。範體大多呈青灰色，正面一般覆有紅褐色塗層，表面細膩光滑。鏡背範正面上部中間設梯形槽狀澆道，上端一般窄於下端。澆道底部呈斜坡狀，但下部較平緩，上部近澆口處傾角略變大。澆道兩個側面呈斜坡狀，從上至下逐漸內收。澆道兩側各有一條狀排氣道，較淺，橫截面呈弧形或近三角形，一般是下端要寬於上端。澆道和排氣道下接圓形型腔，相接處即澆道口和排氣口要高於型腔鏡緣底部。澆道、排氣道和型腔之外為分型面，平整光滑。鏡面範一般僅於上部設弧形坡狀澆道，而無下凹的排氣道和型腔，澆道較短，與鏡背範澆道相比，實際主要起到澆口的作用。根據體量尤其是鏡背範型腔的尺寸，可知所鑄銅鏡大小不一，直徑以10餘釐米的居多，但也有少數較大或較小的，其中個別大的直徑可達30餘釐米。關於鏡範製作的工藝技術，需要運用多種科技檢測手段，同時結合對鏡範的細緻觀察，還有模擬實驗，進行綜合分析和探討。
就原料而言，過去曾對個別採集的鏡範樣品進行過檢測和分析，結論是製作鏡範使用的原材料為當地一種含有較多黏土的細顆粒黃土，或者是一種灰黃色黏土，並於其中加入稻殼灰等富含非晶態二氧化硅的植硅石類羼雜物。另有研究認為，植硅石是齊故城漢代鏡範原料中的主體，但同時可能也使用了牛糞之類的有機材料作為黏合劑，故焙燒後形成大量孔洞。在對闞家寨鑄鏡作坊遺址發掘資料的整理過程中，我們又對遺址出土的多個鏡範樣品進行了檢測和分析，再次證實鏡範中含有大量非結晶態的二氧化硅，即植硅石，且很可能主要為稻殼灰。在闞家寨鑄鏡作坊遺址地表採集的一塊殘鏡範的斷面上，曾發現夾雜一個較完整的未碳化的稻殼，亦證明鏡範中的植硅石類羼雜物以稻殼灰為主。稻殼灰一般是熰燒而成的，故灰燼中常存留少許燃燒不充分或未燃燒的稻殼。不過，對於泥料來源，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根據對部分鏡範原料中土的化學成分以及植硅石種類的分析，製作鏡範的黏土不像是附近的生土，而很可能來自遺址周邊河道中淤積的黏土或腐殖土。另外，還發現鏡範中含有少量的石英顆粒，可能也是人為加入的，其同樣富含二氧化硅。不管怎樣，齊故城鏡範的製作中，羼雜大量稻殼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技術特點。其結果既減少了鏡範在乾燥和焙燒過程中的收縮、變形和開裂情形，同時還降低了鏡範密度，增加鏡範的透氣性，改善鏡範的熱穩定性，從而有利於鑄造過程中的排氣和充型。
根據多次對鏡範樣品的檢測，以及不同學者的分析、討論和研究，我們在鏡範製作的模擬實驗中，採用齊故城東北郊的黃色生土、南郊古河道中的黑色淤積土、東郊淄河河道中沖刷沉積的細砂灰、熰燒的稻殼灰等作為原料，按多種不同配比來製作鏡範。經反覆調整和多次焙燒實驗，結果顯示，按重量比，以1份黑色淤積土 0.4份稻殼灰 0~0.2份細砂灰的配比來製作鏡範，可獲得與齊故城漢代鏡範質地相似的範體。按同樣配比，用黃色生土製作的範坯焙燒後範體很軟且酥脆易破，若降低稻殼灰比例，範體雖變得結實，但比重又明顯增高，因此黃色生土作為鏡範主要泥料的可能性被排除。黑色淤積土較之黃色生土黏性更強，以之製作鏡範，焙燒後不會出現上述問題。
製作鏡範的原料加水攪拌之後，先反覆進行揉練，之後進入成形階段。從出土的鏡範看，雖形狀大體相同，但很難找到完全一致的。另外，在鏡範的側面和背面常見刮削、按壓等痕跡，且側面和背面交匯處一般都有不規則的弧度。因此可推斷，鏡範成形時一般不使用模具或範框，而主要由手工堆築而成。過去認為的“模製法”可能需要重新考慮，至少其應當不是鏡範成形的主要方法。模擬實驗時，我們將木板鋸成鏡範形狀，然後將木板光滑的一面朝上，在上面堆築、拍打、壓實、刮削泥料，最後做成與木板平面形狀一致的鏡範，其中與木板接觸的一面即為鏡範正面。整個過程較為簡單，易於操作。堆築時，泥料仍然較軟，這樣容易成形。在出土的部分鏡範背面發現有工匠的手指戳印痕跡，有些鏡範的側面或側面與背面的交匯處可見手指抹痕或按壓痕跡，亦説明制範時泥料應當很軟，且範體背面朝上。鏡範堆築成形後，需要在陰涼處放置一段時間，稍幹後可以進一步刮削修邊；徹底晾乾後，很容易從木板上取下。從模擬實驗看，可能是由於含較多稻殼灰的緣故，鏡範晾乾後有少許收縮。
鏡範成形晾乾後要進行焙燒，但因目前未發現烘範窯，具體情況不詳。由於範體多呈青灰色，可知這些鏡範曾在還原氣氛中焙燒過或經過還原處理。過去對個別齊故城內採集的鏡範樣品的熱膨脹法測温顯示，其燒成温度約為850±20℃，處於方解石分解温度之上而又未達到燒結温度的合理範圍之內。日本學者三船温尚亦曾指出，鏡範原材料中一般有結晶水，必須將之去除方可鑄造器物，而黏土中結晶水的揮發温度在700℃，所以理論上鏡範的焙燒温度當在此之上。在模擬實驗中，我們先自己砌築小型窯爐使用木柴和煤炭來焙燒鏡範，但由於窯爐體量較小且結構可能不合理，紅外線測温顯示爐膛內温度最高不超過700℃，且缺乏穩定性，所以最終未能取得成功，所燒範坯火候明顯偏低。於是，我們又使用現代電爐焙燒，最後温度達到860℃左右，但仍然無法獲得與出土鏡範相似的成品。經分析判斷，主要原因仍然是焙燒温度不夠。實際上，大部分商周時期的陶範燒成温度都在800℃以上，而齊故城漢代鏡範大都具有較強的硬度，火候要明顯高於先秦時期的陶範，敲擊時發出很清脆的聲音，已屬於或接近陶的範疇。因此，我們又使用燒製藝術陶器的燃氣窯爐重新焙燒鏡範，爐內温度最高接近960℃，取得不錯效果。所燒製鏡範不僅比重較低，而且範體含有很多孔隙並具備一定的柔韌性，敲擊發出的聲音也不像之前那樣沉悶，總體來看，質地與齊故城所出的漢代鏡範已比較接近。不過，由於是在有氧環境中焙燒，所燒鏡範的顏色主要呈紅褐色。但不論如何，根據實驗大致可以推定，齊故城漢代鏡範的焙燒温度可能在950℃以上，甚至超過1000℃，已處於陶化燒結狀態。以往通過熱膨脹法測得的鏡範燒製火候，存在一定誤差。
鏡範正面的內凹結構如澆道、排氣道和型腔等，應當是範坯焙燒之後製作的。使用的工具有多種，推測有刀、鋸、銼、礪石以及一些特殊的類似於輪盤的旋割或旋磨器具。在闞家寨鑄鏡作坊遺址的發掘中，出土不少刀具和礪石等遺物，有些可能就是製作鏡範時使用的工具。在範坯成形階段使用模具來製作這些部位，理論上是可以的，但由於範坯材質特別，且所鑄銅鏡要求鏡體很薄，紋飾也很精細，因此無論是在範坯濕軟還是晾乾後，將鑲入範體的模具輕易地脱下，同時又不損傷範體本身，都是很難處理的。在成坯後像製作花紋磚那樣在範上壓印型腔和紋飾等，也不大行得通，因為鏡範體量較小，受壓很容易變形，而作為鑄範，對範體特別是正面結構的精緻程度要求是很高的。在出土的眾多鏡範中，目前亦未見有澆道、排氣道和型腔形狀及尺寸完全一致的。因此，使用模製法制作澆道、排氣道和型腔等內凹部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範坯半乾或晾乾後製作澆道、排氣道和型腔，也會遇到一些問題，主要是內含大量稻殼灰的泥坯比較粗糙且硬度不夠，在切割、鑿刻等塑形過程中很容易崩壞，也難以保證鏡範表面的平整光滑。經過高温焙燒的鏡範，一方面整體硬度增強，另一方面又因所含稻殼灰已經不存，而為大量孔隙取代，加上配料中含有細砂灰等物質，故範體較一般的陶器柔軟並帶有一定的韌性，從而更易對其進行各種塑形操作。觀察臨淄及山東地區出土的草葉紋鏡、星雲紋鏡等漢代銅鏡，發現其鏡背紋飾經常有被某種堅硬刀具鏟刻或刮削的拉絲狀痕跡。這應是銅鏡製作的一種工藝，目的是為了突出鏟刻或刮削部位的亮度，從而使鏡背紋飾更具層次感和立體感。那麼，既然可以在銅鏡上隨意鏟刻、刮削，用這些刀具對陶范進行各種加工，自然是很輕鬆的事情。這些在模擬實驗中，都得到了驗證。無論是鏡面範還是鏡背範，焙燒後都要對範體特別是正面進行修整、打磨，以使其平整光滑，有時為了防止分型面受到碰撞而損壞，還將鏡範正面和側面的夾角略微磨平，形成一個抹角折面。然後，再於鏡範正面製作澆道、排氣道及型腔。在製作澆道、排氣道和型腔的過程中，工匠需要使用尺子、圓規等工具進行設計、劃線，之後通過鋸銼、切割、鑿刻、磨礪等手段使鏡範成形。澆道和排氣道的側面都做出一定的坡度，目的可能主要是為澆鑄後易於脱範。鏡背範型腔的製作要相對複雜，可能使用了某種中心固定的旋割或旋磨工具，這樣可以儘量控制厚度並保持其均勻。鈕坑部位推測採用了旋鑽和鑿刻相結合的方法，部分鏡範的鈕坑壁上尚可見較明顯的鑿刻痕跡。
齊故城出土鏡範的正面均施有很薄的塗層，有些局部脱落。塗層質地緻密，表面呈紅褐色，手感細膩光滑，與範體完全不同。該塗層可填平和覆蓋範體表面的孔隙，並使鏡範正面即合範面平整光滑，這樣處理後鏡範才可用於澆鑄。另外，有了該塗層，鏡背範型腔面上的孔隙被填充和覆蓋，刻制細密紋飾也會變得更為容易。因此，施加塗層是鏡範製作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經觀察，有部分鏡範表面殘破後使用一種細黃泥修補，推測鏡範表面的塗層可能也使用此種細黃泥作為主要原料。施加塗層的辦法可能是將細黃泥加水做成很稀的泥漿，然後用毛刷等工具均勻塗抹。從很多鏡範的斷面可觀察到，鏡範正面靠近表層處的範體明顯較其他部位質地細膩，且變得緻密，應當就是施加稀泥漿後滲入並填塞原先的孔隙所致。據日本學者三船温尚推測，施加泥漿塗層後，還要塗抹或刷上一層蜂蠟或與之相類似的東西。蜂蠟中含有油脂等物質，可增加鏡範表面的韌性，使刻制紋飾時不易發生崩裂。鏡範最外面的塗層薄而光滑、細膩，且有一定硬度，不添加一些特殊物質於其中，是很難做出此種效果的。塗層做好後再放入火中進行烘烤，主要是烤正面即施加塗層處以去除其中的結晶水。烘烤過程中，氧化焰使塗層變為紅褐色並更加堅硬。塗刷泥漿和蜂蠟以及烘烤應不止一次，特別是刻制紋飾之後，需要對型腔再次施加薄的塗層並烘烤。關於塗層烘烤温度，從部分鏡範樣品上紅色塗料的熱膨脹法測温看，多在400℃以下。需要説明的是，蜂蠟中的油脂等有機物在烘烤過程中會向範體內滲透，並在高温下發生碳化。齊故城出土的很多鏡範，其斷面上都可見由正面向範體內滲透的黑色層。該黑色層説明範體內含碳，而從其樣貌看顯然是從鏡範正面向下滲透的。當然，這種含碳的有機質除了和塗層中的蜂蠟等有關外，澆鑄時使用的脱範劑中可能也會有此類物質，而且澆鑄時的高温或許也是導致其發生碳化變黑的原因。我們注意到，鏡範斷面上這種黑色層的水平分佈並不一致，有的主要在型腔和澆道下，有的延伸至分型面下；另外，有時黑色層之上即鏡範正面塗層之下，還可見其他顏色層，有淺灰、紅褐等，有的不止一層，厚一般以毫米計，推測與鏡範多次塗刷並烘烤表面塗層以及多次澆鑄有關。在模擬實驗中，我們按上述方法，用齊故城附近生土層中的細黃泥來製作鏡範塗層，並在露天用木炭進行烘烤，烘烤過程中又塗刷了蜂蠟，取得與出土鏡範塗層大致相似的效果。
鏡背範不僅比鏡面範多了下凹的排氣道和型腔，而且有些還要製作紋飾。關於紋飾的製作方法，過去有“模製”和“刻制”兩種看法，我們也曾認為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紋飾的製作，是“模製”和“刻制”並用。但隨着對鏡範研究的深入，現在看來應當還是以刻製法為主。首先，如上所述，鏡背範型腔本身就不大可能是模製的，而是在範坯焙燒之後刻成的。其次，通過細微觀察可以發現，鏡範紋飾的線條及銘文多透出明顯的手工刻制的質感，特別在型腔塗層脱落或被磨掉的鏡範上面，看的尤為清楚。以齊故城闞家寨秦漢鑄鏡作坊遺址出土的一件四乳弦紋鏡背範為例，該範曾經過澆鑄使用，後來可能為了改制或其他目的，正面被重新打磨，但譭棄時型腔面仍保留一些下凹的紋飾。這些殘留的紋飾由於僅剩底部，加上缺少塗層遮掩，其線條不流暢且高低不平、粗細不勻的特點暴露無遺。再次，在有些紋飾較為密集的鏡範上，有時能看到紋飾線條之間的先後關係及打破現象，還有部分鏡範及銅鏡上可觀察到製作鏡範紋飾時留下的同心圓狀或放射狀的設計線，尤以一些草葉紋鏡範以及草葉紋銅鏡和星雲紋銅鏡上較為多見，這些亦都可説明問題。最後，不論是整個齊故城，還是闞家寨秦漢鑄鏡作坊遺址，所出同類鏡背範中未見到有型腔大小和紋飾完全一樣或大致相同的，即所謂的“同模範”，也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模印紋飾的存在。要説明的是，由於焙燒後的鏡範雖整體較硬，但範體本身實際較軟，且有一定韌性，加上含有蜂蠟的塗層，因此在型腔面上刻制紋飾和銘文，並不像想象的那樣困難。
在刻制紋飾前可能先要設計並用筆繪出圖案，而圖案的設計和繪製，需要掌握一定的幾何知識和原理並藉助一些必要的輔助工具，即便是技藝精湛的制鏡工匠，亦不例外。有學者通過研究漢代銅鏡紋飾，指出圓規、尺子等製圖工具在當時的使用已比較普及和成熟。觀察齊故城漢代鏡範以及臨淄地區出土的漢代銅鏡，可得出相同的看法。就齊故城目前出土較多的蟠螭紋、四乳弦紋和草葉紋鏡背範而言，其上面不僅常見同心弦紋，而且乳釘、連弧紋、方框紋、草葉紋、花苞紋等主要紋飾的佈局也都很有規律，完全是按等分線、交差線等幾何原理設計和規劃的。可以肯定，沒有一定的幾何知識和圓規、尺子等機械製圖工具，僅靠手工是不可能完成如此複雜而規整的圖案設計的。不同類別的鏡背範，其紋飾雖各有特點，但可以確定，幾乎所有鏡範紋飾的最初設計和規劃，都是以鈕坑為中心向外劃同心圓和等分的放射線的。放射線大多按4或其倍數等分，也有少數按3等奇數等分的。這些同心圓和放射線將鏡面分為若干單元，並形成若干交叉點。以此為基礎，再按紋飾種類，進行更細緻的佈局和設計，最終繪製出美觀而對稱性很強的紋飾。一般來説，乳釘、連弧紋等常見裝飾都是根據放射線和同心圓的交叉點來確定的，草葉紋和花葉紋鏡範上的柿蒂、方形銘文框以及一些花苞、草葉的設計也大多如此。蟠螭紋和龍紋等鏡範上常見渦卷紋、折線紋等細密地紋，從線條走向看，都是以對稱的主紋為基礎，再根據剩餘空間的大小和形狀設計的。草葉紋和花葉紋鏡範上多刻有銘文，銘文一般都為反字，鑄造後便為正字。不過，在臨淄地區出土的銅鏡上也偶見有反字的，説明在鏡範銘文製作過程中，有時也會因為疏忽或其他緣故刻成正字的。就所鑄銅鏡的銘文排列方向而言，以右旋讀的居多，同時也有少數左旋讀的。這些其實都表明，鏡範上的銘文與紋飾一樣，主要也是刻制的。
鏡背範紋飾刻制好以後，對製作過程中發生的崩裂、損壞等，需進行修補。齊故城出土的鏡範特別是鏡背範中，有不少可觀察到帶修補痕跡，多數應當是使用特別是澆鑄過程中損壞的，但也不排除有些是製作過程出現的問題。修補完以後，還要施加很薄的塗層並烘烤。至此，鏡背範製作基本完成。
鏡面範的製作相對簡單，只要保證正面平整並鑿刻和研磨出一個弧形短澆道即可。但是要製作合格的範面，也並非易事，除了堆築鏡面範的木板面要光滑平整外，還要對泥坯和焙燒過的範體進行反覆修整和打磨。從目前出土的大量鏡面範看，大部分正面都幾乎呈水平狀，只有少數中部略有下凹，但凹曲度都極低，與出土的所謂“凸面鏡”對應不上。這進一步證明了過去關於漢代凸面鏡成因的判斷，即漢代凸面鏡的形成與鏡範無關或關係不大，其應是鑄造過程中或“淬火”等熱處理過程中由一些特殊的物理因素導致的。
綜上所述，鏡範的製作程序可簡單歸納為：備料→製坯→晾乾→刮削和修整→焙燒→修整和打磨→製作澆道、排氣道和型腔→施加塗層→烘烤塗層面→刻制鏡背範紋飾→施加塗層→烘烤塗層面。
三 鏡範的使用
根據齊故城發現的鏡面範和鏡背範，可知漢代臨淄銅鏡鑄造採用了雙合範的技術。由於鏡面範正面只有位於頂部居中的短澆道，其餘皆為平面，因此澆鑄時只要將形狀、大小相同的鏡面範和鏡背範對齊扣合即可。從出土的鏡範看，亦未見有為合範而設計的榫卯或其他對齊標記。關於合範後的固定措施，因鏡範外表未發現繩索捆縛痕跡，本身也無用於捆縛的結構，故推測使用了某種專門的夾具，並利用砂坑等設施來安放鏡範。在闞家寨秦漢鑄鏡作坊遺址的發掘中，曾清理出一處鑄鏡坑遺蹟。鑄鏡坑的東部有一小的砂坑，並發現紅燒土面等遺蹟。小砂坑平面呈橢圓形，東西長0.42米，南北寬0.25米，深約0.2米，坑內砂子顏色泛灰，顯得較髒，經檢測內含磷、銅、鉛、氯、鋅、溴等熔鍊過程中容易揮發的元素。根據多方面分析，我們判斷該小砂坑應當是鑄鏡時用於安放鏡範的設施，而其旁邊的紅燒土面很可能與熔銅的爐子或坩堝有關。澆鑄前，將鏡面範和鏡背範扣合，然後用夾具固定並按一定的角度安放於砂坑之中，待旁側熔爐或坩堝中銅料熔化後，將銅液直接澆注入鏡範的澆口中，完成銅鏡澆鑄。
日本學者三船温尚認為，合範澆鑄銅鏡時，鏡範型腔內會產生氣體，為防止氣體聚集於紋飾處而影響鑄造效果，合範要向鏡背範一側傾斜，傾斜的角度約為70度。另外，將鏡背範和鏡面範的澆口做成不同形狀，是為了便於辨識，避免澆鑄時將二者上下顛倒。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除此之外，我們認為，澆鑄時將鏡範傾斜一定角度，可能還有控制銅液流速的目的。由於銅鏡為圓餅狀結構，且中部很薄，因此澆鑄過程中對充型和金屬凝固的快慢有很高的要求，銅液進入型腔過快或過慢可能都不利於銅鏡的鑄造。另外，從鏡背範和鏡面範的結構差異看，也應向鏡背範一側傾斜。因為只有把鏡背範置於下方，銅液澆注後才可沿澆道順利流入型腔，從而完成澆鑄；反之，由於鏡面範澆道很短，且無型腔，銅液澆注後將很難沿鏡背範的澆道迅速進入型腔，而且此時銅液受重力影響，還容易流入合範的縫隙中。
澆鑄前，一般都需要在鏡範正面塗抹炭灰或油脂一類的物質作為脱範劑，以保證澆鑄後銅鏡能夠順利與鏡範脱離，且儘量不損傷鏡範表面及範體。很多鏡範的型腔、澆道和排氣道位置表面均呈黑色，有些還向外蔓延至分型面上，從形狀和分佈看，顯然是澆鑄時脱範劑接觸高温所致。由於澆鑄時銅液可能會沿合範縫隙溢出型腔以及澆道和排氣道，所以脱範劑的塗抹應覆蓋整個鏡範的正面。關於脱範劑具體為何種物質，目前尚不清楚，但從其遇高温變黑的特性看，含碳量應當較高。出土鏡範中，也發現少數正面和斷面無明顯黑色層的，過去多認為其未經澆鑄使用。但仔細觀察，這些鏡範中有些在型腔或澆道和排氣道的局部，仍會殘留少許黑色或黑褐色層，可判斷也是澆鑄使用過的。日本學者三船温尚推斷，將使用過的鏡範放入火中重新滲碳焙燒或烘烤，之前澆鑄形成的黑色會還原為紅褐色或其他顏色。而由於鏡範可能會多次施加新的塗層並焙燒、烘烤，另外在澆鑄前可能也會對鏡范進行烘烤預熱，所以僅從鏡範表面及斷面有無黑色層分佈，是不能準確判斷其使用情況的。
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是否可以多次澆鑄使用，過去曾有爭論。隨着考古發現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我們對該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現在基本可以確定，這些鏡範是可以多次澆鑄使用的，而且當時的鑄鏡工匠也是這樣使用鏡範的。首先，如上所述，在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的斷面上，除了常見的呈滲透狀的黑色層外，有時在鏡範正面塗層與黑色滲透層之間，還可觀察到均勻分佈的淺灰、紅褐等其他顏色的層，説明鏡範表面可能多次受高温影響，即可能存在多次澆鑄及多次烘烤。其次，除了肉眼觀察外，我們還開展多學科合作，對部分鏡範標本的胎體截面進行了電鏡掃描觀察，發現型腔面有清晰的白亮色的分層現象，經能譜分析確定其中含有很高成分的鉛。這些富鉛層的厚度一般在10微米上下，其形成顯然與銅鏡鑄造有關，因為鉛是以獨立相存在於青銅合金中的，且比重較大、熔點較低，所以在澆鑄過程中很容易滲透並殘留於鏡範型腔表面。在其中一件鏡背範的型腔表面上，可觀察到4層這樣的富鉛層，表明該範至少澆鑄過4次。層數的增加，亦説明鏡範澆鑄使用後，會不斷再次塗抹新的塗層及脱範劑。
鏡範的多次使用，還表現在鏡範的修補以及改制再利用上。在對齊故城出土鏡範的整理和觀察中，我們常發現鏡範型腔及澆道和排氣道上有修補痕跡，另外還有一些鏡範改制的現象。由於這些修補和改制多發生在鏡範澆鑄使用之後，因此可視為鏡範能夠反覆多次澆鑄使用的重要證據。很顯然，如果鏡範使用一次後就廢棄，是沒必要進行修補的，也不會出現改制的情況。關於鏡範的修補和改制，發現較多，這裏試舉三例，均出自闞家寨秦漢鑄鏡作坊遺址。蟠螭紋鏡背範，殘存鏡範右上部，澆道右側壁破損，用黃褐色細泥修補，修補的細泥覆蓋原先的澆道面及其上黑色覆層。蟠螭紋鏡背範，殘存鏡範下半部，分型面表層剝落並有打磨痕跡，部分殘損處可見明顯修補痕跡。修補材料為一種細泥，但烘烤火候很低，仍呈泥土狀，灰褐色，與之前範體差異較大。三絃鈕，鈕坑明顯系用黃褐色細泥重新修補而成。蟠螭紋鏡背範，殘存鏡範左上部，分型面靠近鏡緣處有一條圓弧形凹線向上延伸至澆道處，與鏡緣略錯位，內填黃泥，黃泥下可見黑色薄層，推測該範為改制範，即工匠將之前的鏡背範正面磨平然後重新制作型腔等結構，圓弧形凹線處為之前鏡範的鏡緣位置，因較深而殘留下來。
在闞家寨秦漢鑄鏡作坊遺址的發掘過程中，我們還注意到，出土的鏡範基本上沒有完整的，大都為殘塊。這似乎也暗示，當時的鏡範是可以多次澆鑄使用的。就是説，這些鏡範雖然出現局部殘損，但只要沒有整體破裂，便可以不斷修補再用，有些型腔破損嚴重的，還可以磨平再改製為其他鏡範使用。只有當這些鏡範整體破裂或無法再修補和改制時，才被工匠廢棄。從遺址的發掘看，當時在作坊周圍有一些用於丟棄生產廢料的垃圾坑，其中出有大量鏡範殘塊。這些原生堆積中的鏡範殘塊應是鏡範在作坊中的最後形態。
關於每個鏡範特別是鏡背範的具體使用次數，目前還很難確定。如果考慮到鏡範破損後的不斷修補和改制，其使用次數問題則更為複雜。但無論如何，臨淄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從材質到結構設計和製法等方面的改進，都與能夠多次澆鑄使用這個目的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説就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一面銅鏡的製造，除了原料的開採、冶煉和運輸外，鏡範的製作無疑是最為複雜也是耗時最長的環節，所以實現鏡範的多次反覆使用，對提高銅鏡生產效率來説，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既然一範可以多鑄，那麼就應當存在所謂的“同範鏡”。而從現已發表的資料看，各地尤其是臨淄地區出土的漢代銅鏡中，尚未見到可以確定的同範鏡。這是今後相關考古工作及銅鏡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四 齊故城鏡範反映的漢代鑄鏡技術
迄今為止，臨淄齊故城出土的鏡範多屬西漢遺物。而如上所述，從文獻記載看，西漢至王莽時期的臨淄，是全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大都市之一，人口規模、經濟地位甚至不亞於都城長安。因此，臨淄作為重要的銅鏡鑄造中心之一，可能主要是在西漢時期。那麼，按照當時臨淄的經濟地位尤其是工商業的影響力來分析，其鑄鏡技術在全國手工業特別是銅鏡生產領域無疑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所以，通過齊故城出土漢代鏡範及相關遺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一窺漢代特別是西漢時銅鏡鑄造技術的特徵及發展趨勢。
漢代臨淄銅鏡採用陶質雙合範鑄造，鑄範由鏡背範和鏡面範構成。雙合範鑄造工藝並無特別之處，在古代金屬器的鑄造中曾廣泛使用。不過，為了獲得質地良好的銅鏡產品，更為了提高產量和效率，西漢時臨淄的制鏡工匠在鏡範的設計和製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得其性能較之先秦鏡範及其他陶範都有了巨大的飛躍。目前已發現先秦時期鏡範的地點主要有兩處，分別為山西侯馬晉國手工業遺址和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燕下都採集山字紋鏡範殘塊1件，年代當在戰國時期，簡報未對其進行文字描述，僅示拓本，材質及具體形制和結構等都不是很清楚。侯馬晉國手工業遺址出土有4件鏡背範，其中一件出自春秋晚期的灰坑，另三件出自戰國早期的房址。這四件鏡背範均未經澆鑄，有一件上部殘缺，其餘皆大體完整。三件完整者中，有一件無鈕坑，還有一件既無鈕坑亦無澆道，懷疑是半成品。侯馬東周鏡範的特點表現為：器身較薄，背面或平或鼓；上部只有澆道而無排氣道；澆道很短，且尺寸懸殊、形制各異；鈕坑處為長方形或近圓形對穿孔洞，推測與鏡鈕的特殊鑄造方法有關；有的正面設有榫卯結構；紋飾製作方法不詳，但戰國早期房址出土的三件鏡背範型腔大小相近，紋飾也幾無二致，推測極有可能為同模印製而成；鏡範原材料報告未做專門介紹，只説遺址所出陶範內含細砂較多，主要由土和砂構成，有的可能還摻入少量植物質。鏡範燒成温度亦不清楚，報告説多數陶範火候較低，但經初步檢測，有的可達600℃以上。由於未經澆鑄，鏡範的具體使用情況不詳。那麼，與侯馬東周鏡範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出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的特點特別是其技術優勢。
其一，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雖為陶質，且表面特別是正面非常平整光滑，但範體內卻密佈大量孔隙，故密度很低，手感較輕。此種材質與先秦時期常見的各種陶範明顯有別，其優點是大幅增加了鏡範的透氣性和抗迅速膨脹的強度，從而不僅有利於鑄造過程中的排氣和充型，而且使鏡範不易破裂和損壞，可以反覆多次使用。此外，齊故城漢代鏡範由於燒製火候高達950℃以上而整體硬度較強，同時因範體內含有大量孔隙以及細砂灰等物質，故而又相對柔軟並帶有韌性。這一特性既保證了鏡範的結實耐用，又讓工匠容易對其進行磨、鋸、銼、刻等塑形操作，還使鏡範的不斷修補甚至改制成為可能。齊故城漢代鏡範這種特殊材質的形成，顯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應當是鑄銅工匠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摸索逐步獲得的技術，目的既是要增強鏡範的鑄造性能，同時也是要提高其製作和使用效率。就此技術本身而言，關鍵還是鏡範原料的選擇和配比，其中在制範原料中加入大量稻殼灰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如上所述，鏡範中孔隙以及鏡範特殊質地的形成，主因就是稻殼灰的羼入。值得一提的是，在“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存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實施過程中，我們對闞家寨冶鑄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進行了浮選和研究，其中便發現了稻米遺存。不過，其數量極少，很難判斷是否為本地種植。那麼，如果齊地在西漢或更早的戰國時期不種植水稻，齊故城漢代鏡範中的大量稻殼灰來自何處，當時工匠又是怎麼想到將稻殼灰羼入鏡範的，或者這一技術究竟是怎樣起源的，將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不論如何，具有優異性能的新材料的發明和應用，是技術革新的重要體現，也為相關工藝技術的創新提供了條件。
其二，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在形制、結構的設計上更為科學、合理。鏡背範正面上部設有澆道和排氣道，澆道較長且形狀規範，都是上窄下寬，底部和兩側坡度也很合適，與侯馬東周鏡範不設排氣道且澆道較短、形狀不規範等特徵明顯不同。這樣的設計使澆鑄過程中銅液的流淌更為迅速、平穩，排氣和充型更為順暢，另外脱範也相對容易，可儘量減少對鏡範的損傷。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正面不見侯馬鏡範上的榫卯結構，説明二者合範方式不同，但另一方面也顯示齊故城的鏡範在使用上可以更為靈活。侯馬東周鏡範有些無鈕坑，而以穿孔替代，意味着鏡鈕的鑄造方法有別於齊故城的漢代鏡範，後者均帶鈕坑。另外，齊故城鏡範鈕坑側面一般不見安放鈕孔內範的凹面或孔洞。此做法可能是為了避免澆鑄和脱範時對鈕坑的損壞，但需要鑄鏡工匠有更嫺熟的技巧。較之侯馬東周鏡範，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的範體明顯要厚實很多，同樣是直徑10餘釐米的鏡範，前者厚約一兩釐米，後者一般都在3釐米以上，四五釐米的也較多見。範體加厚，除了不易破裂和耐用外，可能還考慮到在正面完全破損後可打磨掉再重新改制利用，並且不止一次。種種這些設計，顯然一方面是為了鑄造出更好的銅鏡產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儘可能地保護鏡範，以達到多次反覆使用的目的。
其三，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的製作工藝更為先進。由於鏡範紋飾以及澆道、排氣道和型腔等內凹結構多非模製而成，所以在製坯、晾乾和焙燒階段，齊故城漢代鏡範的製作應當要簡單很多。此外，按照一定的規範，並藉助於工具，在硬度和柔韌性兼具的範體上挖刻澆道、排氣道及型腔，也相對容易。鏡背範紋飾的刻制或稍有難度，但對於專業工匠來説，依靠自身技藝及專門的工具，完成這樣的任務可能亦只是駕輕就熟的事情。相比而言，模印紋飾看似簡單、快速，但因為增加了製坯階段的工作難度，且實際上並不好操作，故總體效率未必高於刻制紋飾。從效果看，模印出的紋飾一般較為呆滯，並容易出現模糊、晦澀的現象，這一點也是不能和刻制紋飾相比的。毫無疑問，刻制工藝能夠製作更為精緻、生動的紋飾，從而保證銅鏡的質量，同時也可充分發揮工匠的藝術創造力。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較東周鏡範及其他的先秦陶範火候更高，正面還施加了光滑、細膩的塗層，這些也都需要更為先進或全新的工藝技術來完成。所以，從各方面看，漢代臨淄鏡範的製作工藝較先秦是顯著進步了，由此帶來的結果便是生產效率和銅鏡產品質量兩方面的提高。
通過上述比較分析和臨淄齊故城出土漢代鏡範技術特點的總結可以看出，到了西漢時期，銅鏡鑄造技術的核心所在——鏡範的製作有了巨大的改進和顯而易見的革新。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與侯馬東周鏡範那種不規範、不統一的情況不同，臨淄齊故城出土的漢代鏡範雖然類型多樣，但材質、形制、結構和工藝等基本相同，各部位尺寸比例的設置也接近一致。由此可知，西漢時期臨淄的銅鏡鑄造技術在各方面都已逐步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標準和規範。這裏還要強調的是，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製作技術的進步，不僅提高了鏡範的鑄造性能和鑄造質量，還大幅提高了鏡範的壽命和使用效率。可以認為，所有這些都標誌着中國古代陶範鑄鏡工藝技術的全面成熟。
古代銅鏡鑄造技術的研究，範疇自然不止鏡範的製作和使用，銅鏡的金屬配比、熔銅設施和方法、澆注過程、鑄後加工也都值得深入考察與探究。當然，這些方面工作的開展，需要研究方法的不斷改進，特別是各種現代自然科技手段的介入，同時也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及實物資料的獲取。但無論如何，就漢代尤其是西漢來説，從鏡範的製作和使用上確實可以看到當時鑄鏡技術的快速發展。臨淄齊故城漢代鏡範製作技術及鏡範性能的提升，大大提高了銅鏡生產的效率，同時也為工匠們的藝術創造以及銅鏡紋飾類型的增多創造了條件。兩漢時期，中國古代銅鏡進入第一個發展高峯，銅鏡不僅製作精良，而且產量大增，成為普通社會階層也可使用的日常用具。從背景來看，當時制鏡技術的進步顯然是其重要條件之一，而在這當中，鏡範製作技術的改進和鏡範使用效率的提高無疑又是最為關鍵的環節。
最後要説明的是，由於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生產的銅鏡，不僅類型和風格有別，而且所使用的工藝技術可能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我們關注、研究古代銅鏡的鑄造技術，不單純是要揭示這些技術本身的特點以及隱藏於其中的某些奧秘，還希望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從技術傳承和創新以及技術交流與傳播的角度，來研究古代銅鏡的發展演變、探討不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人羣移動和貿易往來等問題，並觀察生產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總之，將鑄鏡技術的研究與類型學以及銅鏡藝術風格等方面的研究相結合，無疑會大大拓寬我們的視野和思路，從而把古代銅鏡的研究推向更廣闊、更深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