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神回覆:女博士嫁農村十年 命運變遷讓人意想不到 2016.4.5日

由 華愛利 發佈於 休閒

  話題:女博士嫁農村當兒媳談十年經歷 網友:太真實

  《新聞調查》視頻:家在豐三村

  2016年春節前夕,一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文章,在網絡上被刷屏,文章以一個農村兒媳的視角,記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及所在農村的狀況,文章首發的閲讀量超過了最高統計10萬,之後被大量轉發,迅速成為春節期間的一個熱議話題。

女博士嫁農村十年 命運變遷讓人意想不到 

  黃燈,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廣東一家高校的傳媒專業教師。這篇在她自己看來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鋭的文章,為何會引起了最火爆的輿論關注?文章記述的是個怎樣的家庭?這個家庭又嵌在怎樣的一個農村中?3月初,央視《新聞調查》的記者和黃燈夫婦一同回到了位於湖北孝感的老家豐山鎮豐三村,通過和這個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觸,來了解文章背後的故事。

  楊勝剛

  人物關係:黃燈的丈夫

  黃燈的老公楊勝剛在這個家庭的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個通過讀書跳出農門的孩子,他和黃燈是博士同學,現在在同一所高校教書。每年過年,他們都會輾轉千里,回家和親人團聚。

  1969年,楊勝剛的父親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個孩子。當時的楊勝剛只有1歲,他説,貧困是那個年代農村共有的特徵,但較之別人,他們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為貧困,年長的幾個孩子早早輟學,分擔家庭的壓力,姐姐們先後嫁人,大哥楊敦武十幾歲學會了理髮,走村串巷,勉強餬口。

  只有楊勝剛,從小成績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們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時,楊勝剛考入了省重點孝感高中,他依舊名列前茅,但家庭經濟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時代的很多農村學生一樣,選擇了師範大學,因為那時候上師範,學費低,還有補貼。

  1993年,家裏賣了兩頭豬,賣得一千塊錢都給了楊勝剛,這些錢當時哥哥打一年工都掙不到,那是這個家庭對楊勝剛傾盡全力的支持。

  2007年,楊勝剛和黃燈結了婚,這不僅開啓了黃燈與這個家庭的緣分,也讓她開始了對這個農村家庭的觀察。只是黃燈發現,自從2008年楊勝剛的大哥和四哥家裏出了一些事後,這個原本團結、温馨的家庭氛圍就明顯改變了。

  楊敦武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大哥

  豐三村位於江漢平原的北部,一個靠天吃飯的普通農村,改革開放之初,這裏的農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傳統。1993年,在村裏幹了20年理髮的楊敦武,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他已經是村裏最後一個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而楊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楊勝剛和黃燈的四姐夫)的工地。

  從1993年到2009年,楊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幹了16年,每年除了家裏必需的開支,並沒有拿回全部的工資,大部分(約十幾萬元)就存在妹夫那裏。然而,這些錢最終卻成了泡影。因為,在黃燈眼中一向是家裏“有錢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產了。

  四姐夫

  人物關係:楊勝剛四姐的丈夫

  在黃燈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這個家庭中最風光的人,因為四姐夫是當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帶大哥楊敦武出去時,四姐夫已經是一個帶工人的包工頭了。

  當時,楊敦武的兒子女兒都已出生,靠田裏的收入已無力負擔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勸説下,楊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築工地,和妻子兩人每天負責給工地一百多號工人做飯。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樣的事情,家裏並不清楚,因為從2008年破產之後,楊勝剛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因為四姐夫的老家距離黃燈的婆婆家不遠,所以記者見到了四姐夫87歲的老母親。老人説,兒子已經有七八年沒怎麼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錢,而工人都是同鄉,回家就會被催賬。

  記者在湖北採訪時,遇到了一個叫李朝輝的老闆,他是楊勝剛的初中同學,也是和四姐夫一樣從泥瓦匠幹到包工頭,談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為搞工地,他要運氣不好的話,在那個年代的話,公司不給你錢或者你做賠了,就沒人管。”李朝輝説,那個時候打工都沒有保障,而像四姐夫這樣的老闆,在他們老鄉當中也不是一個兩個。

  楊定華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個城中村,記者見到了楊勝剛的四姐,七年沒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塊錢的兩間平房裏。由於四姐夫迴避了記者的採訪,家裏只有從飯館兒打工剛下班的四姐楊定華。

  楊定華説,這幾十年來,因為在外做工程經常被壓錢,雖然一家人外表看起來光鮮,但錢一直在工地上滾雪球,並沒有拿回家的餘錢。楊定華説,因為她主要在家帶孩子,對於丈夫最後破產的細節,並不十分清楚。但她説,家裏現在還拖欠工人工資幾十萬,還有一部分高利貸。楊定華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出嫁,另外兩個女兒在北京做導遊,她們都表示要為家裏還完錢再談戀愛嫁人,這讓四姐更是心焦。

  伴隨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個伴生的毒瘤,記者查到一些並不不完全的數字:1990年,全國拖欠工程款近35億元,1995年則猛躥至600億元,到2003年底,更是達到了3360億元。2003年,國務院還曾專門下發通知,用三年的時間整治拖欠工程款的問題,各種慘烈的討薪新聞,都和這樣的背景有關。李朝輝説,建築業的層層轉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墊資,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來,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損失。

  暢暢

  人物關係:楊勝剛大哥的孩子

  黃燈的侄子侄女雖然只有20多歲,卻都已經為人父母,黃燈嫁來楊家時,他們才十幾歲,雖然黃燈和楊勝剛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夠接受更高的教育改變命運,但都未能如願。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時,兩個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沒有那些學習的氣氛,反正我們當時讀書我記得,學生打老師是經常的。”暢暢説,“反正在家裏沒大人管嘛,靠爺爺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聽課,要睡的睡覺,打的打牌。”

  跟父輩不同的是,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是沒有再經歷父輩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為離家打工覺得虧欠孩子,在物質上儘量滿足他們。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們並不知曉。暢暢還記得爸爸唯一一次對他發的火。“當時我好像有十八九歲的時候,我就説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後我爸爸就罵我,他説你到時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樂日子很快在初中畢業就結束了,和父母當初因為生計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暢暢他們是出於對外面世界的嚮往開始的打工生涯。暢暢去過杭州、崑山的工廠,流水線上的繁忙和辛苦讓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見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讓他無法應付工作中出現的狀況。幾年之後,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輩從事的老行業,做一名建築工地的泥瓦匠。至此,暢暢才體會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經無法回頭。

  楊桂林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大學同學

  楊桂林已經在鄉鎮中學教了22年的書,在他看來,因為條件好了,現在的農村學生刻苦程度沒有原來強了。楊桂林説,現在農村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更願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讀書,佔到學生總數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於有效的監管,隨着手機、網絡的普及,這些孩子較過去更容易處於失控的狀態,“受到的誘惑太多了,他們沉迷於手機,網吧也有,他們一放學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衝向網吧了。”

  這些年,農村學校的硬件設施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農村中學的升學狀況卻越來越令人擔憂。比如孝感地區的重點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對於區內的農村中學實行政策傾斜,依據人口比例給每個鄉鎮的中學一些降分錄取的名額,但很多鄉鎮中學都接不住這些指標。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準備外出打工,繼續父輩的路。但是,他們不如父輩幸運的是,幾十年的快速建設已經緩慢下來,他們打工沒幾年,就遇上了不景氣的市場。如果在往年,春節一過,村裏就沒有了年輕人,但在今年,大部分還都在家等着工頭的電話。

  楊幼林

  人物關係:豐三村村書記

  3月的江漢平原,已經到了油菜花盛開的時節,但是大片的農田都還是荒蕪的狀態。村裏大部分青壯勞力出外務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種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時光。

  村書記楊幼林介紹,他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裏的耕地集合起來,流轉出去,農户收取租金,這是上面支持搞的實驗。記者在村裏看到了流轉協議,協議分兩份,一份是村委會和農户籤的,一份是村委會和企業籤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據説,這個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經流轉出去,接手的是兩家企業,一家是養牛,一家要搞生態旅遊。

  楊幼林説,他們的村子是因為靠近大路才有人願意來投資,那些不靠大路的村莊沒人投資,任由農田荒蕪。楊勝剛的同學李朝輝就是縣裏請回來的老闆,他的生態園二期還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

  婆婆

  人物關係:楊勝剛的母親、黃燈的婆婆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對於楊勝剛的這個大家庭來説,喜慶中略帶悲愁。因為一位重要家庭成員,黃燈的婆婆在去年過世了。

  黃燈説,是婆婆最後的時光促使她有了書寫這個家庭的衝動,婆婆辭世時86歲,黃燈在文中寫道,婆婆的去世使這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

  楊勝剛的母親、黃燈的婆婆

  黃燈説,婆婆去世時一直掛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幾年白白辛勞的大哥。“她一方面為自己的女兒覺得很難過,因為自己的女兒、女婿遇到了麻煩,她心裏也難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兒子、兒媳婦的工錢拿不回來,她也難受,其實她才是最難受的。”黃燈説。

  這次回家,黃燈會照例塞給嫂子些錢,這是她對這個家庭僅能做到的回饋。當她要離開的時候,暢暢還是沒有等到工頭髮出的確切消息,而路邊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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