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政府18日主持召開為期兩天的調研會，討論發生在1965—1966年的排華屠殺事件。法新社稱，這是印尼政府首次支持此類調查。
“史無前例”，不少媒體在報道這一會議時發出這樣的感嘆。據美聯社18日報道，此次活動由印尼安全部長潘查伊坦主持召開，受到印尼政府的支持，印尼檢察總長、警察總長、司法部長均在會上露面。會上邀請了當年屠殺事件的倖存者參加，也有被認為是慘案策劃者的軍方代表與會。
法新社稱，印尼政府一直對發生在50年前的這一上世紀最慘大屠殺諱莫如深，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努力推動印尼政府揭開對這段血腥歷史的“封印”，展開正式調查並道歉。這次的研討會雖受到人權組織歡迎，但印尼總統佐科最信任的顧問之一——印尼安全部長潘查伊坦在開幕式上否定了正式道歉的可能性，稱雖然印尼政府想解決這段“黑暗歷史”，與過去握手言和，但不會向外界壓力低頭。
當年的屠殺事件由6名印尼軍官被捕觸發。美聯社稱，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趁機獲得國家最高權力，他將“政變責任”歸咎於印尼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共運動”。這一事件被稱作“9·30”大屠殺。對於這次大屠殺死了多少人沒有確定的數字，有研究人員估計，約有50萬人被殺，其中許多是華人。
菲律賓拉普勒新聞網18日稱，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敦促印尼和美國説出大屠殺的真相。歷史學家一直認定美國在背後支持大屠殺，但由於印尼政府的隱瞞，真相至今仍然隱藏在重重迷霧中。
據美聯社報道，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公佈的解密檔案顯示，當年，美國駐印尼大使館對印尼爪哇和其他地區的大規模屠殺事件知情，且曾將其所編制的“共產黨名單”交給印尼軍方。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許利平18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印尼進行大屠殺調研證明當前印尼國內局勢比較穩定，能對以前不堪回首的日子進行檢討，也體現中國和印尼關係日漸成熟。此外印尼國內也有很多人要求公佈真相，也是大勢所趨。但這僅僅是個開始，不要過度解讀。
美國廣播公司稱，迄今為止在這次大屠殺中還沒有任何人遭到控訴。分析認為，從目前來看，對罪犯進行法律制裁和提出指控不會擺在桌面上，但這次座談會對討論受害者補償問題來説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9·30”事件的導火線是1965年9月30日6名陸軍將領被殺。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當時的總統蘇加諾，還是軍隊親美高層，或是印尼共產黨?目前仍不明瞭。但有一點確鑿無疑：“9·30”之後，總統蘇加諾被迫下台，繼任者蘇哈托成了最大受益者—他迅即譴責事件系由印尼共產黨所為，緊接着便以此為藉口開始了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鎮壓。之後，便迎來了蘇哈托武力統治印尼的32年。可為什麼在諸方政治勢力的角逐中，是華人成了犧牲品?
排華：荷蘭殖民者的精神遺產
印尼是一個有排華傳統的國家，大規模的排華騷亂間歇性的就發作一次，而且愈演愈烈。以 1740 年荷蘭殖民當局製造的“紅溪慘案”為開端，印尼曾爆發過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華僑華人的暴行。1945 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1946 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和 1947年1月巨港慘案等等都是極其惡劣的暴力行為。
那麼排華的主體是誰呢?“Pribumi”也就是“原住民”、“土著”，是印尼排華的主體。這一羣體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為殘酷;但在印尼獨立之後，卻轉而成為敵視華人最激烈，對待華人最殘忍的羣體。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荷蘭殖民者採取間接統治和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埋下隱患。間接統治是殖民者選出有影響力的上層華人，賦予一定的內部管理權力。這種制度下，殖民者將部分税收給華人承包，藉此將當地人對高額税收的反感情緒轉嫁了華人身上。分而治之是對華人實行的“通行證制度”和“居留區制度”，都是為了限制華人在印尼的行動，尤其是商業行動，以防止華人經濟力量過大。這種統治方式使得華人與印尼原住民長期處於被隔絕甚至受挑撥的狀態，為日後的排華埋下隱患。
第二，華人遷居印尼之初就是為了經商貿易，經濟實力明顯優於當地人。當地人生活日漸貧困，仇富心態下，排華情緒一觸即發。因此印尼當局一有機會，甚至製造機會掀起排華事件。挑撥當地人排華，已經成為印尼當局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慣用手段。
“9·30”政變中的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
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狀態，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種政治勢力：總統蘇加諾，印尼陸軍以及印尼共產黨。
總統蘇加諾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前列，倡導“新興力量”的團結合作，發起並領導不結盟運動，還三次訪問中國。蘇加諾依賴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產黨，他曾説：“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當時的印共是中、蘇以外擁有300萬黨員的大黨，羣眾基礎雄厚。蘇加諾甚至考慮到去世後，把國家權力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
蘇加諾的政治傾向引起了軍隊內部如陸軍參謀長雅尼，和國防長納蘇蒂安等一些親美高級將領的不滿。親美將領們成立了“將領委員會”，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還秘密組成新的內閣，策劃1965年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推翻總統的政變。
然而總統衞隊長翁東中校搶先行動了。9月30日夜22時，7輛卡車裝滿身穿總統衞隊服的武裝士兵從哈林空軍基地出發，次日凌晨到達雅加達，然後分赴7名陸軍將軍的寓所進行搜捕。結果，陸軍參謀長雅尼中將、潘賈伊坦中將和哈約諾少將被打死，蘇普拉普託少將、帕爾曼少將和蘇多佐准將被綁架到了哈林空軍基地，後來遭到殺害。只有納蘇蒂安將軍一人翻牆逃匿。
事前，翁東曾派人兩次去見當時掌握強大的陸軍戰略預備隊兵權的蘇哈托將軍，向他彙報情況。然而蘇哈托一直按兵不動。10月1日上午，翁東發佈全國公告，聲稱事件目的，是為保護蘇加諾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陸軍將領控制。下午，蘇哈托召開了參謀部會議，稱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會議決定由他統一指揮反擊行動。
第二天蘇哈托拒絕了蘇加諾關於政治解決危機的要求，並迫使蘇加諾任命他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長和陸軍司令。之後，陸軍很快攻佔了哈林空軍基地。“9·30運動”以失敗告終。
關於“9·30”政變的真相，蘇加諾和蘇哈托的支持者各執一詞。那麼，印尼共與“翁東政變”到底有沒有關係?據中情局報告，印尼共領袖艾地曾在8月28日的一次會議上明確表示：“現在的問題是，印尼共應當坐等總統逝世、讓自己遭受突然的打擊呢，還是先發制人，挫敗陸軍的行動和攻擊?我更傾向於先動手。”中情局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在策劃政變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由印尼共產黨做的。”
不過，在事變發生後，印共總書記艾地指示黨的各級組織：千萬不要舉行擁護“9·30 ”運動的示威遊行，聲明那些是陸軍內部事務，與印共毫無關係，並表示完全支持蘇加諾宣佈的任何解決辦法。此後艾地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他卻在意料之外，被貼身警衞中的一個陸軍諜報處的特務出賣了，而遭到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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