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骨”的秘密，只有米芾一眼看穿了
柳公權像
在中國書法史上，柳體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柳之前，自然率意的魏晉楷書及法度謹嚴的初唐、中唐楷書都出現了萬人景仰追隨的宗師，產生了多種風貌鮮明的體態樣式。而在柳公權之後，再也不曾出現過能與這些宗師相媲美的楷書大師。元代趙孟頫雖然亦以楷書精美為人們師法，但其楷書是以古為新，並沒有完全跳出古人的藩籬而自立門户。因此，探討柳體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義。
柳體是如何形成的？
後世從未深究。言柳體者，多斤斤於從其書法作品的表面構成而上探其師法淵源：
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宋蘇軾《書唐氏六家書後》)
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遒勁豐潤，自名一家，而不及顏之體局寬裕也。(宋朱長文《續書斷》)
柳誠懸書，《李晟碑》出歐(陽詢)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顏(真卿)之《郭家廟》，至於《沂州普照寺碑》，雖系後人集柳書成之，乃與褚公神似焉。(清劉熙載《藝概》)
誠懸雖雲出歐，其瘦硬亦出《魏元預》《賀若誼》為多。(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柳誠懸《平西王碑》(即《李晟碑》)學《伊闕佛龕》(褚遂良書)而無其厚氣。(同上)
《李晟碑》局部
以上諸説雖然只是從師法上探源，但可以使我們看到，柳公權師法極廣，這是柳體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柳公權建造柳體大廈的基礎。
從柳公權前期的書法特點可以看到，柳公權師法的不只是歐陽詢，也不只是顏真卿，而是『遍閲近代諸家』，上及魏晉。其取法之廣博、臨學之精詣、歷時之長久，在中國書法史上可以説是罕見的。
六十歲以前的柳公權一直致力於向歷代書家學習，以筆下能備有諸家之體引為得意。雖然這種臨仿還不是真正的藝術創作，但它卻使柳公權充分而精熟地掌握了歷代書法尤其是初唐及中唐歐、虞、褚、陸、顏諸家筆法的精粹，為構築自己的藝術殿堂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如果全面細緻的研究，我們還可以看到，柳體結體上獨特的特點，在前輩書家筆下也曾經出現過，如『家』字彎度極小的豎彎鈎，在虞世南的『象』字中也出現過，雖然彎的形態不同，但其修長的形態十分相似。
這在虞世南筆下是偶然出現的，但在柳公權筆下，這種修長的形態就成了常態，成了自家面目的標誌。『備有諸家之體』六個字足以説明柳公權已經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他在晚年能夠集諸家之大成，創制出以結體法度森嚴、筆法靈活多變為主要特色的新體就是必然的了。
書法是表現人的性情的藝術，柳公權的性情的創造出柳體的心源。
清劉熙載曰:『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見
《藝概》)。唐孫過庭曰:『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慾，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佷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則弊於拘束，脱易者失於規矩，温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見《書譜》)。
儘管現代不少人對書如其人頗有異議，但書法與人的性情密不可分卻是公認的事實。書法史上，王羲之的內擫，王獻之的外拓，張旭的顛，懷素的狂，虞世南的温潤，歐陽詢的險勁，褚遂良的秀媚，顏真卿的偉岸，都表現了各自的性志才學。
同是師法古人，然創出新體的風貌不一，這主要是因為性志才學的不同，其中性志是決定書法風貌的最根本的因素。柳體的形成也是如此。除了其師法古人——法源以外，還有更為深刻的根源心源。
柳公權生活在晚唐黑暗險惡的宮廷政治的漩渦之中。宦官專權，牛李黨爭，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這對他的性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史籍所記載的柳公權的點滴言行中，我們可以略窺其性情和心跡。《舊唐書·柳公權傳》記載：
便殿對六學士，上(文宗)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公權辭氣不可奪。
這段記載生動地表現了柳公權骨鯁不阿的性格，這種性格反映在書法上則是峻健剛勁的風格，這種風格貫穿於柳公權書法創作的始終，即使在其書法創作的前期——集古的階段也是如此。
在柳公權的思想中，雖然有儒，有莊，有禪，但起主導作用的還是莊與禪，尤其是禪。
儘管柳公權沒 有像同時代的白居易、裴休那樣成為居士，也見不到他談禪的隻言片語，但他的行為卻有十足的禪味：
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柳公權於書法亦只強調『心正則筆正』，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柳公權『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 子》，每説一義，必誦數紙』(均見《舊唐書·柳公權傳 》)，但僅止於『誦』(説講)而已，不著文字傳世。他『十二能為辭賦』，但今所見柳公權詩包括與文宗的聯句在內僅有六首(見《全唐詩》)，其中三首還是應制而作。文僅有碑文數篇，一篇《小説舊聞記》記的盡是奇聞異事。
文宗朝時，大臣進獻詩文著作成為風氣，柳公權也無動於衷。他是全然超脱的:
超脱於宮廷政治——身居三品二品高官達二十七年之久，從不涉足政事。對皇帝的勸諫也僅限於帝德而無涉治國方略。
超脱於是非恩怨——敬宗時，王播厚賂宦官求領鹽鐵轉運使，身為起居郎的柳公權曾與朝臣一起上殿，論其奸邪。王播死後，仍為其書寫碑文、墓誌。宋人以為這是迫於人情，其實這正表現出禪宗『不思善，不思惡』的破執精神。正是這種破執精神，使他打開着與人交往的大門，無親無疏，善惡不計；晚唐宮廷的險惡，又使他在人事交往中緊閉心扉，密不可測，因而在此起彼伏長達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他從未捲入人事紛爭的漩渦之中。
柳公權甚至超脱於世俗生活的一切:
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版，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見《舊唐書·柳公權傳》)
正是這種交往上的開放與心扉的緊閉，正是這種生活中的全然超脱，使柳公權書法的結體形成了四周舒放、中宮緊密、壁壘森嚴的特色，使他的書法散發出超逸的禪味。其體態神情恰如宋代獨具隻眼的米芾所説：
『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見《海岳名言》)。
柳體書法的形成還與他宮廷中顯要的地位及書法深受皇帝垂青有關。
唐代楷書以尚法為突出的特徵。這一方面是由於楷書書體在魏晉南北朝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唐人建立楷書的法度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是楷書在碑碣上的廣泛應用。正如清人梁巘所説:『唐人書多碑版。凡碑版有格，欲取格之齊，故排兵佈陣，方正端嚴，而法勝焉』(見《承晉齋積聞錄》)。碑版的莊重性促使書寫者精心構思，精意書寫，而不能一任自然。張旭所謂『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見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諸法，正反映出碑版對楷書結體佈局的客觀要求。
碑版書法的創作，對歐、虞、褚、顏諸家形成個人書法的規範——法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對柳公權也是如此。較之前輩書家，其客觀條件更為優越。他不僅可以在前輩書家既成法度的基礎上創建自己的法度，而且有充足的精力和廣闊的市場。歐、虞、褚、顏諸家都是在為官之餘從事書法創作，柳公權雖是高官，卻他政事不 問，專心作書。由於身居顯位，書法深受皇帝垂青，使他的書法擁有了眾多的追求者，求其書寫碑文墓誌者不絕於門，『問遺歲時鉅萬』。
從柳公權留傳後世的書法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僅專心從事書法創作，而且主要是從事碑版書法的創作。雖然他不能在碑版書法創作中抒發自己的喜怒哀樂，但卻可以在碑版的界格之內展現自己的藝術追求，他以畢生的精力去完善楷書的法度，去追求藝術形式的完美。
因而他所創制的柳體不僅風貌獨特，而且法度森嚴，極具裝飾之美。其結體之精 確無以復加，甚至不容有絲毫的移易；其用筆之精到，也沒有絲毫的懈怠；其筆畫之陰陽向背配合之精妙，更顯示出深厚的藝術功力。如果柳公權沒有身居宮廷顯位這樣獨特而優越的條件，他就不可能以畢生的精力研究、發展、完善楷書的法度。
正是憑藉這樣的條件，他才能夠集楷書之大成，把楷書的法度推向極致，從而為楷書書體的發展作了總結， 成為中國書法史上最後一位成功地創制出新體的楷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