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君最近常聽到一句話：當年流氓真君子，今日君子真流氓。
網友原本用這句話來捧黑幫大佬杜月笙，並諷刺當下的正人君子們。不過，這句話用來形容文化圈那些人，也很合適。最愛君想到了一個人。
90年前，他是文化圈很紅的人物，然而大概十年後就突然銷聲匿跡了。直到今天，大多數人都沒聽過他的名字。很多人還誤以為，他在1932年就服毒自殺了。
他的名字叫張競生，90年前是北大哲學系教授。因為在大學課堂上第一個講性學，講性體驗，講“第三種水”，講處女膜，還編了一本暢銷書《性史》，所以被當作流氓、文妖、大淫蟲、賣春博士。
一直到1980年代，在他死後十幾年，文化圈才陸續為他平反，説他只是思想遠遠領先於所處的時代，他的私德完全沒問題，他不應該被扣上那些難聽的罵名，他是個真君子。
01
張競生的名聲徹底毀於1926年。當時，他是北大的教授，已經在北大教了四五年書。
他到北大任教是校長蔡元培邀請的。蔡元培做校長了得，做學問更了得，其本人是近代中國的美學先驅，親自上陣給學生講美學史，但講了十幾次課後就因為腳傷停課了，於是他推薦留學法國時有過一面之緣的張競生代替自己上課。
張競生恰好處於待業狀態，剛從老家潮州金山中學校長任上離職。
當然，他不是主動離職，是被迫辭職。他留法八年，拿了里昂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原想着可以大展拳腳，報效家鄉，沒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反對他的是觀念守舊的地方勢力，他們認為張競生搞男女同校、男女同遊是敗壞社會風氣，還稱他為“賣春博士”，搞得他在家鄉待不下去了。
“賣春博士”不是張競生被污名化的第一個外號，也不是最後一個。他學成歸國那會兒，取道廣州，上書廣東省長陳炯明，提倡避孕節育，用現代的話説叫計劃生育。結果，被陳炯明大罵“神經病”。
總之，1921年的秋天，被稱為“神經病”的“賣春博士”張競生，還是頗為躊躇滿志地北上了。
02
張競生在北大教書教得怎麼樣呢？
他講美學，講“美的人生觀”，在這個主導思想下，無所不包，無所不談，從美的衣食住、美的體育、美的職業，講到美的科學、美的藝術、美的娛樂等等。尤其是他最擅長的性學，他講得更起勁。
他堪稱中國第一個在課堂上講性學的老師。他崇尚裸體——裸體行走、裸體游泳、裸體睡覺等。他主張“美的性育”，認為“性育本是娛樂的一種”，並在課堂上講授“交媾的意義”和“神交的作用”，充當了大學生的性啓蒙老師。
他把自己推行性教育的目的講得很清楚：“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麼？你就告訴他水的道理與教會他游泳……故要使青年不至於去跳水尋死，最好就把性教育傳給他。”
不僅做性知識普及，他還更加前衞地傳播他的性思想。他主張建設一個情愛與美趣的社會，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論。舉個例子，他的情人制理論大體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為樂趣，而愛情的範圍不僅限於家庭之內，故隨時勢的推移與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漸消滅，而代為“情人制”。在情人制的社會，男女社交極其普遍與自由，一個男人見一切女子皆可以成為伴侶，而一個女子見一切男人皆可以為伊情人的可能性。
很明顯，張競生把法國那一套浪漫都搬到中國來了。這還得了。北大雖然號稱風氣自由，但禁忌還是不少的。於是，他的論敵都準備上場了。
站在學生這邊，也不是所有學生都買他的賬。當時的北大學生程厚之就曾回憶説，北大表面上學術空氣高漲，背地裏滋生了不少毒草。他特別提到“教授階層中發生了三件駭人聽聞的醜事”，除了經濟系教授楊棟林騷擾女學生被學術驅逐外，其他兩件都與張競生有關——
一件是張競生講授“美的哲學”，大肆傳播他的性學，毒害了很多青年；另一件是生物系教授譚熙鴻與陳淑君的婚事，張競生參與其中，引起了關於愛情定則的討論。
03
簡單説一下張競生引發的這場關於愛情定則的討論。
事情的起因是譚熙鴻與陳淑君的婚事。譚熙鴻1922年喪妻（陳緯君）後，次年其妻妹陳淑君因廣東戰亂北上，二人日久生情，一個姐夫、一個小姨子就結婚了。而陳淑君先前在廣東曾與青年沈厚培訂立婚約，沈知道消息後北上理論。
插一句，陳緯君、陳淑君都是陳璧君的妹妹。也就是説，譚熙鴻與汪精衞是連襟。陳璧君一直看不上妹夫譚熙鴻，現在又要貼上一個妹妹，心裏很不爽。於是，在陳璧君的指點下，沈厚培在《晨報》上公開指責譚、陳二人，陳淑君亦登報澄明事實，指沈歪曲事實，誹謗自己。
這起名門恩怨一公開，八卦、倫理、窺私都有了，所以當時很轟動。張競生看到了報紙消息，本能地站在陳淑君這一邊，於是寫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投報，引起了文化圈的大討論。
這起討論後來被稱為“現代中國第一次愛情大討論”。
張競生在文中首次推出他的愛情“四項基本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為朋友的一種。
現在看來，張競生的觀點很稀疏平常。但在當時，他的文章一拋出，就跟扔了原子彈一樣，在講究女子守貞、從一而終的社會里，產生了無限的衝擊波。幾乎沒有人贊成他的觀點，一邊倒地痛罵張競生，搞得《晨報》編輯孫伏園幾度想停掉這場討論。
於是，張競生出大名了，以被罵的形式。
04
然後就是1926年，張競生火得一塌糊塗，名聲也被毀得徹徹底底。
這一年的2月，他主編的《性史》（第一集）面世。時任北大教授的林語堂描述了當時社會瘋搶的場景：
《性史》出版之初，光華書局兩個夥計，專事顧客購買，收錢，找錢，包書，忙個不停。第一、二日，日銷千餘本，書局鋪面不大，擠滿了人，馬路上看熱鬧的人尤多。巡捕用皮帶灌水衝散人羣，以維交通。
新書傳到天津，同樣引發“性史潮”。上海、廣州等地的報紙，也都報道過當時《性史》熱銷的情況。這種狀況大大出乎張競生本人的預料，原本就很敏感的題材，加上一出版就引起轟動，剿殺的聲音瞬間大了起來。
《性史》的內容源於北大風俗調查會的調查活動，張競生受英國性學權威靄理士的《性心理學研究錄》影響，主張在中國蒐集性史，作為科研的一手材料。於是，他在報紙上發佈徵集性史的廣告，號召大家把個人與性相關的經歷，包括事前認知、事中體驗與事後心理活動，以及性取向、性能力等等，用生動的筆觸寫下來。
徵集活動很成功，收到了200多篇投稿。張競生選取了七篇，並給每篇加了按語，編輯成薄薄的《性史》（第一集）出版。他打算以後再出版第二集、第三集……
但他沒有機會了。《性史》先是遭到了大部分文化人的痛斥，接着就是各地行政權力的查禁收繳。南開中學不僅處分、斥退閲讀此書的學生，還一紙公文告到警察廳，要求查禁包括《性史》在內的五種“淫書”。之後，天津、江蘇、廣州等地陸續出台相關禁令。
在這種形勢下，張競生被迫刊登啓事，《性史》第一集因故不能依期出版加印，買了預約券者可以退款。原已發稿的《性史》第二集也很快撤稿。中國版的《性心理學研究錄》由此夭折。
然而，無良書商的機會卻來了。
他們嗅到了商機，把傳統豔情小説的黃色片段，比如《肉蒲團》的片段改寫成第一人稱和白話文，重新編輯，打出《性史》（第×集）、《性典》、《性史補》等書名，再安上張競生的名字，然後就面市賺大錢了。
張競生登過公開聲明，也上法院告過，但基本沒有效果。他的名聲，在無良書商的裹挾下，毀得更徹底。
05
張競生被罵得有多慘？新舊文化陣營兩邊的人馬，第一次逮着同一個人罵，你説有多慘？
當然，都是有文化的人，罵人都罵得很尖刻，也很有水平。比如，章太炎向來都反對白話文，看到《性史》是用白話文寫的，就故意嘲諷説，可惜啊，如果改用古文來寫，那就要超越《金瓶梅》了。他還以此奚落提倡白話文的那些人説，恭喜啊，白話文終於出大師了，誰？張競生啊！白話文終於出世界名著了，哪一部？《性史》啊！
弔詭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也不認同張競生的《性史》，把它當成糟粕進行批判。胡適説：“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八股文，何處不是中國特徵？”
同時代最頂級的教育家張伯苓、蔣夢麟，也都要對張競生的理論“趕盡殺絕”。可想而知，張競生有多難，他的存在有多瀕危。
魯迅算是很激進的人，但他對張競生那一套基本是冷言冷語。他當時跟許廣平魚雁傳情，打得火熱。許廣平故意在信裏考驗魯迅，張競生之流發過情人制之類的偉論，你不妨去體驗一下？
魯迅怎麼回的？魯迅説，張先生的偉論，我也很佩服，我要是寫文章，博眼球也許會這樣寫。但我自己想要的，我會佔有她，才不願意公之於眾呢！張競生那套東西要實現，大約要到25世紀吧。
聽聽，多巧妙的情話，25世紀的事，我才不管，我現在就要你。魯迅在對待張競生的態度上，與許廣平達成了一致。
從此，魯迅和許廣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當時，幾乎只有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撐張競生。周作人，是張競生在北大的同事，名氣比張競生大，名聲比張競生好，是當時文壇的當紅辣子雞。
周作人看了張競生的文章和著作，很是佩服，專門撰文稱讚他的大膽和詩人天分，還就神交法和避孕手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張競生得到周作人的加持，喜不自禁，曾經把周的話大段大段放到自己的書裏。
這可以看出，張競生在當時提倡性學，確實很前衞，也很孤獨，所以迫切地需要有名人出來給他站台撐腰。
他太超前了，用魯迅的話説，他整整領先了同時代人500年。他太孤獨了，一想到他孤軍奮戰，備受嘲諷的樣子，最愛君就覺得他的同時代人都欠他一個道歉。
實際上，張競生的《性史》也好，《美的人生觀》也好，愛情定則也好，不僅充滿了科學理論的探討，也彰顯了他一貫關於支持女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支持優生學（強國保種）的觀點。但竟然得不到時代的理解，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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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出版的第二年，剛好時局變化，蔡元培離開北大，張競生也無奈地南下上海了。
雖然頂着罵名，張競生並沒有收斂他的性學研究。他和朋友合開了“美的書店”（所以“美的”這個品牌由來已久），編書，賣書，做雜誌。他出版了《第三種水》等書，還首次在上海僱傭了女店員。
總之，尺度越來越大，懂他的人也越來越少。連原來支持他的周作人也看不懂了，説張競生已經不是原來的張競生，墮落為“道教的採補家”。
這段時期，張競生的婚姻出現問題。他的妻子褚問鵑踐行了他的“愛情四項基本原則”，加入共產黨，投身婦女運動，結果張競生十分不滿，發文章大罵褚問鵑是“可憐無恥的婦人”。周作人看不過眼，批評張競生“滿是舊禮教，不見一絲‘新文化’”。
《新文化》是張競生當時創辦的雜誌，周作人借用進行了一語雙關的諷刺。張競生則進行反擊，幾乎失去理智，甚至指責周作人娶日本老婆之類的。兩人關係破裂。
這件事成了張競生一生最大的瑕疵。他倡導婚姻自由，卻不允許妻子自由；他抱怨別人對他人身攻擊，自己卻採取了更加惡毒的人身攻擊。
晚年的張競生對這件事進行了懺悔。
在上海大約兩年後，精疲力竭的張競生無力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夾擊，最終停刊關店。
魯迅1930年以反諷的口吻對張競生這一段的經歷進行了速寫：
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着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博士也改弦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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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關店之後，張競生回了趟法國，譯了一些書，境遇不算順利。1932年，他再度回國，但此後就很少再談性事了。
他改行搞起了鄉村建設，主持修路、辦林場，提倡造林種果，開發海利山利，在潮汕饒平老家做得有聲有色，只是學術圈再也沒了他這號人物，以至於很多人以為他在1932年初服毒自殺了。
文史學者謝泳説，張競生如果不編《性史》，他就是和梁漱溟齊名的鄉建派。
1947年，張競生渡海訪越南、柬埔寨、泰國和印度等國，鼓勵華僑自助，興學育才。在曼谷時，當地華僑仰慕張競生之名都想一睹風采。於是，他作了一次公開演講，題為《種種改良》。他建議對潮州柑桔的種植加以改良，使其質地超過美國的花旗桔子。
有記者以性學相詢，張競生淡淡地回答：“年紀老了，不願再談此事矣。”
那一年，他將近60歲。
其實，他晚年還是對自己被誤解成“下流胚”“大淫蟲”耿耿於懷，曾經寫過文字自我辯白：
常人與學問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説，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學問家則一視同仁，無論哪種學問，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問題。
他又説，譭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多受詆於當時而獲直於後世。他寄希望於身後能獲得清白。
1969年，他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蹲牛棚，接受監督改造。
1970年5月4日，他給三兒子寫信，諄諄教誨他要晚婚，多求學問，並表示自己要活到100歲。
不料一個半月後，6月18日，他突發腦溢血，悄然而逝，享年82歲。縱使孤獨寂寞，縱使離奇坎坷，一切終歸落幕。
他極其有個性，自認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沒有娶歐婦；二是沒有辦成現代化的潮州大學；三是沒有完成翻譯二三百種世界名著的宏願。
台灣學者李敖曾經説過，編《性史》的張競生，主張在教室公開做人體寫生的劉海粟，與寫流行歌《毛毛雨》的黎錦暉，被傳統勢力視為“三大文妖”，可是時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證明為“先知者”。
張競生理應獲得這樣的致敬。儘管來得有些晚，但總比魯迅預想的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