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歲的高源身穿藍色馬甲穿梭在天安門廣場，他是廣場上資歷最老的攝影師，大家都叫他6號攝影師，因為他的崗位在廣場6號位。17歲從瀋陽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天安門廣場攝影師至今，他已為各地來北京的遊客拍過60萬張照片。這個“十一”，他走進中國教育電視台的3集紀錄片《從建國門到復興門——漫步長安街》（以下簡稱《漫步長安街》），為的是完成一個久違的心願：為遺落在自己手中的幾千張失聯老照片尋找主人。
“早些年照相併不像現在能當時就取，很少有人在經歷了漫長的排隊拍照後，還能再擠出兩個小時等着取照片。遊客們大都是照相後留下地址，等師傅們衝好照片以後寄回去，這樣很容易出現由於地址不詳等各種原因被反覆退回的照片，高源手裏就有幾千張。”《漫步長安街》總製片人、執行總編導桂巖説，這些年，高源一直希望通過各種途徑物歸原主，把各自於關天安門的那份記憶領回去。幾年前他還嘗試使用微博尋找照片的主人，但效果並不理想，“那時候來北京一趟不容易，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一輩子就到過一次北京，就留下這一張天安門合影。這些老照片跨越了幾十年的時間，對於當事人來説越來越珍貴。”
作為新中國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天安門在國人心中的地位遠遠超越建築本身的600年曆史價值。多少年裏，到天安門照相是一件大事。中國的大部分家庭裏都有一張和天安門的合影，第一次到北京的外地遊客，去天安門拍張照片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項行程。
天安門是整條長安街的中心點，也是紀錄片《漫步長安街》最不惜筆墨的部分之一。從歷史興衰，到文化蜕變，面積44萬平方米的天安門廣場，有講不完的故事，關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關於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關於人民大會堂的建造，關於國家大劇院的誕生，一頁頁歷史翻過，紀錄片娓娓道來，而透過高源相機的鏡頭望過去，則是一個穿越時代卻從未缺席的百姓視角。
“他是一個記錄者，同時也是一個見證者。伴隨着時代的變化，他們的工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桂巖説。
在高源印象中，改革開放初期，人員流動性不高，平均每天拍四五十張。從1983年之後到天安門廣場上照相的人越來越多，最忙的時候一天幾百張近千張。膠片變成了數碼，早年7毛5分錢一張，也變為6寸的每張10元，8寸的每張20元。照片上的人穿的衣服、臉上的表情也在變，“一開始，大家不分男女穿的衣服都一樣，基本都是單調的‘綠白灰’，80年代以後，廣場上才有了新鮮的樣式和色彩”。
40年裏，高源先後用70多台相機記錄着天安門廣場的表情，每張照片的背後，都是一個普通中國百姓的天安門情結。這些年，高源在工作之外，經常要拍幾張天安門前的照片自留，“把這些留給後人看，就像我現在看以前的老照片”。
和高源一樣，收藏家閆樹軍對天安門也有特殊的感情。在天安門廣場南側的一個衚衕裏，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展示了他幾十年來收藏的上萬件和天安門有關的各種老物件，從鐘錶、瓷器、文具盒、小擺件到各種不同時代的老照片、舊海報，在大家眼裏，這裏就是個正經八百的“天安門博物館”，收藏的是滿滿的時代記憶。
“我們的《博物館之夜》欄目做了五六年，拍遍了全國大大小小几百座博物館，節目組在做2018年春節特別節目時，忽然有了一個創意：教育台所在的長安街，就像一座天然的博物館。”桂巖説，長安街從最東頭建國門的古觀象台，到最西頭復興門的金融街，橫跨了中國歷史縱軸的一條時間線，而位於長安街兩側的，也恰恰是中國最具有時代代表性的建築，“它們就是長安街這座天然博物館裏最寶貴的藏品，是鎮館之寶，每一座都見證着時代的發展”。
距離天安門不到兩公里的西長安街11號，也是長安街上一個承載着太多時代記憶的所在，這裏記載着的是中國人的通訊歷史。北京電報大樓高73.37米，作為新中國第一座最新式的電報大樓，落成於1958年。如今長安街商業樓宇林立，一片繁華中，這座蘇式建築滄桑盡顯，只有那依舊悠揚的鐘聲還在傳遞着當年的霸氣。
拍攝中，《漫步長安街》攝製組對這座“老古董”曾經的貢獻有了更多的認識：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後，焦急的人們衝向電報大樓，兩三天時間裏發往唐山的電報猛增到上萬封；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更是新中國電報最鼎盛時期，繁忙時，月電報發送量達到300萬份。今天習以為常的“電話粥”在當時根本無法想象，7分錢一個字的電報費，促生的是精練至極的電報文體，親情、友情、愛情經常被縮濃成“平安，勿念”四個字，而當“甥”字出現在電報裏，就有了密碼一樣的特殊含義，那是在告訴對方家裏“喜添男丁”了。
2017年6月15日，電報大樓正式停業，它標誌着中國電報時代的最終落幕。可是在長話大樓營業大廳一個不起眼兒的角落，攝製組卻有了新的發現。“電報作為一種通訊工具它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但大家都沒想到電報大樓至今還保留了一個可以發電報的窗口，這是一段特別温馨的回憶。”桂巖説。
“以前，電報種類特別多，有鮮花電報，禮儀電報，還有加急電報，現在這些都沒有了，我們這裏只有‘普通電報’這一種。來這裏發電報，大多都是懷舊來的。”在這裏工作了十幾年的劉大姐説，現在發電報，一個字1毛4，60年時間，漲了7分錢，老式的電報機也改成了電腦，唯一不變的，還是會跟據顧客的要求，用電報代碼發電報，“可能在別人看來，我這裏是最冷清的窗口，其實，這裏從不缺少温暖。今天，只要還有一個人來發電報，就説明還有人想着它，念着它。也許10年、20年後不會再有一個人來這裏發電報了，但正因如此，今天這個窗口的存在，才讓我覺得越發的珍貴”。
電報大樓所在的西單地區，從來都是一個出故事的地方。西單路口東北側的文化廣場，如今是長安街上唯一的大型綠地廣場，而如果將時光倒回30年前，這裏可是全北京最時尚的潮流聖地：特別特市場、西單勸業場、百花市場，還有民族大世界，它們在當年全國聞名，也正是在這裏，誕生了北京第一批練攤兒的個體户和萬元户，在市場經濟剛剛起步的年代，這裏是夢開始的地方。如今，關於這片土地關於他們的故事，已經定格在西單商業文化博物館裏。
如果説中軸線是北京城的脊樑，那麼6.7公里的長安街就是北京城的大動脈。從皇家御道到“中華第一街”，長安街的每一次延展都帶着鮮明的時代烙印，藴藏着太多鮮活的故事。古觀象台目睹的歷史風雲，中國海關關旗經歷的5次更改，中國社科院由“貢院”變身的傳奇，王府井百貨大樓傳頌的張秉貴故事，北京飯店歷經的百年滄桑，金融街完成的地緣的沿革與傳承……儘管有着《博物館之夜》的多年積累，攝製組要做的功課還是很多。18個月時間裏，從建國門橋一路向西到復興門橋，《漫步長安街》一路尋找着這條街上600年歲月的痕跡。
在民族文化宮，56歲的蘇春熙分享了她40年前的一段故事。作為新中國首批出現在人民幣上的少數民族人選，直到今天，大家仍然習慣性地叫她“人民幣女孩”。
在1980年發行的第四版人民幣的貳角錢上，有一對引人注目的“姐妹花”，她們穿戴民族服飾，年輕靚麗。右側的就是蘇春熙，她出身于吉林延邊朝鮮自治州，是土生土長的朝鮮族人。
1979年，為了慶祝建國30週年，100多名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選拔的少數民族青年來到北京參加培訓，負責民族文化宮少數民族展覽的講解工作。剛剛高中畢業的蘇春熙作為吉林省講解員來到北京，就是那次機會，決定了幾年後她的青春被定格在人民幣上，命運也從此改變。
“從中國海關的權力迴歸、新中國第一部法律的頒佈、天安門廣場經歷的數次大規模改造等各種國家重大事件，到看升旗、發電報，逛王府井西單享受小吃這些個體回憶，每個人都能在長安街上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記憶。”桂巖説。
在長安街上，不光每個建築都能帶來一段有滋有味的回憶，就連那個跑了一個多甲子、被北京人親熱地稱為“大1路”的公交車，都是一道流動的風景，承載着數不清的故事，因為途徑王府井，路過天安門，看得見中南海，穿行在東西長安街的“大1路”，也因此有了“國門第一路”的美譽。據説北京公交車每更換一種新車型，都會從“大1路”開始，從掛斗的，到加長的，三門的，再到今天酷酷的純電動仿生汽車，伴隨着“大1路”車型的鳥槍換炮，600歲的長安街也在發生着和時代同步的變化，古老並年輕着。 （文化副刊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