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柯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只恆文 趙小萱
第五屆北京文學高峯論壇嘉賓合影。（主辦單位供圖）
在各地林林總總、形式多樣的文學活動中，於金秋之際舉辦的“北京十月文學月”，以其京味文化與文脈綿長、羣星璀璨與碩果累累、文韻書香與平台效應、跨界融合與創新機制，深得業界和文學愛好者的認可和喜愛。迄今“北京十月文學月”已走過5個年頭，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學盛會。
“文學的力量”——這是2020年第五屆“北京十月文學月”活動的主題。面對疫情常態化的新挑戰，今年的“十月文學月”創新活動模式，開展線上線下聯動，以“主會場+分會場”連線機制，發揮首都文化的輻射力和引領作用。其中，兩場重頭活動——“對話十月簽約作家”和“第五屆北京文學高峯論壇”，最為引人關注。陳建功、曹文軒、李洱、張清華、寧肯、陳福民、石一楓、付秀瑩、劉大先等知名作家、評論家，圍繞“文脈綿長，文學高峯的經典回顧”“交相輝映，羣星璀璨的北京文學”“繼往開來，面向未來的經典寫作”三個主題進行深入探討，旨在致敬經典，繼往開來，共同感受文學的力量，打造新時代北京作家羣像，推動新時代北京文學創作新的高峯。
對話十月簽約作家活動現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只恆文 攝）
尋找新的文學創作可能
對話十月簽約作家，10月15日下午在北京十月文學院舉行。範穩、東西、弋舟、張楚、石一楓等新的十月簽約作家，他們以“新現實主義與文學形式創新”為題，在當前全球大變局的背景下，共話如何尋找新的文學創作可能。
參加這次對話的作家，都有北京或外省生活經驗。1979年生於北京的石一楓，著有長篇小説《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心靈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説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鬥》等。在石一楓的作品中，“京味文學”似乎已經不再與那些儀式化的舊有風俗相關，而是被內化成了一種語調、思維方式和寫作態度。在範穩、東西、弋舟、張楚等作家的筆下和創作圖景中，也都有各自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故鄉情結及城市新人物。他們在超地域的書寫裏，豐富了北京文學。
面對2020年突來的疫情，弋舟感慨地説：“我們的生活驟然加速，以往很多的經驗突然變得無效，甚至我們對漢語本身的理解都發生了動搖。什麼叫‘勇敢’，什麼叫‘災難’，字面上的意思和我們曾經的認知都不太確定。今天如何用文學的方式去調動自己的能力去應對，都需要我們認真理解和深入思考。”
“疫情是我們當下最真實的生活，我們沒有辦法迴避它，這是每個人面臨的最大的現實。”著名作家付秀瑩這樣説。文學是與時代同行的，庚子年是難忘的一年，也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湧現出許多人民抗疫的作品，付秀瑩認為，疫情生活是現階段文學無法迴避的問題，這些作品也是文學時代性特有的表現。
身為《中國作家》副主編，付秀瑩每天與作家和作品接觸，對文學的時代性，以及現實主義在當今寫作者身上的新變，有着切身的感受。付秀瑩認為，疫情就是當下的現實，“我們所説的現實主義創作，它可能更關注我們這個時代的痛點或者疑難。那麼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抗疫題材的作品。”
著名評論家賀紹俊對“疫情”與“現實”做出了自己的闡釋，曾經有很多人妖魔化了現實主義，有一段時間現實主義甚至成為作家創作的一個禁錮，但是在今天的創作中，都是離不開現實主義的，“首先我們如果對現實主義沒有一個準確的理解，可能你的寫作很難深入下去，很難注入到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包括怎麼處理生活，處理熱點，我們怎麼面對今天的疫情，怎麼用文學的方式去面對這些熱點，可能都會歸結到這些理論問題。”
文學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展示獨特的力量？本次論壇也給出了答案。“年輕一代作家應該更加關注當下，關注時代生活中的核心問題、熱點問題，關注那些我們不能迴避的主題。像脱貧攻堅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個人層面，我們都在經歷這樣一場鉅變，我們身處這樣一個時代的鉅變中，作家肯定是無法迴避的。”付秀瑩説。
著名作家範穩在與現場讀者交流時説：“小説創作與報告文學或者散文、詩歌是不一樣的。比如説面對今年突發的疫情，以報告文學、散文和詩歌的形式及時表現、展現它可能是合適的，小説寫關於新冠的長篇好像是不現實，沒有過濾、沒有沉澱。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於文學小説這樣一個寫作載體，需要一定時間的沉澱，需要反思和審視它，拉開距離再來呈現，再來表現。報告文學可以，很多作品很感人的，許多詩人也寫了關於抗疫的內容，都很出彩。現在寫關於抗擊疫情的長篇小説，我認為沒有那麼快，可能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究竟怎麼做，我們經歷了什麼，我們怎麼扛過來的，從創作的角度都是需要時間的。”
當下青年寫作面對的挑戰和困境
從五四時期的《新青年》開始，青年就是文學的主力軍，在10月22日的“第五屆北京文學高峯論壇”上，“文學與青年”“當下與未來”是名家重點關注和討論的話題。青年批評家劉大先用孟浩然的《與諸子登峴山》，來形容當代青年寫作者的狀態：“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現在到了青年人登場的時候了，但是步入文壇的青年作家該怎麼創作？這是一個要探討的問題。
當下青年寫作面對的挑戰和困境，就是在融媒體時代，如何應對文學書寫與視頻記錄之間的關係，這是當代青年寫作需要直面的新情況。
面對新的現實和新的情況，劉大先有自己的思考，“青年作家應該思考，我們時代的現實主義應該怎樣寫？在當下極端複雜且豐富的現實下，你只能聚沙成塔，化繁為簡，講精粹的故事，有一種充滿時間和民間理念的形式，不要寫太多繁雜的東西，這樣，作品才能直指人心。”劉大先以作家石一楓為例，他的小説《世間已無陳金芳》，講述了一個“北漂女孩”陳金芳的奮鬥、掙扎、追求、最後夢想幻滅的故事。劉大先認為石一楓的作品就是在講故事，這是青年作家需要學習的——寫作要返回到講故事之中。
同時，劉大先分析，現代青年寫作，應當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寫作，“一個真正意義上面向未來的寫作者，他應該意識到一點，他應該有一個洞察力，有一個前瞻性，他應該想象一個未來的世界，要塑造一種現實，一個理想性的現實。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關鍵詞，面向未來，一定是一個目的論的，有目的、有價值的未來。”
石一楓針對創作，給青年寫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去寫憤怒、去寫高興、去寫悲傷，什麼東西值得寫？就是“一言難盡”的東西，這是我們從前輩作家身上去學習與繼承的。一些前輩作家，像老舍先生、建功老師、劉恆老師，他們的作品我們今天還在反覆閲讀，因為他們寫的是一言難盡的東西，值得反覆品味。”石一楓的小説《世間已無陳金芳》，就很值得琢磨。小説主人公陳金芳，因為受到社會上畸形的“成功哲學”的影響，拼命奮鬥，最後從巔峯重重摔下來，令人嘆息，用書中陳金芳的話來説，她所有的堅持，都為了“我只想活得有點人樣”。我們對陳金芳，既有批評，又有同情。
現在，青年寫作者要有責任感，不僅要講好故事，還要發出時代的聲音，付秀瑩結合自己寫作的感受，總結道：“作為年輕一代作家，寫作之路道阻且長，創作是特別孤獨的事情，是與個人較勁的過程。作家寧肯説過，寫作就像被關在籠子裏的野獸，獨自踱步，誰能解救你？唯有你自己的創作，所以我也願意在這裏跟大家共勉，紮根生活，踏實寫作，講好中國故事。”
讓北京文學爆發更強的生命力
青年作家石一楓以一個寫作者的身份，敏鋭地指出城市文學寫作的價值所在：“這個時代中國人最關心、最嚴酷、最迫切的問題，其實都在北京這個城市集中放大體現出來。”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龍鬚溝》，看似是對北京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寫，但《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衚衕老百姓的民族意識覺醒、《龍鬚溝》裏小雜院人家經歷的社會變革，作品裏關注的都是整個國家當時最迫切的事情。現在對北京的書寫，也是如此，“我們今天的寫作，既是得益於過去文學大家的彙集和滋養，同時又是對未來北京文學的鋪墊和培育。北京這座城市是開放與包容的，需要我們用自己生命的感知去深植其中，書寫這個城市的所見、所聞、所感。”
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通過一系列生動、具體的事例，重温了20世紀80年代北京文壇羣星燦爛的盛況和北京作家們創作、交流活躍繁榮的景象。他説，“北京文學的繁榮，是依靠作家羣體對時代新的感知、新的發現和新的挑戰，王蒙、劉心武、汪曾祺、張潔等作家遵從黨中央‘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在實踐中不斷追求作品的文學價值。同時，這種繁茂叢生的景象，以及北京作家敢於呈現個性、發時代先聲的創作風氣和濃厚的文學氛圍，與北京市各級領導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作家寧肯認為，“北京是當之無愧的文學之都。”他説，現在的北京完全可以和巴黎、紐約、莫斯科這樣的世界文學之都並肩，並且巧妙地運用了板塊理論解釋了北京文學蓬勃發展的原因：文學的板塊從法國漂移到俄羅斯，再漂移到美國，又漂移到拉美，最後漂移到中國，從中國又漂移到北京，充滿文化自信。
“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文學，這個城市便不是一個世界名都。”參加討論的著名批評家陳福民呼應説道。他談到，應該在“世界之都”的意義上理解今天中國北京的文化和文學地位，作家要思考，在“衚衕”“小吃”這些傳統文化符號之外，如何提煉出新時代下與北京精神傳統既相關聯，又有提升的新的文化元素，鈎沉出一個新的北京。
北京文學的璀璨，離不開作家的努力，正如陳福民所説：“這些工作是由一代代作家來完成的，如陳建功、寧肯、石一楓等人，同時還有眾多不在現場的優秀作家，例如已經去世的史鐵生，描繪駿馬奔騰的張承志、勾勒鼓樓生活的劉心武等，他們的共同努力，構成了複雜的、飽滿的、豐富的、且具有生命力的北京文學。”
第五屆北京文學高峯論壇現場。（主辦單位供圖）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