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研究制度對於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曾一度風靡一時，成為經濟學的顯學。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新制度經濟學成為最早分析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經濟學界甚至言必談制度，制度分析也一時成為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時髦工具。但是後來在國內慢慢淡出了。
現在來看，新制度經濟學存在着諸多問題。經過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創新之後，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理論本身的問題，西方理論與中國問題無法實現對接，更不能解釋中國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國內製度經濟學研究存在着簡單化套用西方理論的問題。
儘管國內製度經濟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產生了部分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來看，研究進展並不令人滿意，這大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沒有產生標誌性的中國特色制度經濟學概念和範疇，對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能融會貫通或者創造性轉化，甚至在數學、模式化潮流下，一味追求模型的完美。二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核心仍然是進一步強調完全市場競爭的作用。現在來看，國內製度經濟學研究一直停留在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驗證中國問題的現象，沒能實現理論上的超越。
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制度建設也應發展到什麼程度。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呼喚制度變遷與之適應。同時，制度建設不僅要適應現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且要能反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趨勢，促進生產力發展。
可以説，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制度變遷，就沒有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就。但是目前國內學者從制度方面系統研究新中國成就的理論成果還相對較少，明顯與新時代發展不相稱，應該推動構建和形成中國特色制度經濟學。
一是儘快形成制度的系統化學説和理論。目前學術界關於制度的研究還遠遠不夠，關於制度體系、制度治理效能及如何確保制度優勢的研究還沒有引起高度重視。政治經濟學研究應立足深刻揭示新中國成就背後的理論邏輯。加強制度理論研究，既需要從學術上對具體制度進行研究，也需要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層面對制度進行整體研究，為制度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二是加強制度的歷史邏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加強對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理論研究，不僅需要中西方的制度比較研究視野，更需要結合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關於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豐富思想，深入挖掘其深厚歷史底藴，提煉富有中國特色標識性的制度概念和範疇；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進程；總結人類歷史上不同類型國家建立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寶貴經驗。通過加強歷史邏輯研究，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以及新中國70年偉大成就背後的理論邏輯。
三是加強制度的實踐問題研究。我們黨帶領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發展奇蹟和社會穩定奇蹟，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
實踐證明，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並非只能按照西方的制度模式，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豐富了人類制度文明模式。為此，需要更多專家學者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不斷研究實踐問題，回答時代之問。
新冠疫情大流行將西方一些國家的制度打回原形，也讓各種經濟學理論遇到挑戰。特別是美國選舉的混亂和資本市場發生的驚天事件，讓外界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另一場瘋狂，散户聯合起來“血洗華爾街”，掀起金融風暴，説明資本主義制度不但有海浪的暗流翻滾，更有海盜和魚雷。
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的對比説明，我們迫切需要經濟學從制度視角研究新中國70年鉅變背後的經濟學理論邏輯，推動形成中國特色制度經濟學。制度是經濟學的最重要變量，經濟學研究不能忽視制度的重要作用和影響。中國特色制度經濟學創新要充分立足中國實踐，提煉中國問題，始終致力於將中國元素融入規範的理論分析，探索新的、更嚴謹的、更有解釋力的制度理論體系，不斷展現出中國經濟學人的思想力和創造力，提出更多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制度經濟學理論。（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