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西方特別是美國政界和學界緊密合作，推出民主研究學術工程，對民主話語進行了改造，將本來資本主義政治中的競爭性多黨政治、票選、制衡等等特徵，悄悄轉換、轉化為民主的一般標準。
21世紀的世界政治，比的不是各國學某國的制度誰學得更像，比的一定是各國政府治理質量，比的一定是治國理政能力。
民主話語的改造與人民政府、公道政府、治理質量結合起來，而不是過去一段時間被誤導到與政黨多寡、國家機構是否分立、政治力量多頭等標準上，倒可能是新興、新生力量能為世界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作出貢獻的地方之一。
近期有個國外機構對世界各國民主政治質量進行了一個評估，評估機構對很多國家民眾進行了採訪，得出的結論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越來越多人不認為其是一個民主國家。這同不少人的一般認識大相徑庭。評估機構這個結論基於兩個直擊現代政治核心的問題：一是你認為你國家的政府是否只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務？二是你認為你國家的商業領袖和職業經理人是否只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務？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絕大部分民眾的答案是“是”！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世界政治現象。
民主話語的變化有一個過程，瞭解這一過程有助於人們澄清不少政治學知識誤解
如果馬克思還活着，他去考察美國政治制度，我們相信他絕不會像托克維爾那樣，認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實際上，在社會主義政治學知識體系中，一般也充其量將美國代表的那套政治制度稱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並不認為其就是世界民主政治的唯一或者絕對模板。
民主話語的變化有一個過程，瞭解這一過程有助於人們澄清不少政治學知識誤解。20世紀前半期，世界範圍包括歐美內部都出現對資本主義的反省和批判思潮，這些國家那時候還害怕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中的民主，當時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文明的對立面，被社會主義學説推到審判席上。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講民主，資本主義陣營講自由。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西方特別是美國政界和學界緊密合作，推出民主研究學術工程，對民主話語進行了改造，將本來資本主義政治中的競爭性多黨政治、票選、制衡等等特徵，悄悄轉換、轉化為民主的一般標準。這一點可以從美國政府以及各類基金會持之以恆對民主課題的資助力度，看出該工程的浩大，工程的頂點是有本叫《歷史終結論》的書。
蘇東劇變以及之後，美國通過持久的學術研究和對外宣傳，以至於在世界造成了一種印象，就是隻有西方制度體系——儘管具體到歐美不同國家，有時政治制度還有差別——才是民主的模板，發展中國家凡是不符合其標準的，就不是民主國家。為此，其學界還造出很多詞彙，例如半民主、部分民主、轉型國家、威權或部分威權國家等等，意指這些國家還沒有完成政治改造，轉變為符合西方特色民主政治標準那個程度。幾十年前，西方不少受資助的機構按照這些所謂“民主標準”將全世界國家進行民主排名，目的就是為了宣傳。中國學者都知道，按照那些民主指數排名，中國位居全世界後列，明白內裏的人對此也就一笑了之。
20世紀以來不少推動人類政治進步的重要民主運動，在亨廷頓界定的幾波民主化中幾乎被遮蔽了
立了標以後，其政治敍事就簡單了，比如學界熟悉的所謂幾波民主化浪潮，實際上指的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學習模仿歐美政治制度的進程。在這套政治理論敍事中，凡是學習模仿歐美政治制度的過程，就是“民主”化；堅持探索自己政治發展道路的往往被列為非“民主”國家，是違背“民主”潮流的。所以，蘇東國家從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學習競爭性多黨制、一人一票競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等等，就是民主化。當然，這些國家一旦外交上與歐美保持距離，在西方的學術和宣傳話語中，他們一夜之間也會變成“專制國家”“威權國家”或者“轉型失敗國家”。
反過來，如果我們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社會主義政治知識體系關於民主的標準定義出發，對世界的民主化運動進行敍事的話，就不會得出亨廷頓那個結論，至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各國對人類更好政治探索的進程、當今世界各國爭取國際關係民主化，等等——這些20世紀以來推動人類政治進步的重要民主運動，在亨廷頓界定的幾波民主化中幾乎被遮蔽了。
所以，關於民主的歷史和政治敍事，涉及對民主真正內涵的理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如果假設馬克思還活着，他考察美國現代的政治，不會認為其是一個自己心目中民主國家的原因所在。
西式制度體系被奉為民主政治的唯一和最終模板的看法，在21世紀世界政治發展中將會逐步地退潮
2008年金融危機特別是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以來，美國政界和學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他們在世界上的民主話語權在流失。美國政界對民主輸出工程的資助和支持的動力也在下降，其學界和媒體界開始出現“民主的危機”“民主的衰落”這樣的討論。學過概念邏輯的人都知道，其所説的民主的危機、民主的衰落並不是民主，將這個概念還原回去的話，説的其實是現在西方制度體系的危機和衰微。如果按照前面評價機構所問的兩個樸素問題來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的話，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很難説是民主政治的代表，而如果這樣的問題被反覆追問的話，被問者在世界上的民主話語權必然會急劇下降。因為就民主的本義來説，人們很難將為少數人服務的政府等同於民主國家，從這個角度講，西式制度體系被奉為民主政治的唯一和最終模板的看法，在21世紀世界政治發展中將會逐步地退潮。
21世紀的世界政治，比的不是各國學某國的制度誰學得更像，比的一定是各國政府治理質量，比的一定是治國理政能力。因而，民主話語要經過改造，恢復或再現其本來在社會主義政治學知識體系中的活力，就不應該和競爭性多黨政治、機械的競選、司法獨立、利益集團政治等牽強附會在一起，而應該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聯繫起來。作出這樣判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治理上出現問題，根源之一就是在過去一些國家有組織、成體系推廣下，不少國家誤將對抗式制度體系視為民主政治從而予以複製，導致國家治理窘境。即便是在歐美不少國家，其自身也受到對抗式制度體系的掣肘，在一些關係民生民權等重大問題上，政府一籌莫展。
所以，西方學界現在反思民主問題。實際上，這個不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本來不是這樣的，這個是對抗式制度體系問題。只不過過去一段時間他們通過學術改造將對抗式制度體系的許多特點轉換為民主政治標準而已。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制度體系都類似於對抗式制度體系，這類制度體系很容易滋生極端化、碎片化、分割化、斷裂化。
這次疫情治理是觀察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樣本。通過不少國家在疫情治理能力上的差異比較，人們會發現，制度體系對抗性特點越強、越極化的國家，在疫情治理上往往越不能令人滿意。當然，疫情只是考驗各國內部政治和世界政治的一個事件，將來較長一段時間內，對抗式制度體系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質量上還將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判斷政府治理質量的優劣，不在於形式上政黨的多寡、國家機構的分立、利益集團的制衡等
隨着國家治理質量成為世界政治一個重要難題，甚至因治理不佳而產生普遍的危機，這自然會促使世界政治學界重新思考政府理論問題，這也是政治學既古老又現代的問題。政治極化、黨派對抗、選舉冷漠、在人民權益最需要保護的時候找不到政府在哪裏……這幾乎成為今日西方世界政治一大生態，且在一些複製這類制度體系的國家也有表現。疫情防控期間尤其可見一斑，這讓人們對西方世界政治感到悲觀。這種生態的出現，不能不説與過去對抗式制度體系的推廣——也就是西方政治學話語中的“民主化”——存在較大關係。如此，人們自然會問：政治變成這樣，一定是政府出了問題，或者政府理論出問題了。
判斷政府治理質量的優劣，不在於形式上政黨的多寡、國家機構的分立、利益集團的制衡等，更重要的是實質的內容，如政府的理念和政策是否以人民為中心、政府的效率和廉潔、政府在外交上是否奉行和平共處，等等。一個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利益集團或少數人為中心的、治理和制度體系以合作協商而不是對抗對立為原則的、執政責任具有高度廣泛性和代際性的、治理績效表現為高效和廉潔的、對外關係上是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導向的，這樣一種奉行公道的政府，其公道性不會因為競爭性多黨政治和利益集團政治輪替左右而失去公道，才可能是人們探索民主政治、新政府理論和改善政府治理質量的方向之一。因此，民主話語的改造與人民政府、公道政府、治理質量結合起來，而不是過去一段時間被誤導到與政黨多寡、國家機構是否分立、政治力量多頭等標準上，倒可能是新興、新生力量能為世界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作出貢獻的地方之一。
（作者蘇長和，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