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徐渭勢與行的運動——“筆勢”與“體勢”的不同側重

書法作品是呈靜止狀態的藝術作品，但是書法作品的創作卻是一個有着極強時間特徵和節奏感的運動過程，他要求作者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點畫、結體、墨色等要素在節奏的統領下，將各種對立矛盾統一到書法作品中，使之生動、和諧、統一。這種時間性和節奏感在作品中的反映便是作品字裏行間的氣脈貫通，它是決定書法作品能否實現神采飛揚、氣韻生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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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羹在《臨池心解》中説：“作書貴一氣貫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應，打疊一片，方為盡善盡美。即此推之，數字、數行、數十行，總在精神團結，神不外散。如論詩者，比之五言長城、四十賢人意也。”因此，書法藝術特別強調和重視貫氣，尤其是在行草書中，貫氣是體現行草書藝術價值和衡量書家藝術水準的重要標準。在書法作品中，點畫是最基本的構成要素，點畫的組合形成結體，單字的組合形成行，行與行的組合形成整個章法。在這種層層相因的組合中，都必須要有氣的貫通。行的運動人們稱為“行氣”，而行氣的形成則產生於每個單字之間的連貫性，單字的連貫依靠的便是“勢”，通過“勢”，使本來獨立的單字得到有機銜接而形成行。

勢，即是書寫時毛筆運行的方向和趨勢，它產生於行筆的節奏，在節奏的帶動下，伴隨着速度，便產生了勢，勢代表的是一種運動狀態，它將本來獨立單字個體有機地連接成整體。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説“古人論書，以勢為先。”任何字體的創作都離不開勢，尤其在草書中體現得尤為重要。古人對勢有過很多的論述，如蔡邕的《九勢》、崔瑗的《草書勢》、衞恆的《四體書勢》，可見書勢對於書法藝術的重要性。但這些書論都沒有對書勢下過一個準確概念。沃興華先生將書勢分為筆勢和體勢兩大部分，清楚、準確而又簡潔地將勢作了定義。

根據沃先生的理論，勢對單字的連接和組合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靠有形或無形的線條筆畫連接，有形即是可見的牽絲映帶，無形即是人們常説的筆斷意連，這種單字的連接方式便是筆勢連接。另一種是靠兩個字互相避讓、倚側，靠字形的擺動、正與斜的佈局關係來實現行氣的貫通，這種方式便是體勢連接。

從這個角度看張旭和徐渭的行的連綴方式便會一目瞭然。張旭的行的連接方式以筆勢連接為主，通篇一氣呵成，筆勢上下連貫，一瀉而下，點畫之間和字與字之間連綿不斷，貫通流暢。張旭狂草中行的連綴強調縱勢，強調線的暢達和縱橫牽制，這也完全符合中國漢字的上下或左右的結構特點，上一字的收筆往往同時是下一字的起筆，筆勢的起訖兩端連成一線，筆筆呼應，字字連貫，前後左右一氣相生，依賴其摧枯拉朽的長線條的連貫性和大量的牽絲連帶將行氣貫通起來。

其實在張旭的作品中，嚴格來説是不可以將其稱為牽絲的，牽絲多指上一筆和下一筆之間為了達到氣的貫通，而有意將本來斷開的筆畫用線連接起來，且這種起聯結作用的線與字的筆畫相比有明顯的虛實關係，要麼纖細，要麼墨枯，但在張旭的作品中是沒有這種主線和虛線的區別的，每個字與字之間都用很實的線來連接，粗細、線形基本一致，完全把筆勢和筆畫平等對待，沒有明顯的主次之分，以至於分不清哪些是筆畫，哪些是連帶。

人們稱張旭的草書為“一筆書”，便根源於此，“一筆書”就要求草書筆勢連貫、氣脈暢通，一根線貫穿在行的始終，這樣更使氣息酣暢自如，氣勢奪人。張旭的狂草，若不對照釋文，很難把每個字都認全，但領會之後，又覺得沒有什麼不合法理之處，這似乎便是狂草的至高境界。

張旭行氣連接側重筆勢，而徐渭則更重視字與字之間的體勢關係的變化。徐渭的字形往往上下左右傾側，在參差不平中達到平衡，從而形成一種動態運動，將本來筆勢關係不明顯的、沒有筆墨連貫關係的各個單字在體態的變化中實現顧盼和呼應關係，使本來獨立、分散的獨立字形結合成統一連貫、氣息流暢的渾然的整體。徐渭的章法，特別強調字形的上下左右的關係，不僅一行之內字形相互傾側，行與行之間為了避免雷同和衝突，而相互配合、相互避讓，在矛盾中實現統一，所以徐渭的章法更重視行與行之間的穿插與呼應關係。

但是這裏所説的張旭側重筆勢，徐渭側重體勢，只是相對的，只是側重某一個，或以某一個為主，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在運用其中一種方式的同時不存在另一種方式，或是否定了另一種方式。實際上，在他們的章法中，筆勢和體勢兩種方式都存在，往往是交替使用，只是有所側重而已，千萬不能過於絕對地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