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檔案】
方重（1902—1991），字蘆浪，文學家、翻譯家、中古英語專家、比較文學家。江蘇常州人。192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留學美國，並獲學士及碩士學位。1927年歸國，參與籌建武漢大學，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1944年，赴英國講學並任英國三一學院客座教授。1947年回國後，先後在安徽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任教。1956年調入上海外國語學院，曾任英語系主任、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等，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顧問、上海外文學會會長等，譯有《喬叟文集》《坎特伯雷故事集》《陶淵明詩文選譯》等，著有《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英國詩文研究集》。
方重字蘆浪，1902年生於安徽蕪湖，乃家中獨子，自幼家境貧寒，其父為人厚實，“受過張之洞時候的那種‘新式教育’” （方重語），精通古文，後供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從事國文字典的編纂工作，編有《白話詞典》。其母出自常州書香世家，外祖父曾創辦縣立“冠英小學”。七歲那年，外祖父便攜着方重的小手，親自將其送入了校門。校園裏，除了語文、數學、史地、寫字、畫圖外，方重開始了英文的學習。
1916年，14歲的方重隻身離開江南，考入北平清華學堂中等科二年級。親見北洋政府之賣國行徑，目睹其腐朽統治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慘狀，體味着洋人教師的傲慢自負，受夠了賣國校董的曲意逢迎，少年胸中憤懣之氣難平，暗自許下救國、興國的誓言。
唯一的動力是愛國主義
1919年5月4日，憤怒的學生衝進了“賣國賊”曹汝霖的家，方重便在隊伍之中，“當時我只是憑着凡有志熱血男兒都有的愛國熱情參加了這次運動，沒想到，從此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就此，讀書人“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幻象破滅，“方重們”的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牢牢地綁在了一起。從此，國計民生長牽心頭。
幾十年後，那一天所發生的種種依舊刻在他的腦海裏，他常常問自己：“你為祖國的繁榮、民眾的進步做了些什麼？”用文學作匕首、作投槍，不能讓民族五千年文化瑰寶埋沒在塵埃之中。開啓民智，方能救國。方重用實際行動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1987年，85歲高齡的方重在《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願後輩少一些老來的遺憾》的文章，他寫道：
一些研究生和大學生很喜歡問我這樣的問題：“當年您是怎樣走上這條翻譯家之路的？”“什麼是您自強不息的動力？”我總是回答一句話：“不論是學生時代，還是成為教授之後，唯一的動力是愛國主義。是五四運動造就了我方重，愛國主義精神是我賴以生存的精神曲線。”
1923年，懷揣着“把中華文化精華傳播海外，以振國威；把西方科學文化精華吸收進來，以振民風”的理想，方重遠赴大洋彼岸求學，先後前往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師從國際著名的喬叟研究學者塔特洛克教授等，從事英國文學及語言研究。其間，與南加州大學師範學院留學生葉之蓁喜結連理。
身在異鄉，遊子飽嘗國家落後致其國民所遭受的輕侮。題為“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的博士論文完成，博士學位即將入手之際，方重一家卻憤然選擇提前回國。
1931年2月，受好友——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聞一多之邀，方重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以提高學校第一外國語（英語）水平為己任，他提議將英語列為與語文、數學並重的全校性必修課。
那些年，方重是珞珈山上出了名的嚴師。他作風嚴謹、要求嚴格，學生對他的課便不敢怠慢。語法學家章振邦對恩師不曾忘卻：先生奉行啓發式的教學方法，教授作家作品時，並非照本宣科，佈道式講學。而是從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入手，擇其精彩部分深入研讀，餘部則留作學生自學，所謂“深入淺出、以點帶面、舉一反三、授之以漁”。大師的學識修養和為師之道可見一斑。
時光走過了一個甲子，章振邦對於武大圖書館中的英文藏書記憶猶新。那些書都以作者的出生年代為序進行排列，可謂井井有條、一目瞭然。英國文學藏書尤為齊備，各個時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可謂應有盡有。這一切與外文系主任方重的努力顯然是分不開的。
1937年，日本侵略軍南下，武大遷校。於是，從珞珈山到樂山，滿目國家政局與經濟形勢之亂象，教師羣眾與行政當局之間矛盾日益尖鋭，方重被舉為“教授會”主席，然此“教授會”在誕生之前便無奈作罷。
教授英美文學的同時，方重從未放棄中國古典名作的譯介工作。汗水不會白流，心血不會白花，他的作品引起了海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1943-1944年間，受英國文化協會之委託，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教授（Dr.Josenh Needham）及英國牛津大學某古典文學教授來到中國後方的幾所大學裏邀請五人赴英講學，是時正埋頭英國中世紀詩人喬叟著作翻譯工作的方重便在其中。
於是，1944年夏秋之間，方重告別武大，自此結束了他在這裏13年的教學及行政管理工作。
1947年冬，方重提着書箱從英國歸來，在安徽大學短暫停留後，很快便應時任華東教育部部長的清華學長孟憲承來電邀請，赴浙江大學任教。
上世紀50年代，方重輾轉於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安徽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最終於1956年紮根在了上海外語學院（上海外國語大學前身），任西語系主任、英語系主任、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
“中國人還是以本國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較妥”
“我以為我們中國人搞比較文學，就應當以中國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比較文學這個詞是從西方傳來的，但‘比較’這種方法卻是中國古已有之。”方重曾説，如果我們建立比較文學這門學科，連比較的方法、對象都一併從外國 “引進”，光搞歐洲文學之間的比較、歐美文學之間的比較，而將中國文學這個富饒美麗的園地棄之不顧，“且不説是揚短避長，就是對我們又有多大實用價值呢？外國文學之間的比較，有外國人搞去。中國人還是以本國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較妥，如搞中西比較，搞中國與其他亞洲文學的比較或同非洲文學的比較，等等，其主要目的還是促進本國文學的發展。”
方重出任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時，該研究所的常務副所長一職便由俄國文學專家廖鴻鈞教授擔任。廖鴻鈞曾表示，方重很早就有了比較文學的眼光，他不贊成各學科閉門造車、自謀發展，提倡不同語種學者間廣泛交流，互通有無，互助共進。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校長查明建教授則評價，對於中國比較文學學科而言，方重可謂開疆闢土的力將功臣。
上世紀80年代，作為《中國比較文學》雜誌副主編，已是耄耋之年的方重常常到編輯部坐坐，跟編輯部的年輕人“隨便談談”，著名翻譯理論家、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謝天振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年輕人”。都説，年長的人愛講“故事”，謝天振的記憶中方重卻是對於過去閉口不談的，輝煌也罷、傷痛也好，似乎都不值一提。於是，談話內容便僅僅、緊緊圍繞着“學問”和“做學問”：比如“比較文學長期以來，在國內是被忽視的，現在重新開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前景的”；比如，“研究比較文學不那麼容易，是要花大功夫的”。至於什麼是“花大功夫”？是時，年輕人心裏也並沒個準兒，直到後來謝天振拜讀了方重早年的長篇論文《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從題目可知，文章寫的是18世紀的事情，作者卻從《英國十六世紀的航海業》一書中所透露出來的英人對於“震旦古國”的期待與求索寫起，內容包羅萬象：17世紀耶穌會士書信中對於中國的描述，英國散文家波頓（Robert Burton）在作品《憂鬱的分析》中對於中國及中國國民的想象，17世紀後期英國舞台上上演的中國題材戲劇，《旁觀報》上刊載的散文家司蒂爾·愛迪生關於中國的文章，18世紀英國著名詩人蒲伯發表在《守護報》上推崇中國式花園建築的文章，法國法學家孟德斯鳩的《波斯通信》，法國作家阿雄（Marquis D’s Argens）的《中國通信》，法國耶穌會士杜哈德（Du Halde）的《中國全記》，以及《魯濱遜漂流記》第二部中魯濱遜由荒島歸來取道中國回國的一段描寫，笛福在另一部鮮為人知的作品《新路程環遊世界記》中提及的中國沿海貿易及國人之面貌，元雜劇《趙氏孤兒》自法國而至英國的過程和其中的變遷，等等。
作此文時，方重不滿30歲。他在材料搜求和梳理上所花功夫之深，令人欽佩。然作者並沒有停留在材料的鈎沉和堆疊上，而是透過這些材料的比較分析，透視那個時代社會的心態。其深厚的學識與開闊的視野，即便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依舊讓人歎服不已。
幾十年後，謝天振忍不住詢問方重，為什麼沒有沿着比較文學的路走下去？先生笑而不語。背後的種種便不得而知。
而後，方重的研究重心顯然轉移到了翻譯上。在這一領域，不光他所進行的學術活動和所取得的成就獨步國內譯壇，他所從事的喬叟作品漢譯和陶淵明詩文英譯工作，都取得了令國際學界矚目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是方重作為老一輩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做出的特殊貢獻。
作為翻譯家，他真正做到了“貼着人物譯”
喬叟作品皆用中古英語寫作而成，而國內懂中古英語的人屈指可數。方重是第一位把喬叟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學者，也是一位喬叟專家。
着手翻譯喬叟作品前，方重已潛心研究喬叟十餘年。1943年，他譯著的《喬叟故事集》出版了。此書後經多次整理、修訂、補充而成兩卷本《喬叟文集》，於1962年出版，而後再版。1977年，喬叟專家、美國學者羅明斯基訪問中國，還專程拜訪了年逾七旬的方重，交流研究喬叟的心得。
方重對於陶淵明詩作的英譯工作則始於1944年。方重曾説：“我在英期間，為了使英國人士對我國文化有深入瞭解，曾對照我國古代詩歌的許多英譯本，發現不少譯文不甚確切，深感這類漢譯英工作之重要不亞於英譯漢。因此，我在研究喬叟之餘，傾力翻譯陶的詩文，為中英文化交流作些努力。”意在為世人生動展示一位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高風亮節”。
“我始終認為，只有瞭解作者，才有可能全面瞭解作品。譬如陶淵明，他有《閒情賦》，有《歸去來兮辭》，有《桃花源記》，還有《五柳先生傳》。就有人據此稱他為田園詩人，將他歸類比較。但如果我們縱觀他的一生，就會發現對他冠以這個稱號是不合適的。即便他那些歸田退隱、描寫田園生活的詩歌、散文，也常常閃爍着‘濟蒼生’的抱負，流露出關心世事與忘懷得失的矛盾心情，只有在對作者的思想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我們的作品比較才可能深刻而有分量。”
上海外國語大學何寅教授與方重的認識便緣起陶淵明詩集的翻譯。為了譯好陶詩，方重四處尋求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幫助，後經人引薦，找到了何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書難求，接過何寅遞來的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老先生喜出望外，自此二人交情漸篤。一日，何寅接到方重打來的電話，要求他朗誦陶詩給自己聽。何寅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其用意何在。方重解釋道，朗誦能助其翻譯，他聽着聽着，英文的句子就會一串串地冒出來。何寅恍然大悟，便跑去學校錄音室幫其錄音了。
查明建與陶淵明同屬安徽東流人，對陶公詩頗為喜愛，他對於方重最初的仰慕便緣於此。在一次“紀念方重先生座談會”上，查明建曾表示，譯者的境界分為三種：文字翻譯、文學翻譯和心靈翻譯。方重的翻譯，既是達至化境的文學翻譯，也是與作者惺惺相惜的心靈翻譯。在他看來，方重的陶詩譯文真正抓住了原作之靈魂，譯得境界全出。譯者行至此，原因有二：其一，40年精益求精，不斷修改，以求臻於完美；其二，方重乃研究型翻譯家，凡其所譯，必從花大力氣研究開始。因此，方重的譯本，既是文學性強、與原著了無隔閡的文學譯本，也是學術研究譯本。作為翻譯家，他真正做到了“貼着人物譯”。
曹丕説，“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卻也不盡然。朱生豪是翻譯莎士比亞劇作的大師，可惜莎劇尚未譯盡，便英年早逝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擬出版《莎士比亞全集》時，請方重補譯其中的《理查三世》。此前，方重已經出版該劇的詩體譯本，但為了表達對於故人的敬意，力求與其譯作風格統一，他毅然放棄了詩體譯本，重新以散文體翻譯此劇。此等胸襟，恐非常人可及。
方重曾告誡後輩：“外譯漢詩要做好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事業，必須先將詩人或思想家的歷史地位與生活背景搞清楚，然後認真鑽研其著作，才能譯出好作品。”他廣泛收集國外出版的各種陶詩英譯本，只要能買到的，便千方百計地託人去買。買不到的，“哪怕是借來看幾個小時也好”。
“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學為所用”
1986年，方重受命成為上外第一位博士生導師。這一年，他已是84歲高齡的長者。在外語人才培養上，方重堅持“博雅之士、通才教育”的理念。主張學生要了解西方文明精神，具有匯通東西方精神思想且互相介紹傳播的能力。他認為，“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學為所用”才是人才培養的合理途徑。在校大學生不應該被訓練成為僅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才。歸根結底，教育還是要着眼於人類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
他倡導閲讀經典，認為多讀書、多讀好書，如攀登高峯，使人眼界大開、胸襟大展。學外語的人尤其當從大量的文學作品中汲取營養，滋養心靈。他常常推薦學生閲讀《莎士比亞戲劇》《聖經》兩部英文書籍，認為它們對於讀者內心世界的延展和知識結構的拓展大有裨益。他曾説，《聖經》最打動人的一點就是“同情”；而莎士比亞作品則是想象力的集結，字裏行間跳躍着大師的思想張力，帶領讀者體驗別樣的人生。
他説：“我一生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總覺得有許多事情沒有來得及做，總後悔年輕力壯時為何不再努力一把。因此，雖然年屆80高齡，我仍在帶博士研究生，從事繁忙的翻譯工作，以及外文學會的工作，可嘆自然規律無情。唯寄希望於後來人，能珍惜今日優裕的學習條件，能把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看作是自己的事；願今日的大學生、研究生能取得比我更高的學術成就，到我這樣的年齡回顧一生時，會比我少一點遺憾。”
1990年夏，耄耋之年的方重作詩一首：“八旬半盲方重老，山光水色夢中繞。喜聞桃李滿園開，尤憐落英牆外飄。”字裏行間訴説着一位長者對於祖國深深的眷念，言説着一位教育家對於畢生事業真真的熱愛，講述着一位為人師者對於海外未歸學子切切的牽掛。
論學術，他中外文修養深厚，盡心為學，是當時國內絕無僅有的中古英語專家，是赫赫有名的“二級教授”；談為人，他“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只是一位中等身材、皮膚白淨、頭髮花白，戴着眼鏡，常常去學校的開水房打熱水的長者。他神色淡定，給人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
查明建曾説，他“絢爛至極而趨於平淡”，身上散發着古代學者特有的氣質。
他自己卻説，“我的畢生只做了兩件事——教學、翻譯”。
“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是《五柳先生傳》中的兩句，謝天振認為把這兩句用在方重身上，也並不為過。
作者：劉迪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楊逸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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