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大運河的終點處

文 / 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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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華夏帝國的地圖，在軍事的意義上，杭州從來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

它與黃河、長江兩個天塹無關，也不處在任何山脈或大平原的關隘之處，並非爭奪天下的“咽喉”或“樞紐”。取之不足以威懾四方，失之無關乎全局得失。今天，它與北京、西安、洛陽、開封、南京和安陽並稱為“七大古都”，而與其他六城相比，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一定是最低的。

這種可有可無的角色，倒給了杭州一個意外的安全性。所以，後來即便築起了城牆，也不夠高不夠厚，根本經不起戰車和擲石機的猛烈衝擊。每一次的改朝換代，杭州都是被“順便”佔領的城池，而大多數的場面是“稍事抵抗、主動投降”。

這聽上去一點都不壯烈，挺讓人沮喪的。不過，它也意味着，杭州很少出現生靈塗炭的慘烈景象，“百日圍攻”“人相食”“屠城”這些詞語，從來沒有出現在杭州的地方誌上。説到這裏，西安、洛陽等地應該會十分羨慕。

古代杭州的重要性在於文化和經濟上的意義，而後者則全數是京杭大運河帶來的。

02

隋朝是一個極短命的王朝，前後僅僅37年（581年—618年）。而對於杭州，它則做了三件極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589年（開皇九年），隋文帝楊堅進行行政區劃改革，把州、郡、縣三級更改為州、縣兩級，全國共有241個州，其中之一為杭州，下轄錢唐、餘杭、富陽、鹽官、於潛、武康六個縣。

這是“杭州”之名的第一次出現。

第二件事：590年，會稽人高智慧起兵造反，大將軍楊素東征平叛，他的部隊從柳浦這個地方渡過錢塘江。此處是江北最大的渡口，楊素就在這一帶建了一個“周長十里”的新城。隋唐的一里是現在的540米，這個新城的面積約1.7平方公里。

當時中原的造城技術已非常發達，早在582年，高熲和宇文愷曾用280天就新建了首都大興城。錢塘江邊的這座小城費時不足一年而成，它依山而築，從鳳凰山南麓延伸到柳浦渡，佔據了錢塘江南北岸的交通命脈。

它一開始是一個駐紮軍隊的軍事性城堡，建成之後，錢唐縣的行政治所就從靈隱山遷到了此處，這便是日後杭州城的雛形。杭州從此進入了漫長的鳳凰山時代。

唐代詩人趙嘏曾寫有《西江晚泊》，其中描述了柳浦的風貌：

第三件事：610年（大業六年），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部起點為涿郡，南部終點就在錢塘江邊的杭州。

這是一個決定了杭州命運的工程。可以説，沒有大運河，就肯定不會有後來的杭州城。

03

中國的大江大河，均為由西向東，南北之間缺乏水運主幹。早在春秋時期，吳國夫差為北伐齊國而開鑿邗溝，是為運河之始。在此之後，魏惠王、秦始皇、漢武帝及曹操，都開鑿過不同長度的漕渠，不過，它們都是一條條孤立的人工河，互相之間並無勾連。

604年，隋煬帝登基，着手營建東都洛陽。為了解決洛陽的糧食供給，也為了征服南方地區，隋煬帝廣徵民力，建成了一個以洛陽為中心，東到淮泗，南到吳越，西到關中，北到幽燕，連接黃河、渭河、洛河、汾河、沁河、淮河、泗河、長江、錢塘江的四通八達的漕運體系。

隋代的這條大運河，全長5400餘里，是一個雄心勃勃、具有頂層設計和前瞻規劃的水利工程。自此，秦漢以來只有東西交通的狀況被陡然改變，中原文明自東晉渡江之後開始出現南移景象，隨着大運河的開通，北風南漸，終成定勢。

隋煬帝因開拓大運河消耗了驚人的國力。《隋書》中説是“舉國就役而開御道”，終而激發民變，煬帝被縊弒於南巡途中，李淵在太原起兵，創建唐朝。晚唐詩人皮日休有詩嘆曰：

這一巨大的運河工程最南端的一段，被稱為“江南運河”，它起於長江南岸的京口，途經晉陵、蘇州，到杭州，全長800裏（323.8公里），水面闊十餘丈，可以行駛皇帝南巡時乘坐的龍舟。

楊廣在當晉王的時候，曾經有十年時間出任揚州總管。他對江南的山形地勢應該十分了解。大運河以杭州為南部終點，在戰略上的考慮便是將長江與錢塘江打通，便於把杭州和寧紹平原的糧食徵調北運。

隨着這條運河的開通，杭州的戰略地位猛然凸顯了出來，它一躍而“咽喉吳越，勢雄江海”，成為帝國地理上的一個重要樞紐，進而極大地促進了其經濟的繁榮和人口的增加。

據史載，609年（大業五年）曾進行過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杭州的户數有15380户，以每户4人計算，總人口約6.1萬人，已然是一箇中型城市。

隋滅唐興，華夏帝國的聲望達到了巔峯。

杭州隸屬江南東道管轄（治所在蘇州），日常生活自然也平和安詳。據吳自牧的《夢粱錄》記錄：杭州在貞觀年間（627年～649年），人口已增加到30571户，到了開元年間（713年～741年）時，又翻一番增至86258户，約34萬人口，成了一個東南名郡。

04

至今我的家仍住在武林門的運河邊，每當傍晚，去河畔散步，可見岸石整潔，五步一柳。十多年前，運河的水到了豐水期還有點臭味，這些年已經完全沒有了。今天在河邊散步遊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眼前的這條河流在當年對於帝國和杭州的意義。

黃仁宇在《明代的漕運》一書中，對大運河有段很精簡的論述：

再形象一點的描述是，中華文明的鐘擺原本是東西搖擺，自大運河開通後，改成了南北搖擺。而杭州就成了這個大鐘擺的南部節點。

運河對杭州的第一個也是最顯著的改造，是城市的功能和格局。城內出現了十多個以橋樑為中心的商埠區，比如拱宸橋、大關、小河、湖墅、觀音關和七賢弄等。商埠區是否繁華熱鬧，只要看橋的高度就可以了，橋越高，説明通過的船隻越大，貨運量自然越多。迄今還在的拱宸橋是杭州城裏最高最長的石拱橋，橋長98米，高16米，兩端橋堍寬12.2米，它被認為是京杭大運河的最南端標誌。看到它，就意味着杭州到了。

有河有橋就會有船。因為貨物和功能的不同，就有了運糧船、運木船、運鹽船、運沙船，以及燒香船、戲班船、迎親船、喪葬船和收破爛的敲梆船。

船民在當年是一個很特殊的社羣，杭州有諺語，“天下第一苦——搖船、打鐵、磨豆腐”。船民有自己的行業組織，叫“排會”，領頭的叫“總排頭”。還有自己極其封閉而隱秘的宗教信仰，叫“羅教”（明代由一個叫羅夢鴻的人所創立），最盛時，杭州運河兩岸有七十多個羅教庵堂。杭州羅教在明清時勢力很大，總庵堂就在拱宸橋附近，上海開埠後，很多羅教船民赴滬謀生，就有了那裏的青幫。

北宋時期，因為西北被夏佔據，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斷絕，朝廷就在南方的廣州和杭州分別設立了市舶司，從事海外貿易，是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土的絲綢、陶瓷、筆硯和茶葉等貨物在杭州集中查檢後，通過寧波港發運到日本和朝鮮等國家。而外商則在杭州設立“蕃坊”，進行種種的交易活動。自此，杭州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商業城市。北宋時期的外貿交易量有多大，已經沒有數據可考了，但從南宋中央政府的税賦收入來看，最高時居然佔到了總收入的15%，可見這筆買賣對帝國經濟的重要性。

05

人貨兩旺，自然又催生了“運河文化”。今日杭州的很多語言和習俗仍然帶有很濃烈的運河特徵。比如杭州人盛飯時不説“盛（chéng）”，而説“添”，因為“盛”與“沉”諧音，不吉利。當年運河人家嫁女兒，先上花轎再坐花船，到了河埠頭上岸的時候，父親背新娘子上岸，左鄰右舍的孩子們提着水桶上去迎親，男方就要大發紅包，現在老杭州人還把新婚紅包叫作“討水包”。至於每年的端午，運河上就會賽龍舟，中元節則會在運河裏放河燈，而到了農曆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菩薩生日，人們又會在家門前的河邊插上三支香。

當我寫到這些陳年細節的時候，心裏正飄過一絲淡淡的憂傷。它們都已經成為文字，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説西湖很文雅，投影了中國士大夫們與大自然“風煙俱淨”的恬靜共處，那麼，運河就很世俗，世俗到很遠就能聞到河牀上的魚腥和船民的汗臭。因而，古來無數人為西湖寫下了像湖水那麼多的詩賦詞文，而對這條喧囂非凡的大運河則視而不見，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有點意思的東西，詩詞更是很難找到。這樣的不公平，你很難找人去説理，它是中國文化骨子裏的“鄙視鏈”。

杭州因運河而興，也一度因運河而衰。1900年之後，鐵路興起，傳統的漕運迅速衰落，京杭大運河兩岸的很多商埠重鎮——臨清、揚州、鎮江等，永遠地告別了自己的高光歲月。運河對於杭州的經濟意義也漸漸地消淡，它變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只存在於記憶、照片、爬着青藤的舊街巷和若干個老杭州詞彙裏。

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楊帥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