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是如何成為日本的象徵的？

説起櫻花，我們總能想起日本。櫻花是日本的象徵，也是日本的“國民之花”。每每提起櫻花，我們腦海中出現的是“五瓣的一重花”的櫻花經典形象，但這其實並不是日本的天然櫻花。

江户時代中後期，新品種“染井吉野”誕生在染井村，意為“染井的吉野櫻”。這種人工嫁接的園藝品種，由於無法自然繁衍，只能插枝“克隆”，反而獲得了塑造盛大櫻花景觀的能力。一重、五瓣，共同盛開如雲霞，吹落如飄雪，染井吉野實現了千餘年來日本所有關於櫻花的美好想象。從明治時代開始，它的種植規模不斷擴大，如今已佔日本列島櫻花的八成。

這種“人造”的染井吉野成為了近現代日本城市的景觀，塑造了賞花的風俗，更為關鍵的是，它與日本近代的民族建構和國家主義神話深深吻合。在近代日本追尋自身民族性和文化價值的時候，日本人從這種櫻花中提取了“高潔”“齊開齊落”“短暫而絢爛”等精神特徵，並將之賦予整個國家。

因此，日本人創造了染井吉野，而染井吉野又反過來影響了近代日本的進程。隨着近代日本社會的急劇變化，日本人又不斷重新建構櫻花神話，這種互相建構的國家主義敍事最終讓日本墮入二戰的罪惡深淵。通過解構近代日本櫻花敍事的神話，我們也能獲得許多啓示。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櫻花創造的日本》，略有刪減。

原作者 | [日]佐藤俊樹

摘編 | 徐悦東

《櫻花創造的日本》，[日]佐藤俊樹著，唐辛子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在日本這個“想象的共同體”誕生的明治時代，染井吉野為何與能與“日本”緊緊相連？

首先從文化史角度來看，明治二十年代前半，是“日本”一詞被着重強調的時代。雜誌《日本人》創刊是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三宅雪嶺的《真善美日本人》發表則是在明治二十四年，岡倉天心的《日本美術史》也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出現的。根據佐藤道信的《“日本美術”誕生》，“日本畫”和“西洋畫”兩大種類的劃分也是在這個時候完成的。德富蘇峯的《國民新聞》創刊於明 治二十三年，內村鑑三的《日本人的代表》出版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同一年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亦付梓。從地形與景觀着手探索日本的《國粹Nationality》也一躍成為暢銷書。

政治史上也出現了可與文化史比肩的巨大變化。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翌年七月，進行第一次眾議院議員選舉，並於同年十一月召開了第一次議會會議。這兩年中，民法、商法、集會以及政社法等明治時代的國家法律幾乎全部制定完畢。此外，明治二十三年還發布了《教育敕語》。

明治二十四年一月發生了內村鑑三的大不敬事件（內村鑑三 (1861~1930)，日本明治至大正時代文學家。任東京第一高級中學教師時，因拒絕對天皇《教育敕語》鞠躬行禮被視為“大不敬”，並被解除職務）；同年二月，國會議事堂被燒燬；五月，在大津發生了沙俄皇太子遇襲事件（1891 年 5 月 11 日，有日本人在滋賀縣大津市刺殺前來訪問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未遂）。明治二十五年，發生了久米邦武的“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事件，久米於當年三月被迫從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辭職（久米邦武（1839~1931），日本近代史學研究先驅，發表論文認為“神道乃祭天之古俗”，招致筆禍）。

這段時間，日本開始形成近代國家的基本骨架，其衝擊波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不斷迴盪。明治二十四年前後正屬於這樣的時代。在這個時候，靖國神社內開始出現染井吉野櫻花林——與日本近代的原點息息相關的櫻花。

因此，如果將這片櫻花林的出現與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脈絡結合起來，就會相當順理成章。究其緣由，是因為明治時代初期開始的近代歐化進程已告一段落，人們開始尋求“最日本的”與“日本的傳統”。設立國會的政黨在登上面向大眾的舞台時，需要一個能夠統合國民的全新象徵。歐美列強的侵略及日本海外發展意識的增強，也使得“日本的同一性”迫切需要進行再建構。

染井吉野

櫻花作為能夠體現日本民族性的事物，開始重新引人注目。染井吉野擁有“吉野櫻”的頭銜，而吉野的櫻花，不僅從平安時代開始就擁有被和歌頌詠的傳統，甚至連吉野本身，從法理上而言，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誕生之前，都一直是開啓律令國家的天武朝的聖地，也是以天皇親政為目標的後醍醐天皇設立南朝朝廷的地方。“吉野櫻”可以説正象徵了明治時代國家的正統性，因此才會在此時被種植在靖國神社內。

至於在這之後的一切，就交給人們繼續按各自的想法作出不同的解釋了。既可認為“這是國民謀求民族同一性的心情，通過令人懷念的櫻花林綻放出結晶一樣的花朵”，也可認為“這是明治時代才出現的新品種櫻花，證明所謂的偽吉野在這一時期所構築的傳統和正統性，都是偽造的歷史”。

圍繞櫻花的種種解釋總是離不開這些官樣文章，這或許便是至今都在包圍着我們的某種氛圍導致的結果。不過，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招魂社的櫻花，同樣也可以通過染井吉野櫻花林，尋找到不同的人文脈絡。

《雨堤櫻花》（《東京名勝圖會》插圖）

東京的染井吉野，是在明治十幾年才開始種植的，所以不可能一開始就出現一望無際的花海。這個時期江户的三大名勝當中，被大面積“染井吉野”化的，還只有隅田川堤。明治十六年，因為怕隅田川堤荒廢，在成島柳北等人的倡議下，這裏種植了1000 棵染井吉野。此外，在飛鳥山除了染井吉野，還種植了山櫻和八重櫻等。上野也出現了染井吉野，但很長一段時間依舊是彼岸櫻與枝垂櫻居多，也就是屬於江户彼岸類的櫻花名勝。直到明治時代結束，上野的櫻花都因為比其他賞櫻名勝要早一星期迎來盛開期而知名。若月紫蘭在《東京年中行事》裏這樣描述：

三月底開始到四月末，從山手到下町，整個都城的櫻花相繼開放，都城八百八町全化作了花之巷……

即便在明治時代末期的東京，櫻花的賞花季也不止一週，而是一個月。

綜合以上這些內容考慮，可以認為當時的人們已經清晰地認識到染井吉野是新品種。明治三十二年木户侯爵的解釋裏，也指出染井吉野是新來者。這種櫻花的魅力大約也在於其“新”。

染井吉野的成長極快，能以和人類相同的速度生長為成年大樹。明治二十五年前後，當初在明治十幾年種下的染井吉野，都逐漸迎來盛開期。倘若是看中這種櫻花不僅可快速長成，而且開花時又如雲如雪盈滿視野，將其用來完善神社內的景觀也毫不奇怪。實際上，進入明治二十年代後，從淺草開始，東京各地的公園都開始種上了染井吉野。如果將靖國神社內視作“九段的公園”的話，可以認為當初是為了打造時代最前沿的景觀，在這裏進行了集中種植。

進入明治三十年代後，靖國神社已被徹底視為新櫻花名勝。平出鏗二郎的《東京風俗志》（明治三十六年）裏，在談到上野、隅田川堤和小金井等江户時代就有的賞櫻名勝時，也曾介紹過靖國神社。大町桂月也在《東京遊行記》［明治三十九年（1906）］裏寫道：“祀後有梅林泉水，祀前有櫻樹連綿，如白雲堆積。”

《靖國神社志》的大事記記載，明治四十一年（1908）四月九日，“大降雪，樹木折倒，無數櫻樹極盡狼藉”。從這些比日常記述多了一絲感情色彩的用詞中，也可以看出，染井吉野已經成為對神社內的土地之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日本，關於民族性，人們討論得熱火朝天，櫻花成為這場大討論的表象之一。不過，日本和櫻花的關係，並非一開始就緊密得如此理所當然。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也寫道：“日本應該是‘松國’而非‘櫻花國’。”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裏將本居宣長的“朝日映照山櫻花”，誤解為是在歌頌清香，也表現出這種關聯本質上的不確定性。

有關軍人與櫻花的説法也是一樣。將軍人和櫻花聯繫在一起的理由，不僅僅是追憶亡魂。海軍教育本部的《海軍讀本》（明治三十八年）在《櫻》這一章裏有名句“花為櫻木，人為武士”，不僅將軍人比喻為櫻花，還表達了“我國櫻花乃花之王者”。

不過，《海軍讀本》中説櫻花有不招搖、美麗地綻放令人賞心悦目、櫻樹與樹皮也可用於日常生活等特徵，對其飄落的方式卻隻字未提。此外，在《靖國神社》這一章中，也完全沒有提及櫻花。雖然可以看到“櫻花-軍人-民族性”之間的關聯，但內容與現在這種被想象出的相差甚遠。靖國神社的櫻花在這當中當然也不曾佔據任何特殊地位。

最簡單明瞭的例子，是在明治三十六年出版的《高等小學讀本》中，第四課談及靖國神社時這樣寫道：“神社內是公園，有假山和泉水，還種植了梅、櫻等許多花。花開的時候，遠遠望去，非常美麗。”

櫻花和梅花被共同列為公園的景觀。在解讀這本教科書的《高等小學讀本字解》（峯間信吉校）裏，關於神社內的“公園”，是這樣註釋的：“為了讓更多男女老幼都能自由遊玩，這裏修建了非常寬敞的庭園。”

染井吉野如何淪為日本國家主義敍述？

對“日本”的追尋，屢屢以“迴歸傳統”的形式出現，在講述的時候總是容易被想象為“古老”。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全新的風格罷了。

櫻花之美，自中世以來，主要存在於語言中。“吉野之櫻”也是如此，相比直觀的視覺印象，文字的積累更加厚重，這一傳統到明治時代也並未消失。特別是對櫻花而言，與近代以前的種種描述產生聯繫，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那時候還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文體，也就是源自歐洲植物學與景觀論的文體。這種文體在正岡子規的文章裏也出現過，但進入明治四十年代（1907~1911）後，這類文體在櫻花敍事中被不斷改變。例如，在前文明治四十四年前田曙山的《曙山園藝》裏，關於“櫻” 的介紹，是這樣開始的：

櫻

雙子葉門薔薇科

山櫻 Prunus Pseudo-Cerasus Lindle. var.spontanea Maxim.

……

染井吉野 Prunus Pseudo-Cerasus Lindle. var.S.var H.

var.Sieboldi Maxim.

……

從“名稱-植物學分類-學名”這種書寫格式中，可以看到用科學性裝點的開頭。當然，對於作者本人而言，這大概就是非常嚴肅的科學了，儘管其中還有學名不同的問題，顯得非常奇怪。至於接下來的正文是這樣寫的：

看完這段話，我真想反問一句：這樣簡單地下結論也行嗎？這段話之後，接下來的行文語氣還變得愈加炙熱起來：

最後的部分突然變得超現實起來。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前田曙山否定科學，相反，他彷彿在擔保，如果能進行專業研究，會收穫了不得的成果。大概對曙山而言，櫻花和日本的特別關係，是可以進行科學論證的。例如在文章後面的部分，在談到染井吉野的起源傳承時，曙山寫道：“這老花匠卻大膽地將其稱為吉野櫻。而且還不説這新品種是自家精心培植的……”接下來便開始寫染井吉野的起源傳承。對曙山來説，這大概就算是科學解説了。

染井吉野

科學的出現並不否定既定的櫻花敍事傳統，科學性論述反而使其獲得了新的表述方式。櫻花與日本關係特別的觀念從江户時代就存在，根深蒂固，為此還有人寫過“問中國人都説不知道櫻花”以及“櫻花只在日本才有”等。進入明治時代之後，這類議論才總算變得少起來。

但隨之而來的，是敍事方式也從江户時代曾與櫻花密切相關的儒學和本草學角度，轉向更加歐化且與“科學”相近的風格。用更通俗易懂的例子來説，就是從“日本人喜歡櫻花”“唯日本才有櫻花美麗綻放”這種極為樸素的事實陳述，逐步轉變為“櫻花有某種性質，日本人具備某種國民性，二者相合，所以日本人喜歡櫻花，或認為日本的櫻花很美”這種精心提煉出的理論。這種理論預設了某種具有國民性的內容，再用“喜歡櫻花”“櫻花很美”這樣的觀察敍事去論證它。

當然，只有敍事是無法成為科學的。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就只不過是“偽科學”。實際上這一類櫻花敍事都是偽科學，但這種方式本身確實來自歐洲的科學。在這種敍事當中，作為依據的“日本”這一概念，開始慢慢變得清晰可見。

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之中，櫻花的國家主義敍事開始擴張。

日本的櫻花，不是加減乘除那樣簡單卑下的、形而下的植物……而是在培育國民精神、展現大和魂之美、令國民性昂揚上，須臾不可欠缺的花朵。（前田曙山《曙山園藝》）

櫻花國家主義的內核也是複雜多樣的。不僅是櫻花，當時圍繞“社會”與“自然”的敍事，多少都摻雜了國家主義。國家主義也並非全都是偽科學。

一個最好的例子是伊藤銀月。他和前田曙山一樣，都出生於明治四年，是做過《萬朝報》記者的媒體人和作家。在《大日本民族史》［明治四十年（1907）］和《日本風景新論》［明治四十三年（1910）］中，他提出了一種獨立的“櫻花進化論”。

中國也有櫻，但櫻在中國是不可入詩的；西方的櫻樹則是為採摘果實而栽培的。唯有在日本，自遠古神話時代開始，擁有女性之豔麗並與其媲美者便是櫻花。但我相信，我國的櫻花自出現開始到今日如此卓越，必然是自然淘汰和人為淘汰共同作用之功效，是循序漸進日積月累之結果。（《大日本民族史》）

伊藤銀月認為，櫻花原本就適應日本列島的土壤與氣候，所以才特別容易成長。這就是所謂櫻花的獨立進化。因為這種花的美，恰好成為日本的風物詩，所以引起了人類的關注，並特別挑選其中優質的樹木，令其種植範圍進一步擴大。日本的櫻花很美，日本人熱愛櫻花，便是這種歷史性關係的產物。

我國氣象風物與人們的風尚趣味結合併產生作用，培養了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帶來了日本民族絢麗又清淡、熱烈又爽快、尖鋭又易受傷害、急迫又無耐久力等一切有關膨脹性與活動力的一面，這絕非偶然。（《大日本民族史》）

用現在的話説，就是人們挑選出美麗的櫻花，因挑選而令櫻花之美受矚目，又因受矚目而再挑選出更美的櫻花，並因挑選而愈加發現櫻花之美……通過這樣的不斷積累，創造出日本的櫻花之美和日本。伊藤銀月在文章裏闡述了這種循環。這是當下社會科學最常見的理論，在染井吉野流行的時候，我本人也使用過。

在討論這一循環的起點是偶然還是必然時，伊藤銀月認為是必 然。之所以將其視為民族主義者，正是由於他對起點的這一定性。 他在其中看到了“民族”。

説到底這是信念問題，或者説正因為清晰地認識到這是信念問題，伊藤銀月的理論才成立。由良君美評價他是“從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在修辭和題目兩點上……必須獲得最高分者之一”。（《日本警語史》解説）。櫻花進化論最充分地體現了伊藤銀月的這種特點。

也因為如此，伊藤銀月的敍事無法成為櫻花國家主義的主流。佔據主流的，是更加樸素的敍事方式。哲學學者、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井上哲次郎的《櫻花》，在大正二年（1913）修訂教材時，被選用為國家指定教材《高等小學讀本》的第一課課文。

櫻花是花朵中最為陽光的花，開花時也是一年中最為陽光的季節。櫻花，在花朵中最為壯麗……櫻花不是獨來獨往的一朵，而是一棵樹上有許多花朵。有許多花朵的花並不只有櫻花，但與蓮或玫瑰相比點洋裝衣領，這兩者都與個人主義者的表現相近。唯獨櫻花截然不同。一朵櫻花渺小，不足品味，櫻花的長處在於成羣。比起一朵櫻花，一枝櫻花更佳；比起一枝櫻花，一樹櫻花更佳；比起一樹櫻花，滿山遍野的櫻花則為絕佳。如同櫻花，我日本民族的長處不在個人主義，而在團體性活動之中。

讓玫瑰代表歐洲，讓櫻花代表日本。這兩種花都是薔薇科，都擁有自交不親和性，都容易產生變種，因此作為觀賞植物尤為受人喜愛。將這兩者對比是極好的舉例。不管井上知不知道、明不明白這些，總之他的論述着眼點相當精準。

只是，井上將這兩種花的不同，直接類比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至於為何要這樣類比，這個疑問是不存在的，或者説設置這類多餘的疑問，就會暴露櫻花和日本的關係並非事實而只是信念的真相。只要將這一部分封印起來，“櫻花”就擁有了一種教科書式的敍事。

櫻花是百花中凋謝之際最為潔白優美的花朵……我邦武士不僅應具備櫻花般的氣質與精神，在需要捨棄生命之時，亦理當如櫻花般潔白飄散。換言之，櫻花是表現我日本民族必備氣質與精神的唯一事物。

對於櫻花的本質，井上雖然也看到凋零之際的飄散，但仍先將着眼點放在開花特性上，因此與“死”之間並沒有特別強烈的聯繫。從這一點來説，井上的《櫻花》直到昭和時代初期都是極具代表性的櫻花敍事文章。像小泉八雲的文字那樣，在櫻花中掩映着濃郁死亡之影的敍事，還未開始成為主流。

與此同時，伊藤銀月提出的“最櫻花的”和“最日本的”兩者之間為什麼可以互相重疊的疑問始終被封存。且不説後來和辻哲郎的《風土》，就連從各個角度進行思考的山田孝雄的《花》[昭和十三年（1938）]，在這一點上也沒有任何改變。

幾乎所有的櫻花敍事，在這一點上，都一直屬於偽科學。

染井吉野

在這類“最日本的”也即“最櫻花的”敍事當中，“最櫻花的”櫻花也被髮掘了出來。大町桂月的《筆艸》中，“日本國民和櫻花”一節是這樣寫的：

大町桂月將“吉野山的櫻”等同於山櫻，並等同於“最櫻花的”櫻花。極為有趣的是，這種認知與前田曙山和伊藤銀月是不同的。前田曙山説“當下被稱為吉野櫻的，比起普通的山櫻又過於美麗，也堪稱一奇”，而伊藤銀月的櫻花進化論，則從邏輯上論證越是新品種的櫻花，就越是“最櫻花的”櫻花。實際上，伊藤銀月認為江户時代培植的八重櫻才是最優秀的櫻花。這兩個人都沒有將山櫻視為“櫻花中的櫻花”。

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大町桂月的敍事與人文傳統的聯繫更為緊密吧。在他的文章裏，也包含了一部分科學性內容，但卻將“最櫻花的”根據，歸結到本居宣長的櫻花詩歌為人們所廣泛接受這件事上。

只是，與昭和十年代以後的敍事不同，大町桂月在其他著作中寫“於我，櫻花當中，最愛是山櫻”，又寫“櫻花最美之處，就在於每一刻的不同變化”。總之，他在許許多多櫻花當中最喜歡山櫻， 並且相信除了他自己，很多人也一定喜歡。所以，他認為山櫻是“櫻花中的櫻花”。這種“最櫻花的”認識，與每個個體的“自我感受”是不能分割的，將這種自我感受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日本國民身上，可以説是非常國家主義的做法。不過，這也是當時最常見的一種敍事方式。

大町桂月特別推薦山櫻，或許與他出生在西日本的高知縣有關。這是他與前田曙山和伊藤銀月的不同之處。若真是如此，那麼從他的敍事內外體現的、對什麼是“最櫻花的”所產生的猶豫，也可以反映出當時日本的櫻花，正在被染井吉野逐步單一化。

染井吉野如何成為日本櫻花的唯一代表？

如前面所説，明治時代的櫻花，不過是日本眾多花卉中的一種而已。例如伊藤銀月在《日本風景新論》裏，就説日本既是“櫻花國”也是“松國”，並進一步説，雖然程度稍遜但也可算是“梅國”。儘管眾所周知，松樹的景色多為人工創造，不過對伊藤銀月來説，在所有被設定為具有循環性因果關係的植物中都可以窺見國民性。

松與櫻之國（伊藤銀月《日本風景新論》，封面展開）

《曙山園藝》裏《櫻》的章節，也是繼《梅》和《松》之後第三個登場的。大町桂月也同樣觀賞過許多梅花。

這些都是明治時代櫻花敍事的典型特徵，人們用櫻花和梅花對比，將其視為“最日本的”花朵。人們描述着它不同於梅花的“最櫻花的”特點，並將之與“最日本的”聯繫起來。這類敍事的奇妙之處在於，儘管“最櫻花的”即等於“最日本的”，但卻無法構成日本的全部。雖然喜愛櫻花這一點，可以説是日本人民族性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只要日本人也喜歡梅花，那麼就必須也找出“最梅花的”對應的部分。這個部分被自我提升為“最日本的另一種可能”。如此一來，便會涉及經驗科學。人們並不會自然地認為“最櫻花的”和“最日本的”是同一事物。

畢竟，這是需要依據對櫻花的喜愛程度與具體性質等事實進行證明的一種假説。同樣，也無法證明每個日本人都一樣多地喜愛櫻花，因為各人的性格與喜愛的程度都不同。但在將日本與櫻花聯繫起來，用“科學”來解釋“兩者為何相通”的人中，無論是伊藤銀月、前田曙山還是大町桂月，都無法脱離“喜歡”這一經驗範疇。東亞崇尚梅花的大環境，使得日本這種國家主義的科學，被當成“真正的科學”受到維護。

在日本列島之外，櫻樹也是代表日本的花木之一。朝鮮半島原本雖有野生山櫻和江户彼岸類櫻花，但這些櫻花在被殖民之初，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根據竹國友康的《日韓歷史之旅》，在朝鮮半島南部的軍港城市鎮海，還有日本海軍當初種下的樹木，種的是杉、松、白楊、金合歡和櫻等。明治四十五年（1912）神武天皇祭時種的紀念樹，也選擇了桐、松和白楊等。這些都和靖國神社內最初對櫻花的定位是一致的。

櫻花的大量種植是從大正時代開始的，主力是染井吉野。打那以後，從首爾開始，朝鮮半島各地也開始種植櫻花，出現賞櫻名勝。日本列島內外開始出現相同的春天。

前面已經説過，染井吉野的擴張，很難證明是“國家的滲透”。就像種植在飯田司令部前的那些櫻花，它們是從哪裏來的，古島在回憶中並沒有告訴大家。就算擁有一些記憶，這些記憶也會在短時間內消失。但是，那些被種下的染井吉野，如果因其開放的地點與時間，令後來的人們將“同一國家”“同一時間”“同一學校體系”等聯繫在一起，則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這一點而言，染井吉野的確是將日本這個國家串聯起來，為“日本”賦予了強烈存在感的花朵。這不僅因為每棵染井吉野的花姿都相同、無論在哪兒開放都一模一樣，還因為染井吉野特別容易紮根，在山櫻和江户彼岸類櫻花很難成活的地方也能茁壯生長。染井吉野不只是開花的方式相同，它的花朵令不同的土地也變得相同。

那麼密集緊貼的單調花色，卻通過反覆疊加相同的風景而擁有 了鮮豔濃烈的效果。若干年之後，住田正二在《由櫻花想到的事》（《櫻 - 文藝春秋特別版》2003 年3月臨時增刊號）一文中，回想起他當年擔任學徒動員（戰爭期間，被日本政府強制徵入工廠勞動的學生）的候補幹部時，在首爾的朝鮮神宮（日本侵佔朝鮮半島期間建造的神宮，今已不存）見到的櫻花：

……氣喘吁吁地爬上通向神宮的斜坡台階，抬眼望去，前面等待着我們的是盛開的櫻花。坐在櫻樹下休憩的時候，我想起了成蹊的櫻花。異國的櫻花，和日本的櫻花根本沒有任何不同。

住田所説的成蹊的櫻花，是成蹊學園在大正十三年（1924）搬遷到吉祥寺的時候，修建的染井吉野櫻花道。

在處處相似的土地上，開滿了處處相似的櫻花。櫻花已成為國家主義的象徵。人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那唯一的一棵櫻樹，便是唯一的一個日本。通過添加這種“發現日本”式的敍事，可以讓人感覺到一種比“同樣有櫻花綻放的國土”更深層次的東西。

此外，這種敍事會讓人更加認為櫻花是唯一的、最日本的花朵。只要令櫻花失去多樣性，將“真正的櫻花”簡化為僅此一種的話，就可以令人們深刻地意識到櫻花和其他花木之間的差異。如此一來，就很難再説櫻花和松樹、梅花一樣，只是日本的一種花木了。另一方面，被簡化為僅此一種的“真正的櫻花”，也更容易和某種被濃縮的、屬於真正的日本的“唯一”相聯繫。唯一的櫻花，唯一的日本。只有櫻花，是唯一可以代表日本的花木——這樣一種感覺，是互相作用、互相扶持的。如此一來，染井吉野的種植擴大化與櫻花敍事的變化，也就必然地聯繫在了一起。

大正時代這類糾結於事實的“比起梅花，櫻花更能代表日本”的理論，在不斷被解讀的過程中，逐步轉變為“因為是日本人所以特別喜愛櫻花”這樣擁有科學支持的認知範式。這種轉變，與櫻花風景的變化息息相關。

櫻花風景的變化，在雜誌《櫻》中也有跡可循。

雜誌《櫻》由“櫻花博士”三好學和井下清主辦，創刊於大正七年（1918）。如果想了解“二戰”前的櫻花，這本雜誌至今都是最為重要的文獻。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這本雜誌自身的風格被談論得極少。毫無疑問，《櫻》並不是一本中立的學術雜誌。雖然它也刊登古典詩歌、介紹江户風俗、發表吉野的小學生作文，並且廣泛刊登政治、園藝、植物學分類等多個領域的文章，但這一切的前提始終是“櫻花是日本的國花”。

在這本雜誌裏，可以為國家和櫻花找到比“櫻花是象徵日本的花朵”更為實際具體的聯繫，比明治時代的櫻花敍事更進一步。例如三好學就提出了日本的櫻花是在一代代生長中自然變得越來越美的“櫻花向上性論”（《從科學看日本的櫻花》，《櫻》3 號）。雖説櫻花若是 從種子開始培育，會因為遺傳基因而變得多樣化（第一章第1節）， 但人們依舊試圖從中發現真正的日本與美。伊藤銀月認為，櫻花的發展是受到人工影響，三好則認為櫻花的變化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這種躍進式的認識，當然不適合刊登在需要堅實數據支持的國際英文刊物上，而且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恐怕也完全屬於偏見。

在三好的櫻花敍事中，科學和國家主義是混為一談的。“櫻花向上性論”説到底只是一種假説，和前田曙山一樣，是對科學與國家主義之間幸福聯姻的美好想象，毫不懷疑地肯定國家主義。《櫻》這份大正時代的雜誌，居然如此充斥着的單純與天真。

成為日本侵略象徵的櫻花

到了大正時代結束，進入昭和年間，這種“櫻花國土”的觀念就變得更加膨脹。

從空間上而言，國境外也開始出現非常日本的櫻花，甚至因此有了“這裏也是日本”的説法。大正十一年（1922），石川安次郎在《國家的象徵櫻花》（《櫻》5號）一文中，就介紹了被運送到中國的櫻花。在談及天津的櫻樹生長得像李樹一樣，青島的櫻花卻綻放得極美時，石川這樣寫道：“在這片土地上，日本的櫻花可以如此盛開……這不正説明此處與我國關係特別嗎？”青島的櫻花其實是德國人種下的，可大部分日本人在將櫻花移植到新的土地後，卻總是試圖從中確認“日本”。

雜誌《櫻》的變遷，創刊號封面為八重櫻，2號到6號封面為染井吉野（標有“染井吉野” 字樣），7 號（大正十四年春）改為類似山櫻的櫻花封面。英文目錄從13號[昭和六年（1931）春] 開始消失。

如此一來，櫻花敍事便逐漸脱離了現實。其實染井吉野不僅被種植在朝鮮半島，也盛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河畔——那是明治四十五年東京市贈送的，作為日美友好的象徵，至今都非常有名。但誰也不會説“華盛頓也有成為日本領土的緣分”。“櫻花開放之處即是日本”這種説法只存在於亞洲。石川安次郎也絕口不提華盛頓的櫻花。

與此同時，中日開戰後，在被日本侵佔的中國各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東南亞等地，也移植了大量的櫻花。其中很多是無視氣候強行移植的。原本完全可以移植耐寒的大山櫻和耐暑的寒緋櫻，但移植過去的都是和日本列島相同的染井吉野。

對“唯一的真正的櫻花”來説，這大概是一種詛咒。在昭和十七年（1942）的《國花進駐》（《櫻》22 號）一文中，井下清悲痛地呼籲：“這種殺戮櫻花的行為，無論如何一定要停止啊！”

大概是想要填補這種觀念與現實間的空隙，後來出現了將當地與櫻花相似的花朵，用“某某櫻”命名的現象。翌年，在《櫻》的 最終號23號中，出現了“爪哇櫻”“新嘉波櫻”（後改為“昭和櫻”） “蒙古櫻”等名字。和帝國一樣，“櫻花”也在變得淺薄氾濫的同時開始膨脹。就像田中英光在中國山西省鎮風塔所見到的幻影一樣（田中英光《山西省的櫻花》），儘管其中絕大部分都只是在語言上被稱為“櫻花”，但已足夠煽動起人們對“日本”的憧憬與渴望。

開花了 開花了 櫻花 開花了

身患結核病的姐姐 將內地的花 説成日本的花用語言記住 那些從未見過的事物

大陸的“櫻花”正在教科書裏開放

［進藤涼子《大陸的櫻花》，昭和六十年（1985）］

原作者 | [日]佐藤俊樹

摘編 | 徐悦東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