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攝圖網
編者按：本文來自尋空的營銷啓示錄（ID：xunkong2005），作者尋空，創業邦經授權發佈。
原標題：《短視頻是否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式？——娛樂至死簡史》
短視頻日益成為當代人消磨時間甚至獲取信息的最重要工具。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去年發佈的《2020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人均單日刷110分鐘短視頻。
這個數字讓我感到有點不安，如果一個人把這個時間拿來讀書，一年至少可以讀幾十本書，如果拿來看電影，一年可以看300-400部電影，但真實的結果是，除了一堆碎片化的影像外，他毫無所得。
尼爾·波茲曼一定沒想到，這個世界竟然進化出了比電視更加娛樂至死的媒介。
尼爾·波茲曼關於媒介對人影響的擔憂是當代最知名的，但並不是唯一的，歷史上人類對於媒介進化的擔憂從來沒有停止過。
01 蘇格拉底曾像擔憂短視頻一樣擔憂書本許知遠在吐槽大會上問張大大：如果亞里士多德走進柏拉圖的房間，説出那句，“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那麼請問房間裏有幾個人？”
對於蘇格拉底來説，房間裏有幾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他的徒弟柏拉圖的這句話出現在書本上。
蘇格拉底如果來到當代，他可能會對當代的視頻和直播技術大加讚賞，作為一個善於辯論的哲學家，他可能會在《奇葩説》大放異彩，並在B站成為一名人氣超越羅翔的知識類UP主，但他絕對不會像羅翔那樣，在出名後將自己的錄製視頻集結成書，因為他對這種媒介至始至終抱持着敵意。
眾所周知，蘇格拉底一生並沒有出書，他的東西都是由弟子柏拉圖用文字整理的（蘇格拉底在天之靈，一定不會放過柏拉圖）。從柏拉圖的描述來看，蘇格拉底一定是一個思想深邃、邏輯清晰、能言善辯的演説家。
蘇格拉底喜歡口述而排斥文字，他認為文字“削弱記憶力，缺乏互動，任意撒播，使得説話人和聽話人可以不必親身在場”。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批評體現得很充分：
你瞧，斐德羅，書寫和繪畫有一個奇妙的共性。繪畫的產物擱在那裏就像獲得了獨立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人向它們詢問什麼，它們卻保持最莊重的沉默。寫下來的字是同樣的道理。它們在説話，你會認為它們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就其所説的提出問題以瞭解更多，它們卻始終不增不減，永遠都保持其原來的意思。一旦寫下來，每一段話都會到處滾動，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沒有關係的人，不加區分。它不知道應該對誰説話，不對誰説話。一旦它受到指責，受到不公正的攻擊，它總是需要它父親的支持；脱離了其作者，文字既無法保護自己，也無法支持自己。
可見蘇格拉底認為文字是沉默的、無法回應的、可能造成誤解的、削弱人的記憶的。此外，蘇格拉底認為文字還造成了“散播”（傳播）的問題，説到散播就應該從communication這個詞説起。
communication有兩種意義，一是對話，二是散播或傳播（所有廣告都脱不開這兩種意義）。前者的代表是蘇格拉底，他認為對話優於宣傳，因為它能更準確地傳達對話者的意思。而後者的代表是《聖經》，也是蘇格拉底所摒棄的書籍、文字。
《斐德羅篇》對比了對話和撒播這兩種交流模式，蘇格拉底認為對話具有明確的受眾，形式上也是雙向的，撒播則對受眾漠不關心，形式上是單向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蘇格拉底如果來到今天可能還會喜歡視頻媒介的互動評論。
哈弗洛克認為，蘇格拉底時的希臘，正在從口語文明向文字文明過渡，如果對比今天，大概是人類正在從文字性媒介時代走向視頻性媒介的轉折期。
蘇格拉底對於文字的批評顯示了他對紙張媒介的不信任，不過這並不是因為紙張的文字會讓人變得淺薄，而是因為這種媒介的“不在場”，即上文説的沉默、無法回應、可能造成誤解、削弱人的記憶，蘇格拉底擔心它的負面因素讓人類無法獲得準確的信息，從而影響對事物的認知，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
在媒介轉折期，蘇格拉底的反應極其正常，這只是他對於文字這種新型媒介的不適應。如果紙張這種媒介在當時已佔據主流，蘇格拉底即便不擅長寫字，也一定不會拒絕別人將他的口述變成文字。事實上，柏拉圖在將他的對話整理成文字後，蘇格拉底的思想開始以書籍的形式啓迪了更多人。
02娛樂至死，視頻化的最大擔憂當我們説到“媒介是人的延伸”時，必然提到麥克盧漢，事實上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賦予這個觀點以一種更強的悲劇性色彩。他認為，每一種媒介都是為了彌補人的某個不足，都是為了填補存在於我們和神靈之間的鴻溝。電話延伸了我們的耳朵，使我們能夠聽見遠方親人的聲音，攝影術和留聲機技術替代我們的記憶。
麥克盧漢系統性地闡述了這個概念，他寫道：“媒介‘內容’就像是竊賊手中鮮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領域看門狗的注意力。”
人類這個物種不可能實現思想的直接交流，它們總要依附於媒介，因此“媒介即信息”，同時代的媒介不一樣，信息也不一樣。比如同樣是《流浪地球》，看書的人看它的世界觀、情節和文采，看電影的人看它的視覺效果、演員，看《3分鐘看完流浪地球》短視頻的人，看的是它的簡介和結局。
三種完全不同的媒介，帶來的是三種完全不同的信息。三者的深度和價值自然也不一樣。如今看電影的人、看短視頻的人、看書的人，是三類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對於同一個事物的認知和態度也是不一樣的。
麥克盧漢認為，技術進步改變了符號環境——即經由社會建構、感官性的意義世界，它能反過來影響人類的認知、經驗、態度和行為。
我們反覆使用一種媒介，直到它成為我們自身的延展，它就改變了我們。由於每種媒介強調不同的感官，培養不同的習慣，反覆使用某一媒介會使我們的感官有條件地只接收某些特定的刺激，而忽略掉其他的刺激。正如盲人會發展出格外靈敏的聽覺一樣，社會也會因時代中佔據主流的媒介而改變。
如果説麥克盧漢認為不同的媒介將改變人類的思考方式，那麼尼爾·波茲曼則更加激進地認為，視頻化的媒介對人類認知的影響完全是負面的。
1985年尼爾·波茲曼出版《娛樂至死》一書，在書中他認為電視導致嚴肅的公共對話缺失，且視頻化媒介會讓人喪失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對整個社會是有害的。他説：
從16世紀的伊拉斯謨到20世紀的伊麗莎白·愛森斯坦，幾乎每個探討過閲讀對於思維習慣有什麼影響的學者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閲讀過程能促進理性思維，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對於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閲讀文字意味着要跟隨一條思路，這需要讀者具有相當強的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
他以亞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間七場著名的辯論為例，説明了文字時代人類的思辨能力巔峯，和在這種思辨能力下獲得的價值。
林肯和道格拉斯不僅事先準備好演講稿，就連反駁對手的話也是事先寫好的。即使在進行即興辯論時，兩人使用的句子結構、句子長度和修辭手法也不脱書面語的模式。當然，在他們的演講中也有純粹口語的東西，畢竟他們兩個都無法做到對聽眾的情緒無動於衷。但是，印刷術的影響無處不在，到處是論證和反論證、要求和反要求、相關文本的批評和對對手措辭的百般挑剔。總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像是從書本上照搬過去的文章。
簡單來説，那時的演講和辯論是引經據典，非常書面化和嚴肅的，而聽眾也必須有充足的知識積澱。一場賞心悦目的演講和辯論，讓每個人都收穫頗豐。
視頻化的東西，帶來的往往是一時的哈哈哈。前幾年，一位偷電動車的“竊格瓦拉”在網上大火，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視頻化媒介：竊·格瓦拉在被捕時輕鬆的表情，略帶魔性的口音，與切格瓦拉同款鬍子，再加上他的金句，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網紅的大火。
如果將竊·格瓦拉放在紙媒時代，頂多有媒體報道《周某偷電瓶車被捕，聲稱“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就這樣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
如果尼爾·波茲曼活到今天，短視頻這個媒介恐怕會讓他震驚，它帶來的甚於電視的害處恐怕會更讓他憂心。在今天，看電視不需要什麼費腦子的深度思考，而看短視頻則根本不用“帶腦子”，長此以往，人們將變得越來越“沒腦子”。
03 心靈交流是人類媒介的終結形態嗎？歸根結底，媒介是為了將人類的思想以最恰當的方式展現出來，如果人類能夠直接靠思想交流，也許媒介的存在並不是必須的，人類脱離媒介進行交流的美夢自古就一直存在。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曾描繪人類抱有“心靈與心靈間直接交流”的美夢，也描繪了在新媒體環境下，這種交流美夢破滅時墮入的噩夢。
古羅馬思想家奧古斯丁認為，詞語是同時指向外部現實與內部現實的標記，其關鍵作用是揭示內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正如肉體是包裹人的外殼，語詞也是包裹思想的外殼。
他對於天使的交流方式傾心不已，天使——其希臘詞是angelos，意為“信使”——不受距離的阻礙，不受所謂肉體的羈絆，能夠毫不費力地實現精神與肉體的對接。
天使不受外在符號的羈絆，可以只靠內在意義而自由翱翔。奧古斯丁認為，擺脱語詞而交流，是人類的合理願望。
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也曾表達過心靈交流的夢想。阿奎那筆下的天使沒有肉體，沒有需要掩藏的東西，也沒有理由掩藏任何東西。一個天使能將其內在性傳送給另一個天使。
如此，人的思想將不再能互相隱藏。“一方面，這使正義的人高興；另一方面它又使邪惡的人恐懼。”
思想的直接交流方式在小説《三體》中的三體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有理由相信，劉慈欣的小説受到了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的啓發。三體人的透明化思維代表了一種高級文明思維方式，這種交流方式就像天使那樣無需肉體媒介，不受距離阻礙，也沒有任何掩藏。正因如此，人類才用非透明思維的面壁人對三體形成了制衡。
不談思維交流的技術實現方式，假如有一天人類實現了思維交流，結果固然可喜，但可能同樣令人擔憂。
2005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發表的一篇文章顯示，普通人每天會在腦海裏閃過1.2萬至6萬個想法。
如果這些想法不加以加工，直接交流，可能比短視頻還碎片化。如果這些想法大部分都是娛樂八卦，少部分是思考和思辨，那麼也許人類會更加娛樂至死。如果想法可以直接交流，無需將想法進行歸納和演繹，那麼邏輯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弱。
所以，人類對於媒介變化下，人的思維和認知的反思，從來沒有停止，也不會停止。
1956年，精神病醫師米爾盧對電視提出抱怨，他説：“人際交流和討論具有一種互通性，它能激發自由。但電視屏幕上的畫面卻不能產生這種互通性。對話已經成為失落的藝術。”
對於對話成為“失落的藝術”的反思，從蘇格拉底就開始了，而今天我們反思的是短視頻逐漸讓文字成為“失落的藝術”。
薩丕爾—沃爾夫假設，曾指出文化的語言結構塑造人們的思考與行為，簡言之，語言決定思維。
這個假設與其説是科學，不如説是一種擔憂，如果視頻化媒介改變了我們認識事物的方式，那麼長久以後，也許閲讀長文、書寫長文可能會成為一種罕見的能力，成為一種失落的、古典的藝術。
【參考資料】
約翰·杜翰姆·彼得斯《對空言説——傳播的觀念史》
埃姆·格里芬《初識傳播學》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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