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問世，造就了中國文學的觀念革命，引發了無數讀者的無端心事。作者身世、小説內容是否影射現世、作品本身完成與否、續書作者、版本乃至評點人脂硯齋的身世，吸引了幾代士大夫和文人爭做解人。進入二十世紀，隨着大學和現代學術在中國的興起，以及中國社會的跌宕起伏，《紅樓夢》研究一度成了不同學術路線和方法爭鋒的前沿。
王國維、蔡元培和胡適，這三位中國現代學術及其制度的奠基者和領袖，都做了《紅樓夢》的專門研究，而這也成為檢視中國現代學術史的一個重要視點。不僅如此，這三家的著作又分別奠定和代表了紅學的三大派別和潮流，即哲學和藝術的闡釋，政治的索隱和學術考證。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憑其傲視羣倫的哲學慧眼，王國維從思辨的高度解讀《紅樓夢》所揭示的人類痛苦的根源以及擺脱痛苦的途徑，詮證它包含了人類最為深刻的關切，從而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王國維從人生和與藝術、《紅樓夢》的精神、它的美學價值及其倫理價值等五個方面探討了此種關切。王國維以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為開篇詞，闡釋人生的本質無非“‘欲’而巳矣”。 [i]文化愈進步，知識愈擴展，慾望則彌多，而所感受的痛苦便彌甚。“然則人生之所欲，既無以逾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又不外乎苦痛，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ii]人要擺脱痛苦就要杜絕慾望，而“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慾，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者。” [iii]在王國維看來，《紅樓夢》之所以為“宇宙之大著述”， [iv]不僅在於説明人生之為悲劇的原因，亦在於闡發解脱之道，因此，它所闡釋的“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 [v]蔡元培在《紅樓夢索隱》起首就説，“《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説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vi]因此，他要弄清這部小説諷喻了哪些事件、影射了哪些人物，以探賾索隱﹐鈎深致遠。顯然，他的思路與王國維迥然有異。在後來的《紅樓夢》研究中，索隱派受到嘲弄而被嫌棄。然而，蔡元培的有些見解不妨是有道理的，比如説，“則言情之中，善用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布種種疑陳。”又比如説，“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小紅等均為黛玉影子，襲人為寶釵影子。” [vii]但更有道理的還在於另外兩層。其一，《紅樓夢》可以視為政治小説，儘管不一定要與歷史人物和事件掛上鈎；其二，政治乃是這部小説一個無可剔除的維度。胡適主張以科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用考證來釐清作者及其身世、成書年代及版本等，因此，這個路數並不關注這本偉大著作的哲學、人文和社會的意義。俞平伯的紅學承繼胡適傳統，而有所拓展，是兼具考證的文學研究。
後來的紅學雖然以文學方法為主流，實際上多數屬於雜糅多種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而上述三種路數依然可以視為主要的脈絡。為理解作品中人物、事件、結構乃至建築、服飾和器物的意義，研究者必須瞭解作為其背景的社會、政治、教育直至經濟諸制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蔡元培自己的研究雖然難以獲得確鑿的證據，但其路數依舊有其方法的意義。晚近流行的探賾書中各種器物之奧義的做派，大有索隱的意味。純粹文學的研究，即以紅解紅，就如以老（《老子》）解老，則是頗有難度的工作。
王博的《入世和離塵》一書接續了紅學的兩大傳統而發揚光大之。第一，紅學的北大研究傳統。蔡元培胡適兩氏開創的北大紅學以兼容幷包為其範式，思路開闊而風格自由。第二，《紅樓夢》的哲學闡釋，亦即王國維路線。王博的研究抽離了《紅樓夢》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背景，以《紅樓夢》文本為根據，從人與人的關係和人的命運着眼，解讀出人的終極困境和超脱之途。它不是純粹哲學的理論，而是基於文學的哲學詮釋，以紅解紅，以揭明和獲取其中的形而上學意義，誠然，超脱之途依然經由釋老：認識到處於虛無中的“自己充滿了力量”。（《入世與離塵》，頁266；以下此書只注頁碼。）
二，萬豔悲不同
魯迅先生先前説過，不同的人從《紅樓夢》中看出不同的人世和意義，這個洞見亦可變換為另一種説法：《紅樓夢》乃是由多條主線、多部旋律構成的一個複合體。作品的這種複雜性正是其迷人的根源，前面所論及的三大流派就是它的一個明證。這些可能的關聯和視域的發現和揭示，則有賴於新的視角和方法。
胡適舊藏《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入世與離塵》正是從這些可能性中開闢了一個獨特的角度，作者選取金陵十二釵正冊的十二位女子，分別重述他們的生活、情感和命運，以其才華、性格和見解所賦予的獨特視角來重歷和反思《紅樓夢》世界，而以寶玉的視野為全書作結。這種手法頗似現代小説的多維敍述，一部小説由其中的若干主人公分別從自己的視角對同一故事及其人物的不同敍述而展開和構成。多維敍述手法讓讀者或觀眾以不同身份多次進入同一故事並以不同眼光閲見同一些人物。這也是現代電影常用的手法。《紅樓夢》的人物和事件在這樣的筆調之下，展開為多個頗為個人化的小世界。憑藉如此手法，王博正可展示他獨到的洞察。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四姐妹被合在一篇中來寫，以他們的名字、各自的命運及其冥冥之中的關聯，並以四姐妹的眼光對《紅樓夢》世界做一俯瞰，重釋賈氏大家族的興衰運程。四姐妹的名字暗含原應嘆息的諧音，而王博進一步發掘出前人未曾關注的另一層意思，即他們在大觀園的住宅還暗含了春夏秋冬的轉折。（頁81）“四春名為雖四人，實則一體。賈府百年的歷史被壓縮到一個短暫的時間之內，濃縮到四姐妹的生命之中。”（頁47）王博就此總結説，“這也就是賈府由始而終，自盛而衰的縮影。繁華之後，餘下的只是嘆息。”（頁81）
從這個角度來説，賈府和大觀園在黛玉和寶釵的內心和眼中自然是不同的世界。黛玉原是先天地與寶玉造就了《紅樓夢》世界的人物，而一個情字就是他們牢不可破的紐帶。王博在寶釵篇一開頭所引那句“任是無情也動人”大有深意。從結構上來看，寶玉與寶釵之間的關係屬於後天塵世的關聯。然而，寶釵的特色就在於她擁有一切塵世的優勢，即便那先天的情愫在她面前也要甘拜下風，而對寶玉來説，任是無情，卻也動人。《葬花辭》訴説“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常被人解釋為賈府環境的嚴酷，而其實它更應是黛玉自持之心的反襯。在薛寶釵看來，大觀園和賈府的世界，無非就是人世的日常。與這位今生今世的寶釵相比，除了與寶玉的先天情愫，黛玉沒有任何其他的優勢。令人扼腕的是，她自己也意識到可能最終頂多落個“質本潔來還潔去”，然而，她並不甘心，以其極其微薄之力來做最大的抗爭。王博説，黛玉“所要做的只是和自己的命運抗爭”，（頁187）的是十分中肯。她之不合賈府的時宜，諸如小性兒、促狹和傲物，無不是抗爭的表現。
王博將芙蓉誄解釋為黛玉之誄，並引周敦頤《愛蓮説》來為黛玉寫照，這在不經意中點出黛玉的一個本性，“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黛玉就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人物，這是黛玉的先天悲劇，亦正是現世的寶玉所不理解的，自然，現世的黛玉自己也沒有這樣的覺悟。淨植兩字也與葬花辭中的“質本潔來還潔去”相通。黛玉與這個世界難以契合，亦緣於她現世的單純，這就是所謂的不蔓不枝。如果再聯繫到中國文學傳統的香草美人之喻，那麼悲劇亦在情理之中。
在紅學研究中，釵黛之間究竟是合一還是對立，甚至比他們與寶玉的情感更有吸引力，王博取兼美之説，以為曹雪芹對兩人並無明顯的揚抑。他們兩人都有驚世的美貌，超人的才華，但與黛玉不同，寶釵還有塵世的機智，她的“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的大志是以“藏愚”和“守拙”為途徑的，而這兩者都符合當時社會的禮法秩序。在與青年姐妹和寶玉一起交往和嬉戲時，她並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才氣，而在應對這個等級秩序中的其他人物時，她就極有分寸和心計，偶爾嶄露崢嶸。出於她的才情、品味和志向，她無法不喜歡寶玉，囿於她狹窄的選擇範圍，寶玉當是她的最佳選擇，但寶玉卻厭惡仕途經濟，而這造成了她的雙重悲劇：其一，她對寶玉卻念茲在茲，寶玉對她雖然亦有愛戀之意，但因觀念上隔了一層，無法一往情深，這情是不對等的。其二，她最終在禮法世界和世俗生活中勝出，但寶玉卻連個空名份也不給，出家而去，落得個金簪雪裏埋的結局。
現代敍事理論發現和概括出了小説敍述手法和結構的許多類型，以及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而予以操作性的解釋。譬如，小説等作者在撰寫作品時就會預設不同層級的讀者。理想的讀者是作者最期盼的，他能夠完全領會作者通過作品所要傳達的意義和信息。作者的寫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與這樣的讀者的對話過程。不單如此，雙方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競爭。這就是説，作者期望理想的讀者成為他的知己和解人，但是，他又不願意讓作品那麼輕易地被這位即使理想的讀者所看透，所以他要設置各色伏筆、暗線和疑謎等，以為難那位理想的讀者。當然，他依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最終會被人完全地理解。作者預期的更多地是一些普通的讀者，他們只是一般地、部分地或粗疏地理解作品，而不會全面地解讀。在現代大學制度確立之後，作者或先行明白，有一大堆研究者等在那裏大顯身手，但這在古代作者的想象之外。
曹雪芹深知作者與讀者的這種關係，而中國文學和藝術一向就有知音的傳統模式，他也是熟練而充分運用這種技法的高手。“誰解其中味”的質問就是明確的標誌，且頗有向讀者挑戰的意味。事實上，《紅樓夢》尚在寫作之時，解人就已經出現，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這部作品的寫作，這就是那位神秘的脂硯齋。脂批揭開了《紅樓夢》中一些隱謎和線索，包括作者的身世和八十回後的某些線索，同時卻又埋下了一些新的謎頭。
王博也是這樣一位別有心得的解人，是可以與作者喝酒談心的讀者。這不僅要熟悉《紅樓夢》，還要精通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老莊易經、傳統歷史，也要熟悉詩詞歌賦乃至解字猜謎，而這些原本就是王博的特長。就如《紅樓夢》似乎依然是一個活生生的世界一樣，曹雪芹彷彿飄蕩在此書之中，透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與讀者對話。而《入世與離塵》就設置了一個個對話的場景，作者有時猶如情不自禁，身入《紅樓夢》之中，與曹雪芹，與他筆下的人物，侃侃談去，娓娓道來，這自然就是最妙的解讀境界。沒有足夠的人生閲歷，沒有對生活的深刻的反思，這樣的對話難以中肯而切實地進行。
三，天然出浪子
王博認為，《紅樓夢》完全“是為寶玉作的，整個世界，金陵十二釵，以及所有的人和事都從他的眼中寫出，心中流出。”（頁218）這就是説，寶玉的前世今生造就了《紅樓夢》的整個世界，串連起了其中的主要人物，而又與他們一起串連起所有其他人物和事件，最後又以寶玉來了結紅樓夢的大千世界。這正是王博此著的又一個特色。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形象中，寶玉的獨一無二，使得曹雪芹即使花費了許多筆墨，也不能夠派給他一個確切的名分。脂硯齋批曰，“所以謂古今未有之一人耳。”就文學作品而論，塑造出一個難以歸類的角色，正是它的絕大成功。王博指出，“世間所無，理或有之……文學的意義在於把某一種生命發揮到極致。”（頁261）而人們確實常常借文學作品以體悟生命的那些可能的極致。在第二回曹雪芹用賈雨村之口，構擬了一種判定寶玉屬性的理論，而將其歸入一身而秉賦正邪兩氣的人物。在曹雪芹看來，他們“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如生於讀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陶潛、阮籍和柳永等都被歸入這類正邪兼具的人物隊中。王博以為，曹雪芹或許也是正邪兩賦一類的人物。（頁223）不過，寶玉顯然與陶潛和阮籍在性情上大有異趣，而與柳永或有更多的相似。
《紅樓夢》有兩條神話線索，一是無才可補天的通靈石頭，二是神瑛侍者與絳珠仙草的恩情。這兩個神話之間的關聯作者並沒有交待得很清楚，但它們分別賦予寶玉以兩個品格，即“無才可去補蒼天”的遺才和鴻蒙開闢以來的第一情種。頑石的人間之行並非歷練，而是地地道道的浪遊，興盡而歸。這或許也是《入世與離塵》命名的一個原由。從小説的結構上來看，寶玉仕途經濟的責任先天地就被蠲免了，而人間男子的優勢資質諸如聰穎（“天分高明，性情穎慧”）、俊俏（一副好皮囊）、侯門公子以及能博女子好感的温情體貼，他卻無不享有。
由此，曹雪芹塑造了一位傳統的士林浪子典型。傳統文人和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修齊治平，其進階就是科舉，而其成就在於功名，而用警幻仙姑的話説，這就是“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一些這樣人物，人或在士林，身有官職，志並不在仕途經濟甚至家庭，而是縱情山水、文學和情愛。在歷史上最為知名的士林浪子就是李白和柳永，他們沉溺於寫詩填詞，浪遊于山水之間，而放縱人間情感。士林浪子亦並非人人可為，要有才華，尤以文學才情為長，深情、多情而放達，好遠遊，一副好相貌與一個好記性。倘若再凝練一些，那麼士林浪子的特色就是有才情、多情和縱情。士林浪子的形象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學、人性和人格的內涵，他們自然坦蕩，並不戴浩然巾，而其人其作品亦加深了國人對情感的自由及複雜、對人與山水關係認識的深度。詩三百篇第一首《關睢》自由而率真，然而不妨思有邪，或在正邪之間。從此往後，直至《浮生六記》的沈三白，一直激起士林文人的共鳴。
與李白、柳永等人不同，寶玉是曹雪芹塑造出來的文學形象，乃是一個先天註定的浪子。他沒有社會經驗，既沒經歷過科場失意，人生挫折，也沒有沾染過江湖的風塵。但他之厭惡科舉和仕途經濟則遠甚於那些現實世界的浪子。他浪跡於侯門公府之內。曹雪芹借大觀園為寶玉設置了一個理想的林泉山水之地，真真假假的浪子世界。或者可以説，李白、柳永和姜夔等人是山河浪子，而寶玉則是大觀中的園林浪子。
人們或認為浪子濫情，何以能夠深情？寶玉被看作深情的公子，黛玉每每為這種情意所打動，以至於從寶玉那裏求得放心，而宣言“為君那得不傷悲”。然而，即便秉具這樣先天的愛情，對黛寶玉可謂生死不渝，寶玉卻也依然流連於其他女性的美貌、品格和才華，甚至單純的關懷。這正是傳統浪子的本色，而使曹雪芹為之絕倒的品格。
確實，寶黛愛情具有普遍的意義，這就是青年男女的純情。它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存在——而在不同的古代社會，它們也會遭遇不同的障礙，如宗教、地位、種族和世仇等等，羅密歐和朱麗葉就是另一種經典的例子。只是這種純情大體只屬於青年，曹雪芹明白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借寶玉之口説女兒是水做的骨肉，便有這樣的意思。在現代人的愛情史上，寶黛愛情的類型已經演化為一個短期的現象。人類社會的開放性消除了妨礙寶黛愛情的許多阻格因素，但這也使這類生死不渝的愛情趨於衰弱和消失。相應地，傳統社會的士林浪子在今天這個時代亦不復可能了。
四，契訶夫法則
曹雪芹既是詩人又是畫家，對中國傳統文學和藝術的各種體裁爛熟於胸，又極富生活情趣，熟悉各種傳統的文字遊戲諸如酒令燈謎等。這些知識和才華使得《紅樓夢》的文學水平和價值，以及藝術趣味達到了其他作品難望項背的高度，而曹雪芹通過它們為小説的人物和事件埋下了各色伏筆。一賦一詠，一謎一令，一石一院，無不暗含奧義，更不用説每個人物的姓氏名字。僅僅這些就使得《紅樓夢》情節跌宕起伏，令人索解無已。曹雪芹未完成全書而早逝，成稿到八十回戛然而止，又造成了主要人物命運歸宿的最大懸案。於是，紅學的一個重點就是通過前八十回埋伏下的各種線索、預言和暗示，揭示諸如主要人物的結局。人們也得慶幸，曹雪芹先行給出的預言、伏筆和暗示既讓讀者能摸索人物和故事的大致走向，又吊足了讀者持久的胃口。王博熟稔於這一手法，他説，“一切都是暗示和預言，這種暗示和預言滲透在每一個細節，沒有一件多餘之物。”（頁211）
契科夫與托爾斯泰
在解讀這些人物的命運時，王博不動聲色地破解了許多這樣的謎，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答案。我們可隨手取來幾個例子以作分析。李紈是大觀園的特別風景，除了寶玉，其他人皆是待字閨中的女孩兒，她則是帶一兒子的青年寡婦。作為節婦，她是傳統社會婦女的榜樣，但曹雪芹筆下對她充滿了哀憐，以詩而志其曰“桃李春風結子完”。最後李紈大約因子貴而受封誥命，但“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因為缺乏完整的生活和精神。王博發他人所未見，依照曹雪芹的理路，又深入一層，他説，“李的諧音則是‘理’或者‘禮’，姓名合起來考慮，李紈乃是禮教的一個完美踐行者。”（頁83）她代表了一個冷冰冰的世界，而這樣的世界正是寶玉所不喜而憎惡的，（頁92）這個世界在李紈那裏完成，卻終於為寶玉所拋棄。《紅樓夢》兩個神話之間的隱約關聯就是木石姻緣，對此王博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解。在他看來，石與木乃是不動心的象徵，他引證佛典得出結論説，“大德只是如木石般無心”。（頁23），而石頭進入凡世人間，變得有情，最終卻又歸於大荒山的無心境域。因此，在王博看來，《石頭記》書名錶明瞭“心靈的旅行及印記”，而這段旅行的方式也頗獨特，即“石和玉的一底一面”的呈現，（頁242）寶玉以先天的無心（石）歷經人世的情天恨海（玉）而歸於無心。
實際上，《入世和離塵》之名也是作者對此書奧義的一個解讀，在論及寶玉與妙玉的關係時，王博説，“入世和離塵，這兩種相反的態度被安置在一個生命中，於是，緊張成為必然。寶玉是緊張的，妙玉也是緊張的。寶玉的緊張是在世界之中，卻不時有離開的衝動，妙玉的緊張則是在世界之外，卻還惦記着進入。”（頁151）如此這般的緊張當然也可以擴展至寶玉與其他人的關係，譬如，寶玉隨時準備從人世抽身退出，而寶釵卻隨時準備進一步深入其中；寶玉主動要求入世，亦可主動離塵，而黛玉被動入世，也無可奈何地離塵。
《紅樓夢》為讀者設下了許多疑謎和伏筆，引得無數聰明頭腦為此費盡心思，無疑，它們也是造就這部偉大作品的重要元素。簡而言之，《紅樓夢》至少包含了四種意義深遠的疑謎和奧秘。第一，時代背景，這原是作者刻意迴避而研究者無法釋懷的。第二，曹雪芹在作品中佈下的各種預言、暗示、伏筆和線索。第三，斷稿之案，與第二點結合，它造就了一簇簇極具魅力的懸疑。第四，脂批既給出了若干謎底，卻又留下了許多新的謎頭。
對這些重重疊疊的懸謎，除了第一點，王博著作都有相當的關注，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解語。王博原本對漢字、周易頗有造詣而對老莊別有會心，這樣的知識和敏感，使得他在《紅樓夢》疑謎叢林中如魚得水一般自在。
曹雪芹對古典戲劇爛熟於胸，而演出和演員也是《紅樓夢》的有機部分。不唯如此，《紅樓夢》的敍事亦浸潤於戲劇的表現方式，它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極其情景性，人物的角色、語言和個性均顯鮮明，動作一氣呵成，直觀地衝擊人的感官。它有兩個值得強調的特色。第一，開篇引子預示了一場人生與社會大戲的因緣與結局，第二回又借冷子興之口演説榮國府，借賈雨村之口解釋寶玉“來歷不小”的理論，第五回又借金陵十二釵圖冊判詞和《紅樓夢》套曲，預演了開闢鴻蒙而來的“懷金悼玉的紅樓夢”。第二，隨着故事的展開，持續地設置了不同層次的線索和伏筆，又不斷地抖開。王博對此一特點，心領神會，做了頗為精到的闡釋，而讓人體會到他要強調的這些命運皆為冥冥中排定的宿命，以及曹雪芹不易為人解悟的用心。
《紅樓夢》的詩詞歌賦曲令聯語無非人物性格和命運等的預言，而諸如建築、器物直至景物，也大都有類似的作用，它們一同為《紅樓夢》世界的展開和收場佈置了先天因緣和後天因果。這種手法令人想起了西方戲劇理論的契訶夫法則。契訶夫強調，“請將一切與故事無關的事物都從故事中移除。如果你説第一幕中有把槍掛在牆上，那麼在第二幕或者第三幕中這把槍必須發射，不然就沒必要掛在那。”反過來説，一切在故事或戲劇中出現的事物不僅在此後會被用上，亦預示了故事或劇情的某種發展。契訶夫法則現在也廣泛運用於電影等領域。我們看到，《紅樓夢》其實早就以更為高超的技藝展示了這一法則，並避免了契訶夫太過直白的樣式。
五，興亡的漢語記憶
天地悠悠，而人生倏忽，剛剛夠人們醒悟到其去也速且杳無痕跡。《入世與離塵》在結語處提出這樣的悲劇意識，並從波斯王的浩嘆説到中國古人持久的愴懷，以闡發生命悲劇的徹底性和共通性。而悲劇之至悲乃在於生者之至痛的清醒後思。
《紅樓夢》貫穿了多條或隱或顯的觀念和歷史的線索，並與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遭際息息相關，雖然它要將真事隱去，有關它的社會學考察則無可避免，而這或可稱為宏觀的索隱。這裏我要談論另一個話題，這就是漢語文獻中所包含的悠久而深重的興亡記憶，它在《紅樓夢》中以家族興亡模式展現了出來。
中國社會的瓜瓞綿綿和漢語文獻持久無間的累積，形成了豐富又深厚的歷史記憶。在這片土地上，朝代的興亡更替，家族的盛衰榮辱，都以漢語記載在歷史、詩歌、筆記、戲劇、話本和故事裏，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或重複這樣的經歷，同時亦一再重温這些傳世的文獻，於是它們就從歷史記錄轉化為漢語的語言印記和秩序，成為語言本身的記憶，這就是興亡的漢語記憶。無疑，它也持續地塑造着特定的漢語情感。這種對歷史命運無法擺脱無可奈何的情感，對那些懷抱家國責任的士大夫和文人，這類高度敏感的心靈來説，難以説明，難以釋懷，亦難以抑制，興亡的代價巨大而無法承擔，而不得不承擔，興亡的心靈創傷慘痛難以忍受，而不得不忍受。
《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紅樓夢》有一個令人費猜卻又不言而喻的事實，故事的主場位於京都，而四大家族的根基卻在金陵，大觀園的女兒也是金陵十二釵，而非京都十二釵。人們自然可以曹雪芹家族史來解釋，但這個理由太過單薄，因為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在興亡的漢語記憶中，有兩篇經典文獻對領會《紅樓夢》有特別的意義，這就是庾信的《哀江南賦》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哀江南賦》從金陵寫起，實際上也結束於金陵：“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梁朝之覆滅，在庾信看來，要歸因於梁宗室內部殘酷爭鬥和自相殘殺。《紅樓夢》七十四回探春痛斥那羣抄家者説，“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這就對上了《哀江南賦》的主旨。《桃花扇》有兩條纏繞在一起的線索，愛情與南明皇朝的內部傾軋，不僅將領之間相互殘殺，士大夫之間也你死我活地惡鬥。他們彼此之間的仇恨甚至超過了對李自成和張獻忠集團，對清兵的仇恨。探春在七十五回又説，“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象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雖然有家族內鬥與國家內爭的不同，但道理卻是一樣的。這自然也包括在冷子興所説的“內囊卻也盡上來了”，而子孫則“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的範圍內。在興亡的漢語記憶中，國破家亡總是連在一起。《桃花扇》續四十出《餘韻》中，南曲名家蘇崑生編唱了一套北曲《哀江南》，以描述金陵兵燹之後的殘破荒涼，終曲裏這麼幾句唱詞或是人所共知的：“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與《紅樓夢》的“忽喇喇似大廈傾”而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相比，孰更沉痛？若非親歷，“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蘇崑生何以要“放悲聲唱到老”？
《紅樓夢》套曲的終曲《飛鳥各投林》與《桃花扇》的終曲至少在興亡的漢語記憶上藴含了對應關係。《桃花扇》1708年刊出初版，隨即在北京等地上演。吳梅在《顧曲麈談·談曲》中記載，“康熙皇帝喜歡看《桃花扇》的演出，毎看到《設朝》、《選優》等出，就皺眉頓足説，‘宏光宏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viii]據推算，曹雪芹生辰最早當在1715年，約15歲左右隨家遷居北京，象他這樣一位精通戲劇的人，對那時風靡一時的《桃花扇》，即便沒有看過演出，也一定熟讀過劇本。兩者興亡情感和記憶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哀江南賦》反省和悲嘆國家衰亡與個人和家族命運的連帶，《桃花扇》講述政治傾軋、國家滅亡與男女情愛的纏結，而《紅樓夢》則彷彿單單講述在家族興亡與男女情愛關係。江南和金陵成了漢語興亡記憶的核心元素，江南為這三者的興亡之地，而金陵則成了所有失意、失志和失敗人的最終歸宿，“哭向金陵事更哀”。
王博：《入世與離塵》（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入世與離塵》最後為白茫茫大地提示了某種可能的積極出路，因為真乾淨，所以就有了建設更好的世界——這已不限於一個家族，實在有關國家民族——的地基（頁266），而悲劇或使得人更加強大。這是《紅樓夢》延續下去的更高一層的夢，可綜合而謂紅樓形而上之夢。2020年7月26日凌晨寫定於北京褐石園聽風閣
註釋：
[i]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第2頁。
[ii]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第2-3頁。
[iii]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第5頁。
[iv]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第24頁。
[v]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第24頁。
[vi]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74頁。
[vii]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74頁。
[viii]轉引自《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84頁。
本文首發於《紅樓夢學刊》2020年06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