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 王金輝
衚衕長大的我已經76歲了。樓羣裏，小孩兒都“爺爺”“爺爺”地叫我。儘管也答應，卻總覺得缺情分，少東西，和我生長的衚衕年代沒法比——衚衕街鄰間的真與誠，親與近，只有確實在其中浸潤過的人才會理解。
東受碌街衚衕在東城的東南角，靠着城牆邊兒。因為大畫家徐悲鴻居住過，後成立了紀念館，參觀者絡繹不絕，直到1967年遷走。這衚衕在北京算有名的，但為什麼叫“東受碌”？我到現在也不太明白。
我要講的，是衚衕裏的鄰里，發小，那個年代對長輩的稱謂。雖然久遠，卻像夜晩衚衕裏的叫賣聲，透着親切，彷彿滲在了骨子裏。
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女士，父輩都稱為徐太太，小輩兒則稱為伯母。每逢春節，徐太太和副館長白大爺總會給鄰居們拜年，還給我們這些孩子紅包，謝謝大家對紀念館的愛護。我們半大不大正是淘氣年齡，棗熟的時候還免不了偷棗吃。白大爺總裝看不見，只是經常囑咐我們，要愛護紀念館。
我父親是東城區的人大代表，從1954年第一屆一直當到1966年的第五屆，街道、公社（社區）很多事他都要管，街鄰一般稱我父親“韓大哥”（因為家境和文化不夠先生二字，歲數又不夠大爺輩）。
我家後院，是有名的大教授孫仁和先生的家，半西式的院落，沒有四合院的規矩，卻有庭院的深和美。每次蒸窩頭白薯，母親都要喊我給孫太太送過去兩個請孫先生品嚐，因為他們祖籍浙江，孫太太曾是富家小姐，燕京大學畢業。孫先生的兒子宏華和益蘭常會跑到我家，嘴裏韓大媽叫着，催我快給他們拿白薯。那個年代，孫先生是文人，我家是粗人，但韓大媽和孫太太卻是十分融合的好鄰居。我的名字還是孫先生給起的。
我家對門常家，老家是河北唐山的一户大地主，在城裏有大筆鋪，是四合院的主人。四套四合院連在一起，是衚衕的又一景，户主都有來歷，都稱太太，張太太、韓太太、宗太太。唯有常家男人叫常先生，女主人卻是常大媽——可能，因為常大媽滿嘴唐山話，鄉土味兒濃，讓我們更覺得可親。
我家和常家是最好的鄰里，誰家有事都會幫，父母彼此通和，孩子更是學習、玩鬧在一起。記得1963年春節，我們全家都在常家，一起守夜，五間大北房充滿喜慶。常大媽説：咱倆家訂個親吧，你家小四，和我家小丫，都快中學畢業了，我覺得他倆挺般配。我媽説：那可好，算我們韓家門高攀了……一屋的孩子頓時熱鬧起來，兄妹來回推搡，本來坐在一起的我和小丫都害羞得不行。
那年我考上高中，小丫考上商校。
“文革”時常家被轟回老家，常大媽死於1976年唐山大地震。落實政策後回到北京的常家缺了女主人，常先生顯得蒼老，話也少了。母親為此還大哭一場。孩子們都還好，只是老姐倆的“訂親”話成了過去，我和小丫各自成家有了孩子。再見面相視一笑，沒有初戀卻比初戀還痛。
衚衕中街，翟家，我們這些孩子經常趴在窗户看他們做禮拜，好奇他們嘴裏唱唸的是什麼。院外兩棵老槐樹，守在院門兩旁，一棵筆直挺拔，一棵似大龍俯卧，枝杈伸過街路，到對面白家，五月槐花香時，隨風飄蕩沁人心脾的香味。盛夏，濃密的樹蔭成了我們玩耍乘涼的聚集地，“卧龍”上常常坐着調皮蛋，看着過路的人，不挨兩句罵不肯下來。
過了中街的街心，是一個寬敞的小廣場，那是我們放學踢皮球的地方；女孩子則在衚衕裏跳皮筋、踢毽子。
天擦黑了，當媽的喊孩子的聲音此起彼伏：三兒，該回家了。小燕、三弟……熱鬧的衚衕靜下來，路燈暗光下，偶爾有下夜班的街鄰走過，不時也傳來或遠或近的叫賣聲，那種温沁、祥和，我永生難忘。
衚衕裏打鬧長大的發小，都老了。
劉勇勝1965年高中畢業，成績好也不能上大學，分配至小學任教，卻“成全”他成了全國知名小學——東城區光明小學的校長。
和我一起拍洋畫的劉慶瑩，後來是大連醫學院的教授；常到我家蹭吃的孫宏華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成了影視評論家……而一大幫小我們幾歲的發小，成了知識青年，插隊四面八方……
後來，我們和他們，又紛紛想方設法“遊”回了衚衕……
如今，我記憶裏那個衚衕還有未拆的幾間房，因此衚衕名字還沒有消失。可是那些帶了温暖情懷的曾經，卻是怎麼也回不去了。
“往事越千年”，我的衚衕斷章，是絮語，更是思戀。
（原標題：衚衕斷章）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韓忠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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