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孩子剛上學就要從漢語拼音開始，之後才能一步步的學習漢字。然而，在漢語拼音改革的過程中，斯大林曾經建議中國使用俄文字母。
今天，我們遇到不認識的字，大多查字典，根據漢語拼音，就知道這個字讀啥了。但是，古代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那時沒有漢語拼音。如果要知道這個字咋讀，就要反切的方式拼讀。
什麼是反切呢？基本規則是用兩個漢字相拼給一個字注音，切上字取聲母，切下字取韻母和聲調。舉個例子，比如“孝”字，就是用“呼教”，快讀，就拼成了一個字“孝”。這種記錄文字讀音的方法，最早在漢朝，歷經多個朝代，雖然期間也有變化，但是反切標識漢字的讀音，一隻是社會主流。
如果能夠熟練的運營反切，需要先認識一些字，就如上面的例子。如果想知道“孝”字的讀音，首先你要認識呼字，教字，這兩個字如果你不認識，根本無法知道“孝”字咋讀。
所以，這種方法非常不便利，人們就開始探索，能不能用簡單的字母來記錄漢字讀音。
如何為漢字注音，中國人一直在會嘗試各種辦法。
明清時期，意大利人利瑪竇和羅明堅編的《葡漢辭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 16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1847年英國駐中國外交官密迪樂等也先後編制了漢字拼音方案，各具特色。其中大多數拼寫的都是南京官話，而在清朝中期後，北京話成為官話，這些方案也即失去作用。
結合以上成果，英國人威妥瑪在1886年創制了較為完備的“威氏拼音”，準確記錄了北京官話口語。此後在郵政電信、海外圖書館中文藏書編目、外交護照上的中文人名等處，都長期使用“威氏拼音”，成為漢字的統一標註方案。很多“威氏拼音”的拼法沿用至今，如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茅台Moutai等。
此後，中國學者，比如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林語堂、瞿秋白等等都紛紛研究漢字注音問題。
當時，有這樣一種傾向，人們認為漢字太難寫，很多學了漢字三四年的人，還不能流利的讀完一本書，建議取消漢字，而用拉丁字母拼讀，就如今天的英語一樣，很容易學習。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亞子、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聯名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稱：“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民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
但是，國人強烈反對，認為漢字是中國的文化精髓，絕對不能扔，應該繼續使用漢字，而不是字母。那麼，當時的國人就開始琢磨着，用那種方式記錄漢字注音。
當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首領的斯大林曾説，漢字太難認，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後來，斯大林對郭沫若説：“我們蘇聯的兒童，只要學習三個禮拜，學會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夠看書，你們的情形怎樣？”郭沫若回答道：“我們不行。往往學了三年還不能夠看書呢。漢字學起來的確是有困難的。”
用什麼字母做漢字拼音呢？斯大林建議用俄文字母，也就是現在的斯拉夫語系。他的理由是，社會陣營在擴大，應該同蘇聯結為“文字同盟”，改成俄文字母，也就是後來所謂的“斯拉夫字母化”。這樣便於社會主義陣營相互之間溝通，不應該用拉丁字母。
根據當時的情況，應用拉丁字母的人要比使用俄文字母的人多出很多，國人對於斯大林的建議，很不贊同。1953年，斯大林死去，中國決定使用拉丁字母設計的拼音方案。
此時，被譽為中國“漢語拼音之父”的週週有光出版了《漢語拼音方案》，明確提出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對於“漢語拼音之父”的這個稱謂，周有光是不愛聽的，他人自己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漢語拼音方案的。因為在1949年前，已有“威氏拼音”“國語羅馬字”等多套成熟的拉丁字母注音法可供借鑑。
1958年，國家公佈了《漢語拼音方案》，一直使用至今。 【參考資料：《漢語拼音方案》、北京晚報《周有光為何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
（每日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