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景南：真正的王陽明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
作為國內朱子學、陽明學研究的大家，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束景南幾十年如一日，在浩瀚史料的字字爬梳考證中，還原一個真正的王陽明。
他的逾百萬字的《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將王陽明還“聖”為“人”、將陽明心學還“玄學”為“實學”。
一切憑材料説話
一切據事實立論
上書房：在眾多古代思想家中，王陽明是不是遭人誤解最多的哲學家？
束景南：500年來，在哲學舞台上，王陽明時而被“捧上九天”，時而又“跌落聖壇”。特別是近代以來，陽明研究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的時代變遷，留下了很多難解的誤説、疑團和空白，成為明代思想史上的最大公案。
造成這一思想史研究上的大起大落景象，主要原因還是人們看問題的方式出了毛病，習慣於“好的就全好，壞的就全壞”，形成了一種偏執、偏激的思維方法。我們應該好好反思這種思維慣性與惰性。
事實上，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不是隨心所欲的解讀與詮釋，而是一個不斷向歷史真實貼近的認識過程，誰也沒有權利説自己達到了對歷史的終結詮釋或永恆定見。在研究王陽明的時候，我就常常警醒自己：一切憑材料説話，一切據事實立論。要求真、求實、求是，通過破解種種錯案、疑案、迷案、懸案，來重新認識王陽明其人其事其思想。
上書房：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對王陽明產生興趣的？
束景南：這就要講到上世紀60年代，我在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了。1963年的春天，一次我去逛夫子廟，意外在舊書攤上購得一部《陽明全書》。雖然不怎麼看得懂，卻經常去翻看、思考。這本書一直伴隨我度過了後來的10年鄉村教師生涯。
1978年，我走出中學教書匠的小天地，進入復旦大學學習古代文學。我的導師蔣天樞先生，是陳寅恪先生最器重的弟子。陳寅恪先生的文集是由他整理編訂的，而且蔣天樞先生還為陳寅恪先生寫了一本編年事輯。我後來寫年譜，就是從他這裏得到的啓發。
一次，蔣天樞先生特意拿出《柳如是別傳》的手稿給我看。我看後頓覺眼界大開。現在有很多人熱衷於寫帝王將相、皇后貴妃的“大人物”，搬弄戲説宮廷鬥法、后妃爭寵，認為關注小人物沒有價值、沒有趣味。這是錯誤的。須知歷史是由一個個小人物創造的，寫歷史不能無視小人物。
陳寅恪先生給柳如是寫一部80萬字的傳記，實際上就是通過寫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的命運，來反映一個天崩地裂的大時代。這是一部何其偉大、震撼人心的作品。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不就是這樣寫的嗎？當時，我就暗下決心要給王陽明立傳。
束景南 著
上書房：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您率先寫出的是《朱子大傳》。
束景南：宋明理學文化是一氣貫通的。研究王陽明，給王陽明寫一本思想大傳，必須先研究朱熹、研究程朱理學。這是一個大前提、大基礎。所以，我研究生畢業後，就着手開始對朱子學的研究。寫出《朱子大傳》《朱熹年譜》等著作後，便水到渠成地轉入對王陽明的研究。
坦率地講，我研究王陽明，一個重要的參照是把他的思想同朱熹的思想進行比較，而不是把王陽明與朱熹對立起來。儒家心性論思想本就是一個解決“人心”與“人性”問題的道德哲學體系。如果説朱熹“性即理”的性學主要是解決人性問題，那麼陽明“心即理”的心學就主要解決人心問題。他們兩人舉起“復性”與“復心”的兩面人本旗幟，在儒學思想體系內部構成互補共進的關係。
剖析複雜靈魂和心態
避免主觀推演與詮釋
上書房：這兩年出了不少有關陽明思想的書，您的這部大傳有什麼不一樣？
束景南：我在《陽明大傳》中，把“引論”稱為“21世紀新陽明學宣言”，意思是説鑑於21世紀以來王陽明的逸詩、逸文與相關資料有大量新發現，對陽明生平行事與經歷有大量新考定，對陽明心學思想有了更深層的新認識，需要提升對陽明學的研究，對王陽明及其心學作全新的探討，建構21世紀的新陽明學。
我始終認為，思想傳記的著作應該是一把靈魂的解剖刀，就是要剖析複雜的靈魂、複雜的個性、複雜的心態、複雜的思想，遠離主觀推演與詮釋，避免把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抽象成為空洞的象徵符號。既有“古典”的研究方法往往把活的文化個性、文化心理“過濾”為一般的哲學原理、人生信條與政治原則，這是由具體上升為邏輯的抽象。我的研究則致力於把一個時代的哲學意識、人生信條和政治追求“還原”為現實的活的文化個性、文化心態，這是由抽象上升為歷史的具體。
上書房：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您特意作了哪些準備？
束景南：確實，這需要具備宏大開闊的文化視野與堅實的歷史敍事能力。
為了彌補不足、拓展思路，我一方面重讀了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另一方面選讀了西方大家寫的各類思想傳記，如蒙克的《維特根斯坦傳》《羅素傳》、庫恩的《康德傳》、艾爾曼的《奧斯卡·王爾德傳》、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查德森的《畢加索傳》等。我甚至還重讀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與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學習他們塑造靈魂與形象的歷史敍事能力。
這些細緻入微解剖靈魂的傳記體著作，幫助我跳出空泛敍事、真偽莫辨的傳統紀傳體寫作模式，盡力寫出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王陽明。
束景南：我給王陽明寫思想傳記，一開始需直面三個挑戰：一是有關王陽明的資料很少，二是在總量很少的資料中還有很多錯誤，三是不少有關王陽明的傳統説法存在很多錯謬。要避免重複前人的説法、謬誤，一定要大量挖掘新資料，要不憚繁難、全面查找，蛛絲馬跡都不能放過。這一查找、開拓資料的過程整整花了10年時間，先是寫出《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和《王陽明年譜長編》，然後才動筆寫《陽明大傳》。
寫《陽明大傳》，最難寫的是他的早年時光與經歷。王陽明30歲之前，幾乎沒有留下什麼一手資料。怎麼辦？唯有從開拓原始資料入手，從查明代的資料起步，一直查到清代，查到近代，查到當代。那段時間，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浙大圖書館古籍室裏手抄謄寫各種文獻資料，晚上回到家再進行梳理、考證，去取在我，化為我用。
除了明人的別集、總集外，地方誌和佛經道藏裏也有不少關於王陽明的資料。同時，通過研究書畫作品上的題詩、批註、跋文等，也可以找到不少王陽明的逸詩、逸文或相關證據。窮年累月地查抄、考證資料，是做學問的笨功夫，是我從陳寅恪先生那裏學來的。
束景南：笨功夫還需要成為硬招式，一個前提就是最好能做到文史哲融會貫通，具備堅實的理論思辨能力。只有這樣，才能駕馭海量材料，才能遊心其中、超越其外，進而偵破疑案、破解誤説。
比如，我把弘治十八年定為王陽明崇信陳白沙之學、走上心學之路的思想轉型之年，把正德十四年定為他的“良知之悟”之年，還揭明王陽明在“大禮議”中的真實立場和看法，揭開他在天泉證道會上發“王門八句教”的真相，等等。這些都是在辨析新資料、考證大量史實基礎上探索得到的新認識，糾正了歷來的誤説、錯案。
從九華山茅山到泰山
衝破佛道與官學迷霧
上書房：在致良知的道路上，王陽明具體面臨了哪些挑戰？
束景南：人心的向善，人心的復明，人心的救贖，人心的復歸，是一個千百年來困擾人類進化發展的話題，也激發王陽明一生都在求索沉淪異化之心的光明覆歸之路。
在早年的“前心學”思想時期，王陽明的探索有進退反覆、困惑迷茫，有迷途歧路、彷徨顧反。但從遊九華山的“禪路”、遊茅山的“仙路”到遊泰山的“儒路”，他最終衝破了佛道與程朱官學的迷霧，迴歸孔孟儒學，踏上了心學之路。孔廟豎立的《泰山高》詩碑，成為陽明迴歸孔孟儒學的覺醒之碑。接着，在心學之路的探索上，他日進日新，留下了一個又一個自我心悟的足跡，最終登上良知心學的巔峯。
陽明心學思想發展上的這些心悟，歷來受到很多人的關注。但有好事者有意無意地把陽明心悟神秘化，越説越玄。其實，所謂心悟並不玄虛神秘。它不過是人在經過長期思考後，剎那間生髮領悟到的一種新認識、新感知，是新認識對舊認識、新感知對舊感知的超越，這是人在認識過程中常常發生的認知飛躍現象。我們千萬不要被外在的神秘形式遮蔽了具體的理性內藴。
束景南：在陽明一生中，其實不是隻有一個“龍場之悟”。他在心學認識的進程中發生過大大小小的心悟，它們都是瞭解其心學思想演進的關節點。其中，最關鍵的有四次，即弘治十八年的“心學之悟”、正德四年的“龍場之悟”、正德十四年的“良知之悟”、嘉靖六年的“天泉之悟”，這在我的書中都有專章論述。
説到“龍場之悟”，至今還有人認為“龍場之悟”就是“良知之悟”。實際上，根據陽明的自述，“龍場之悟”是“悟朱學之非，覺陸學之是”。在此悟的基礎上，王陽明以一種更恢宏的文化視野來比較朱陸之學的異同，寫出了三部“是陸非朱”的心學著作：
一個是重新審視朱熹的五經註疏之説，發覺朱熹煩瑣訓詁註解之誤，寫出了《五經臆説》。
二是重新審視朱熹《大學》定本及《大學章句》，自定《大學》古本，確立“格物即正心”的宗旨，寫出了《大學古本傍釋》。
三是重新審視朱熹的全部著作，發覺朱熹的早年之説與晚年之説全然不同，認為晚年朱熹的思想轉向了陸學（心學），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朱子晚年定論》。
嚴格來説，“龍場之悟”是一個本體工夫論心學體系之悟。這種本體工夫論心學，就是在本體論上講“心理合一”、在工夫論上講“知行合一”，而沒有大悟良知與致良知。但可以説，它直接開啓了通往良知與致良知心學的通道。
04
超越憂君憂國憂民
升至憂人憂心憂道
上書房：近年來的陽明熱中，還有哪些需要批駁的不良傾向？
束景南：當前，陽明學成為傳統文化研究的熱點，王陽明也得到了較為公允的評價，確實令人歡欣鼓舞。但在這一股熱潮中，有些研究者喜歡講大話、講空話，出現了神化王陽明、庸俗化陽明學等苗頭。
神化王陽明，就是把他説成什麼“第一完人”“神奇聖人”，把陽明學説成什麼“驚天動地的大學問”，好像掌握了它，就能夠使“心力”無限強大，辦成所有的事。其實，陽明心學是一種解決人自身問題的人本學，是傳統儒家固有的充滿實踐理性張力的心性道德論思想體系。它旨在解決人心的善惡、道德修養問題，而絕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事功學、成功學，更不是神通廣大的神學、宗教學。
庸俗化陽明學，表現為不去理解、認識陽明心學的人文精神，而把它當成一個神秘符號或者説偶像來祭拜、供奉，甚至要人跪在陽明像和《傳習錄》前面懺悔、自訴罪愆，甚至搞祭祀大典，叫大家一味拜聖、讀典、背經。這些庸俗化陽明學的做法，事實上已經把陽明心學降低為一種迷信了。
還有一種把陽明心學破碎化、隨意詮釋的不良傾向，不是整體上把握陽明心學體系，而是隨意從《王陽明全集》裏找出一兩句話、一兩個故事來肆意發揮，講一些不着邊際、不切實際的大話。
舉個例子，陽明心學講的“心”是指什麼？好像很多人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首要問題。中國傳統思想説的“心”本就是一個模糊的哲學概念，不同的思想流派、思想家都有不同的解説。其實，王陽明對自己的這個“心”有明確的解説。他認為，“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現代哲學話語來説，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現在有些學者沒有搞清楚王陽明是怎麼解釋“心”的，就把自己的認識、自己的觀點強加給王陽明。這樣的主觀詮釋，是學術研究的大忌。
春節前夕，我看到一篇文章，認為王陽明説的“心”就是弦。什麼是弦？作者解釋，弦是宇宙物質的最小的單位，將物質無限分割到最後，就是弦。弦的震動，就產生了粒子，產生了物質和能量。推而廣之，心的震動就產生了一切。這樣的文章，我實在是看不懂。所謂弦理論，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實證，也沒有被科學界所認可，還只是一種假説。用這種假説的自然理論來解釋陽明心學，不是一種標題黨行為嗎？
上書房：把陽明心學貼上唯心論標籤，是否也是標題黨？
束景南：應該看到，王陽明的心學超越了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講精神與物質合一、思維與存在合一、主體與客體合一的哲學體系。所以，我在《陽明大傳》中明確提出，王陽明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觀念論（唯心論）的視域，轉向了更本真的存在論的終極人文思考。
進一步來看，王陽明的心學哲學體系具有強烈的實踐精神，貫穿“知行合一”的實踐方法論與工夫論。一方面，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強調言行一致，説了要做，知了要行，認識了要實踐，知行要統一；另一方面，強調行完善知，實踐提升認知，實踐出真知，真行出真知，也就是他説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以及“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從這一認識出發，我把陽明心學界定為致良知、復心體的心本哲學體系。它超越了傳統儒家士大夫憂君、憂國、憂民的境界，而上升到憂人、憂心、憂道的終極人文關懷。
束景南教授研究領域廣闊，他從事文史哲多學科的研究。1968年至1978年一段時間，他從事文學創作，發表文學作品。1978年以後，他主要從事文學、哲學、美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