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是中國國家博物館重要的藏品門類，不僅有後母戊方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盤等國之重器在此得以收藏、研究、展示，近年來國家博物館還陸續推出了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青銅器展覽，受到廣大公眾的歡迎。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26日至27日，“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論壇”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邀請國內外重量級研究學者齊聚一堂，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論壇上，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編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青銅器卷（西周）》發佈，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丁鵬勃與朱鳳瀚教授共同為新書揭幕。
為及時與大家分享各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此特整理出各位學者在此次論壇上所提交的論文摘要，歡迎大家關注。請看第一輯
摘要分享·【第一輯】
9月26日 上午
第一場 論壇主旨發言
主持人：陳建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棗樹林曾侯編鐘與葉家山曾侯墓
朱鳳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論文對湖北隨州棗樹林曾侯編鐘銘文做了初步分析，重點討論了銘文所涉及的西周早期南宮氏奉王命“建於南土”及封於曾的實況，並由此聯繫葉家山墓地，對幾座大墓，特別是M111出土青銅器所反映的墓葬年代與墓主人身份再作探討。
商周銅器分類的再認識
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器物分類，功用最重要。研究功用，自名很重要。尊彝是祭器通名。
食器分肉食器和飯食器。前者包括鼎、鬲、豆，鼎、鬲屬煮肉器，豆屬盛肉器。後者包括甗、簋、盨、瑚、簠。甗屬蒸飯器，其他屬盛飯器。重點討論鼎類的鑐，以及簋與盨、瑚與簠的關係。
酒器分縮酒器、温酒器、酌酒器、飲酒器、盛酒器。同即俗稱的“觚”和“觚形尊”，屬縮酒器。三足爵與俗稱的“角”“斝”可能是同類，屬温酒器。飲壺（也叫飲鑵）即俗稱的“觶”。“觶”，東周自名“耑”。勺形爵屬酌酒器。杯屬飲酒器。壺、罍屬盛酒器。俗稱的“卣”“方彝”“觥”亦屬盛酒器。“尊”分三類：“罍形尊”“觚形尊”“觶形尊”，應分歸罍、同、飲壺。俗稱的“卣”是提樑壺。俗稱的“方彝”可能是一種方形的壺、罍。俗稱的“觥”是酒器中類似匜的器物。重點討論祼、贊和兩種爵字在古文字中的不同，指出今爵字是來源於勺形爵。
水器分盥器、沫器、浴器。盤、匜、盉、鎣屬盥器，與洗手有關；盤、鑑屬沫器，與洗臉、洗髮有關，大者可當澡盆。浴鼎（也叫湯鼎）、浴缶屬浴器，是用來盛煮洗澡水。
鳥獸尊，多以為酒器，未必，有些是食器。
二里岡文化時期青銅器的禮器特質——以盤龍城的材料為例
張昌平（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陳麗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古代中國青銅器多是用作禮器、以表達等級為內在特質，並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成熟的器用制度，成為早期國家社會階層的物化標識。不過，青銅禮器表達社會等級的外在形式，有一個走向成熟的過程。觀察這樣的過程，是研究器用方式的演進、揭示早期國家禮制形成的重要視角。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器開始有了規模化生產，青銅器生產的水準體現在容器、牌飾等形制與技術複雜的貴重青銅器上，而這些青銅器的實用性則不是追求的重點。同時，貴重青銅器還專門出現在高等級墓葬中，青銅器作為禮器的特質開始顯現（二里頭青銅容器墓葬列表）。不過，這一時期青銅器器類單調，製作上幾乎是光素無紋，且往往是以單件的形式出現，作為禮器的青銅器還處於發展的初始階段。二里岡文化晚期，青銅器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器物的數量和類別大大增加，器表的裝飾性和觀感加強。那麼，作為禮器，是如何表達社會等級的？
組合。觚、爵、斝為形式的組合形成，並以不同套數的組合標識等級高低；
數量。數量的多寡、組合的複雜程度標識等級的高低；
體量。以鼎為代表，體量的大小標識等級的高低；
裝飾。不同紋飾重要程度不同，並表現在等級中。
總的看來，二里岡文化晚期青銅器以組合方式、數量與體量、裝飾等形式，表達禮器擁有者的社會地位。這樣的形式，也基本就是西周中晚期器用制度成熟期的方式。這説明二里岡文化晚期青銅禮器的外在表達形式基本成形，青銅器作為社會最重要禮器的地位，已經形成。
青銅銘文鑄寫的曾世家——兼及《華章重現——曾世家文物特展》介紹
方勤（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翟扶文（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
名不見經傳的曾國，是幾代考古學人用手鏟一點點揭露的，出土的青銅器和銘文是撰寫曾國曆史的關鍵。依據曾國考古以及青銅器的分期，通過不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因素和青銅器銘文所顯示的歷史文化信息，幾代學者逐步構建起曾國的歷史與文化。在這個框架下，不見於文獻記載的曾國曆史呈現在大眾面前：曾國早期的考古文化因素和青銅器風格有濃烈的“左右文武”的周王朝文化面貌，同時又融合了部分地方特色；至春秋早期，楚文化風格漸顯，到春秋中期已經可以看出非常強烈的楚文化青銅器影響；在春秋晚期，曾國進入“左右楚王”時期，逐步轉變以楚文化風格為主體，只保留了少量自身文化因素。以此考古研究成果為基礎，湖北省博物館推出的《華章重現——曾世家文物特展》是考古發掘、研究成果和展示利用的探索案例。
關中與晉西和晉南的商代南方風格青銅器——兼由青銅器鑄地與擴散論商代青銅器生產
蘇榮譽（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近些年的青銅器研究，可以確定南方風格青銅器的若干風格和工藝特點，二者互為表裏，與中原早商和晚商青銅器明顯不同，進而推論南方風格青銅器的年代多屬中商時期，對安陽殷墟的青銅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基於對南方風格青銅器鑄造工藝和風格因素的認識，辨識出關中和晉西、晉南諸地出土的若干青銅器屬於南方風格器，對它們逐一進行討論，豐富了對南方青銅器的認識，指出它們應是鑄造於長江流域而傳入這些地區的，進而再討論它們的年代和傳播關係。南方風格青銅器是研究青銅器的地方風格、鑄地和傳播的重要實例，本文也隨之討論商代青銅器的鑄地、擴散問題，並對商代青銅器的生產性質試作探討。
9月26日 下午
第二場
主持人：蘇榮譽（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青銅器卷·西周》一書的編撰收穫
田率（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青銅器卷·西周》共收入青銅器164組，作者在撰寫過程中，獲得了一些創見和新識：以利簋銘文為中心，審視王號生稱死諡的問題，認為在製作銘文時，作器者追述以往事件中存在着先王與時王共同參加的情形，所以才會出現既有先王諡號又有王稱的現象；天亡簋銘“王降，亡爵、退、”一句涉及三種賞賜物；宜侯夨簋銘中的“鬯”是以黑黍為原料並加入䒗輿再加工製成的香酒；師酉器、師詢器的時代以及師酉、師詢父子任仕情況做了分析；對以往著錄中有關旅鼎的流傳經過進行了梳理辨析。
中國國家博物館銅鏡收藏與研究
霍宏偉（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銅鏡數量巨大，種類豐富。國博銅鏡的收藏曆史已有百年之久，主要包括三個重要階段。該館銅鏡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開始時間較早，有關銅鏡的研究成果豐碩，令人矚目，文中對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歸納。國博館藏銅鏡特點明顯，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時代蟬聯，自成體系；二是發掘品精，工藝上乘；三是題材廣泛，形制多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兩次大規模的文物調撥，集中了一批源於全國各地的銅鏡考古發掘品、出土品佳作，匯聚了中國古代銅鏡的精華，體現出古代制鏡技術的最高水平。
虢季子白盤年代再議
韓巍（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國博所藏青銅重器虢季子白盤的製作年代，學界一般定於宣王十二年，雖曾有少數學者提出不同意見，但並未引起重視。本文根據虢盤銘文的文體、字體、書風等因素，指出其年代不可能早到宣王時。再結合《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以及清華簡《系年》等新出土資料，認定虢盤銘文中的“王”應為西周滅亡後“二王並立”時期的“攜王”。由此出發，對於兩週之際的政局變遷、銅器斷代及考古年代學等問題將會有全新的認識。
鳥獸紋管銎戈溯源
陳鵬宇（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
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春秋晚期的鳥獸紋管銎戈（文物帳名稱分別為“虎鳥紋戈”、“錯金鳥獸紋戈”、“邗王是野戈”），皆為楊寧史舊藏，可能皆是出自山西，形制比較特殊。本文系聯了與之類似的16件標本，以及形制相關的11件鳥獸紋管銎斧，認為這種管銎戈是由鳥獸紋管銎斧演變而來，其形制體現了域外文化因素。進一步溯源，其早期形態應該是公元前8-6世紀流行於南西伯利亞、圖瓦、阿爾泰等地區的管銎啄（根據刃部形態不同，亦有“鶴嘴斧”“鶴嘴鋤”等不同的稱呼）。結合圖像資料可以證明，這種武器就是希羅多德《歷史》中提到的、草原遊牧民族薩卡/斯基泰人的傳統兵器“sagaris”。而吐刃造型和管銎上的動物形象則源自西亞。綜合考慮，源自西亞的吐刃造型、管銎動物紋飾與歐亞草原上流行的武器“sagaris”結合，形成了早期的鳥獸紋管銎斧類器物；該器類傳入我國後受到中原傳統的影響，從而出現了鳥獸紋管銎戈。由此本文探討了公元前5世紀東西亞之間的文化傳播路徑：西亞—歐亞草原—中國新疆—中國北方及中原。
説“礤”
熊長雲（故宮博物院館員）
一種正面具有密集乳釘、中有鏤空的獸首方形牌飾，在傳世品及考古發掘中屢見不鮮，但此器究竟用途為何，千百年來聚訟紛紜。目前已有厭勝錢、馬刷、銼、㼽、磨姜器、牌飾等多種觀點，然而多數觀點均限於推測，故迄今為止尚未達成共識。通過對傳世與考古發現的相關器物重新進行梳理，可知這種牌飾的共同特點有二，一是器身均具有密集乳釘狀突起，二是絕大多數器物均有鏤空。在考察相關文物後，發現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類似器物與之契合。根據傳世文獻及今天嶺南地區對類似器物的稱謂，我們將這種器物定名為“礤”。礤是人們磨治香料、食物或藥材的工具，屬於研磨器的一種。
上海博物館藏籧戈初探
韋心瀅（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上海博物館藏籧戈未經著錄，為1979年孫鼎先生之遺贈。籧戈為長直窄援、弧形尖鋒無折角、有脊，鋒略寬於援身，上出闌下不出闌，短胡二穿，直內無刃、內上有一橫穿，其年代約在春秋晚期、戰國早期之際。本戈胡上鑄銘兩行9字，銘文隸定釋讀為：“句豆（宛）子籧之造戈”。藉由本戈銘文字詞的隸定考釋，提出“句豆”為複合氏名的看法，並進一步探討春秋戰國時期複合氏名的存在與使用例。另對以地為氏之“（宛）”地理位置進行歸納分析，結合器型學的認識與判斷，得出本戈屬於楚系兵器的看法。最後，總結金文中“複合氏名+子+私名”的特殊自稱，不僅具有時代特徵，同時亦為流行於江淮地區，獨具地方特色的用語。
説觚爵組合
嚴志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商代墓葬所見銅器組合以觚爵組合為核心，經常是一觚一爵，或其倍數組合。這種觚爵組合在西周以後漸漸衰落而不見。這似乎已成學界共識與常識。但據現在的一些材料來看，其實延至東周時期，觚爵的組合還是存在的。爵的發展有兩系：其一是三足爵，由二里頭文化延至西周早期。其二是勺形爵，由西周中期而至東周。觚自名為同，西周中期的杯、觶是觚的變體與替代。漆觚也參與與爵的組合，圓陶片、柄形器能指向考古中不宜發現的漆觚。觚爵的組合使用，從二里頭文化階段起始，延續至戰國時期，一直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酒器器用核心。
兩週時期冀北與遼西地區青銅器的文化要素分析
李剛（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以往研究多認為主要分佈於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結束於春秋中期之前，冀北地區的玉皇廟文化則繁盛於春秋中晚期，從青銅器遺物觀察，二者有若干形制相近的北方文化風格器物。夏家店上層文化所含青銅卧虎牌、卷軀虎形牌、獸形交媾牌、矩形帶飾牌、帶束扣、垂尾聯珠扣、連珠泡、環鳥頭扣、人字墜、人面飾、鈕鈴、盒鈴等，與冀北地區玉皇廟文化中部分青銅器的器用、器形、紋飾母題有相近之處。從分佈更廣闊的北方風格青銅器觀察，上述器物包含了豐富藝術創意和相近的審美取向，在製作工藝和複合材料的裝配方式上也有共通之處，同時又都與中原文化及北方草原有所交流。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地區的共同文化要素進行排比，以分析其在各文化中所佔權重，判定中心地和傳播範圍，進而對相關文化的時空關係再行探討。本文通過器物類型學研究及器羣構成的對比，梳理了兩地青銅文化的相同要素，肯定了兩地文化的共性和發生交流的可能性，並對二者的年代區間做了新的推測。
先秦時期中條山及周邊礦冶活動的興衰（在線發言）
田偉（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銅在先秦時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考古發現表明，我國對銅的開採與利用不晚於仰韶時期，經龍山、二里頭等時期的發展，逐步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青銅器手工業。限於材料，學術界長期以來對銅器鑄造研究較多，而對銅料來源關注不夠。鄰近河洛地區的中條山，因藴藏着豐富的銅礦資源，被不少學者推定為三代王朝重要的銅料來源地。但因缺少正式的考古工作，導致這一觀點長期處於猜想狀態，未能得到實物證實。近年來，中國國家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學等單位在中條山及周邊地區開展了多次有針對性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為研究中條山及周邊早期礦冶活動，探索夏商王朝的銅料來源等問題提供了新材料。
本文在系統梳理中條山及周邊地區先秦礦冶遺址的基礎上，論述了中原王朝及諸侯國在不同時期對中條山銅礦的開採與利用情況。作者認為，不晚於龍山時期，中條山的銅礦已得到開採，並實現採、冶分離；二里頭文化時期開始，中條山及周邊地區採、冶銅遺址大幅增加，並在二里崗文化階段達到頂峯。晚商、西周及春秋時期，因地區勢力變化、氧化銅礦接近枯竭等原因，中條山及周邊地區的礦冶生產陷入停滯。戰國時期，中條山地區的礦冶生產雖然再次繁榮，但僅限於向魏國或秦國提供銅料，已經不復昔日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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