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嘉讀書今天
以下文章來源於羣學書院 ，作者羣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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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吳晗（1909-1969）
從1949年開始，吳晗、錢鍾書、費孝通這三位曾經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人生軌跡開始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他們各自選擇的道路，代表了那一代知識分子面對巨大的社會變遷三種截然不同應對策略。而不同人生策略背後展示的，是後科舉時代知識分子羣體的巨大分化。
吳晗的困境
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困境
文 | 羣學君
來源|羣學書院
01
1979年4月，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趁着中美正式建交的東風，派出了一個由十位學者組成的代表團訪問美國，這應該是1949年以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首次正式訪美，在美國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訪問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的學者：錢鍾書和費孝通。
訪問耶魯大學時，受校方委託，余英時教授在家中款待了代表團，他後來回憶了自助餐會上一個細節：
客人們的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他們幾十年來親身經歷的滄桑，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彼此怎樣“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見《林紓的翻譯》） 。默存先生也説了不少動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聞海內外的頭面人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吳晗的事。大概是我問起歷史學家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有人説了一些前因後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費孝通先生説，“你記得嗎？吳晗在一九五七年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無情得很嗎？”（大意如此）問話的神情和口氣明明表示出費先生正是當年受害者之一。費先生則以一絲苦笑默認了他的話。剎那間，大家都不開口了，沒有人願意再繼續追問下去。
那一年距離吳晗去世已經整整十年，他的墓木已拱，卻依然沒有得到平反（中共北京市委推翻原專案組關於吳晗的全部結論，為其平反昭雪，是這一年夏天以後的事了）。
錢鍾書、費孝通那個時候已經年近古稀，他們回首前塵往事，除了像余英時説的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之外，也有惋惜和慨嘆。
在40歲以前，吳晗與錢、費是關係密切的朋友：在清華唸書的時候，吳晗的女朋友袁震和錢鍾書的女朋友楊絳住在同一間宿舍，稱得上閨蜜；1949年，也是因為吳晗的力邀，錢鍾書才舉家北上，回到清華教書。而40年代中後期，從昆明到北平，吳晗和費孝通既是民盟的同志，又是清華的同事，作為抨擊國民黨，嚮往新中國的進步教授，他們是那幾年最叱吒風雲的青年學者。
然而，也正是從1949年開始，三個人的人生軌跡開始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他們各自選擇的道路，代表了那一代知識分子面對巨大的社會變遷三種截然不同的應對策略。而不同人生策略背後揭示的，是後科舉時代知識分子羣體的巨大分化。
其中最慘的是吳晗。
02
吳晗本來是非常有希望成為大學者的，他有天賦，又肯用功，並且他在學術成長的關鍵時期，有幸得到第一流學者的幫助和指導：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等。特別是胡適，如果沒有胡適以自己的聲望之尊，向校長翁文灝和教務長張子高力保，吳晗大概是沒有機會進入清華深造的，他的人生之路將會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當然，胡適也不是老好人，他看準了吳晗確實是一塊可造之材。以後的事實證明，吳晗沒有辜負胡適的厚望，即使在清華那樣藏龍卧虎的地方，他也能迅速脱穎而出。1934年，吳晗剛一畢業，傅斯年就向這個年輕人伸出橄欖枝，希望他到自己領導的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在歷史學界，傅斯年臧否人物的眼界之高是有名的，他能向吳晗示好，説明吳晗的學力在當時主流學術圈是受到認可的。
儘管吳晗還是選擇了留校任教，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清華大學是中國當時學術專業化程度最高的學府，這意味着學術等級制度壁壘森嚴，要想出人頭地，不僅學問要做的好，也要看教育背景（跟今天大學選聘人才看“出身”是一回事）。吳晗不僅沒有留洋的背景，當年連清華也是以工讀生名義考進去的，在這所最“洋氣”的學校裏，吳晗的職業生涯，走得並不順利。
所以幾年以後，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也是考慮到以吳晗這樣的資歷，在清華大學想做教授是不大容易的，才把他聘到雲大做教授。
這種經歷，對吳晗來説當然是一種磨礪，但是也造成他人格上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自尊心特別強，特別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特別“要面子”。抗戰時期，吳晗一度被請到西南聯大去上課，主要原因是錢穆先生離校，教“中國通史”的教員人手不夠，所以請他來“客串”。“中國通史”是公共必修課，上課的人很多，據説有一學年，第一次考試，吳晗就給全班學生打了不及格。這有點像《水滸傳》裏講的，犯人來了先打三百殺威棒，要你嚐點苦頭，知道重視這門課，重視這個老師。不過必須是權威教授才可以耍這個派頭，像周培源先生的物理學必修課，就給學生們吃過這種下馬威，學生們也買賬。可是吳晗那個時候輩分很低，還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教師，這樣做難免讓學生覺得妄自尊大。學生派代表跟吳老師理論，首先檢討自己不夠用功，繼而提出老師的授課方法似乎也可以改進。吳晗竟然一怒之下宣佈罷教，在校園裏引發一場風波。
這個故事是當時西南聯大的學生何兆武説的，在他的回憶錄裏，無論上課還是為人，對吳晗的評價都不高。其實吳晗這麼做，也很好理解，就是太過強烈的自尊心在作祟，作為一位兼課的教師，本來就沒有可資炫耀的教育背景，面對一羣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學生，他當然希望儘快地樹立權威，獲得認可。只是有些時候，欲速則不達。
03
其實對於一個學者來説，有自尊心不是壞事，它可以鞭策自己在學術上不斷奮進，只要有拿得出手的成就，假以時日，吳晗未嘗不能成為那種不怒自威又讓學生心悦誠服的大宗師。
可惜的是，也差不多從40年代中期開始，吳晗慢慢離學術圈越來越遠，離政治圈越來越近，在戰後的那幾年，作為進步教授的代表，吳晗站在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線，成為迎來了他人生第一個高光時刻。作為社會活動家，吳晗的道路越走越寬，但作為學者，他的前途越來越暗淡。
我們可以拿費孝通先生做個對比，在國共內戰那幾年，費孝通也是聲望很高的民主教授，也是最早秘密奔赴西柏坡受到毛、周諸公接見的進步人士，但是費孝通始終沒有丟下他的學問，或者説，費孝通對舊社會的批判和對新中國的期盼，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他的專業論著來體現的。終其一生，費孝通沒有放棄他的學者本色，儘管他晚年做了很大的官（按照新中國的行政制度，費孝通的官階比吳晗要高得多），但對學問的思考和鑽研貫徹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反觀吳晗，從1949年到1969年，他又活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中，他當然有很風光的時候，但是我們大膽揣測，在內心深處，他一定也有糾結、扭曲、不適應。關於他晚年的坎坷，很多作者有過很多詳細的論述，不用贅述，當然最高潮是他在無意之中成為一個更大的歷史悲劇的前奏和犧牲品。
最近十幾年，學術界和讀書界對當代中國歷史人物有過一些反思，有人説吳晗“人生的前後半本，輕重明暗，往復進退，分裂得如有雙重人格”，認為他這是“咎由自取”，錢鍾書去世以後，他在美國的那番話，也常被人們拿來證明吳晗的“活該”。
這麼説，固然可以泄憤，但是對前人並不公平。吳晗的悲劇，更主要的不是他的品行、人格和操守的悲劇（儘管這也值得我們反思），而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悲劇。學者謝泳先生説過，吳晗是令人尊敬的學者，但我們越尊敬他，就越應當從他的悲劇中吸取點什麼。這是中正平和之論，因為我們如果不從外在的制度和社會找到深層原因，那麼對吳晗悲劇的認識就太淺薄了。
04
吳晗的悲劇是什麼？在我看來，其實是一個知識分子有沒有充分的知識、思想和能力儲備，來應對劇烈的社會變遷的問題。
1948年春天，費孝通和吳晗聯袂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開設了一學期的“中國社會結構”課程，這是面向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seminar，圍繞一個核心主題每兩週請一位參與者發言，他們關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階級，再具體點説，就是士紳階層。
後來，費孝通把其中的十幾篇文章結集交給儲安平出版，題為《皇權與紳權》，這部小書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青年學人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種總看法。
其中，費孝通和吳晗分別寫了一篇文章，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費孝通的文章是《論“知識階級”》，吳晗的文章是《論士大夫》。對照在一起讀，就看出來，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的思考比吳晗要平和，也要深刻一些，因為他講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面臨的一個致命的矛盾，也可以説是困境。
這個困境是什麼呢？簡單點説，就是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在傳統中國，科舉制度廢除以前，一個人成為讀書人和成為走上仕途，是同一個過程。當然有人讀書就是為了精神滿足，從來不考慮幹祿一途，但這是很少數。大多數人，讀書的目的就是做官。反過來説，國家的制度設計，教育學生和選拔官員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
所以在漫長的科舉時代，讀書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因為他們是“道統”和“政統”的合一：既因為掌握知識，而成為“天道”（也就是核心價值觀）的控制者，也因為從考取最低層次的功名開始就進入預備幹部的蓄水池，而成為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儘管最後能做上官還是少數，但是作為一個羣體，他們是“四民之首”，是整個社會最受尊敬的階級，他們説的話是有分量的，是有威嚴的。
但是科舉制度廢除以後，整個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軍事強人憑着槍桿子，經濟強人憑着錢袋子，地位猛然提高，都成為社會里最有權威的羣體（當然未必收到相應的尊重）；另一方面，讀書人受教育的過程和選拔官員的過程也分割開了，讀書是讀書，做官是做官，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回事。無論在精神世界還是現實生活中，讀書人的地位斷崖式下跌。最慘的時候，“九儒十丐”，幾乎到了社會最底層。
但是，畢竟幾千年來，知識分子是站在社會領導者的位子上的，他們把受到尊敬、受到認可，説話有分量、有人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那麼，在新的社會結構下，還想回到從前那種地位，該怎麼辦呢？最便捷的方法，還是做官。所以我們看到，除了像錢鍾書這樣帶着“出世”態度冷眼紅塵的隱士外，吳晗和費孝通內心裏，都希望通過做官，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當然，讀一讀費孝通先生晚年的回憶錄就會知道，他們那一代人做官，真的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胸懷天下，是真的為天下生民着想，是想着建功立業，這是一種很寶貴的士大夫情懷。
但是，在吳晗那裏我們看到，問題來了。在現代社會，做學問和做官的邏輯已經不一樣了，官場自有它運作的規則，作為一個政治家，更需要的是妥協轉圜，是折衝樽俎，這沒有誰對誰錯誰善誰惡的問題，而是説行政制度需要的那種實用主義的策略和手段，是大多數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不具備的。
吳晗就是這樣，他越想跟上政治的節奏，就被拋棄的越遠，最終萬劫不復。
而在“道統”和“政統”兩分的現代社會，如何既堅持舉起人類共同價值理念的大旗，又能夠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靈活運用，巧妙迴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因而也值得反思和改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