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評論｜反對“動物盲盒”病態文化，細化活物寄遞法律規範

蔣璟璟

近日，有動物組織舉報稱，成都一快遞點的貨車裝了滿滿一車廂的貓狗準備運往外地。志願者在貨車內共發現160多隻小貓小狗，已經有4只死亡。這起“動物盲盒”事件不斷髮酵。目前，涉事的中通快遞已經做出道歉，相應網點暫停快遞攬收業務，全面自查，並配合相關部門調查。成都市郵政管理局辦公室值班人員表示，目前已介入處置此事，正在調查“運送活體動物”一事的相關細節。（澎湃新聞）

“寵物盲盒”，以動物的生命為賭注，迎合着一種畸形的獵奇與“博彩”欲。此等灰色的買賣，可謂到了背離人性、麻木不仁之地步。一場雨夜的“生死大救援”，救下了160多隻小貓小狗。而在個案背後，我們簡直不敢想象，此類生意的市場規模到底有多大、為害到底有多深？

在萬物皆可盲盒的躁動空氣下，太多人“賭性”大發，太多商家投其所好、推波助瀾。越玩越“嗨”、越賭越大，所謂的“寵物盲盒”也就應運而生了。這背後的道理並不難理解，隨着玩家的興奮閾值不斷升高，市場必然會劍走偏鋒，乃至變得“極化”。不少人，浸淫這種病態的文化已久，玩多玩膩、索然無味了，那麼就必定會以極端化來刺激神經，拿活物“開盲盒”，儼然成了最後的瘋狂。

從最初的小眾圈子的“消遣”，到招致全民性的口誅筆伐。“動物盲盒”在法律、倫理、道德等各個維度，遭遇了系統性質疑。而隨着輿論的持續關注，此事無疑已經牽出了一些深層次的“模糊地帶”。比如説，監管法規的含糊與內在衝突。數十年前施行的《<郵政法>實施細則》規定 “禁止寄遞或者在郵件內夾帶的物品包括各種活的動物”。但諸如《郵政法》《動物防疫法》等位階更高的法律，卻沒有相關表述。按照“下位法服從上位法”“法無禁止即可為”之原則，寄遞活體貓狗，應當視為是法律允許的。

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關於“活體動物”的寄遞，既有的法律規定，太過籠統和粗線條。具體來説，其並沒有對運輸的數量、密度、環境、時限以及載具、運輸工具的設置等事項，給出明確的標準。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現實中，涉及到寵物的寄遞，整個“物流”過程中動物的生存處境極其惡劣，其致死致病率極高，這是極其不人道的，也是與現代社會主流的文明價值觀不相符合的。

進一步規範活體動物寄遞和物流業務標準，是一回事。旗幟鮮明地反對“動物盲盒”則是另一回事。本着尊重生命的人道主義原則，我們還是應該提倡，要負責任地對待寵物。只有充分了解對方並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才有資格當好貓貓狗狗的主人。只圖“開箱一時爽”，只是拿生命當兒戲，把生命當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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