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為身役：蘇珊·桑塔格日記與筆記(1964-1980)》，姚君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心為身役》
一
讀《心為身役》是一次極好的理解什麼叫“解釋學循環”的機會。也就是説，只有那些之前對蘇珊·桑塔格的作品、生活相對熟悉的人，才能從《心為身役》中讀出意味來，而他們的新體會，反過來又會加固、深化他們此前的理解。至於那些原本不瞭解桑塔格的讀者，他們恐怕很難從這些信筆塗抹的創作札記、顛來倒去的情感記錄和不無牴牾的思考記錄中獲得特別有益的東西。事實上，那無異於毫無準備、不帶地圖就鑽進深山密林裏探險。
《心為身役》涵蓋的時間段為1964年到1980年，這是桑塔格寫作生涯的黃金期，或者我們殘忍一點説，是桑塔格寫作生涯的全部，因為她此後的所有文字都不過是這一階段微弱的回聲而已。在這十幾年裏，她出版了五部論著：《反對闡釋》(1966)、《激進意志的樣式》(1969)、《論攝影》(1977)、《作為疾病的隱喻》(1978)、《土星座下》(1980);兩部小説：《死亡匣子》(1967)、《我，及其它》(1978);拍了三部電影《食人族二重奏》(1969)、《兄弟卡爾》(1971)、《應許之地》(1974);交了相當多的男朋友：阿爾弗雷德·切斯特、理查德·古德温、賈斯珀·約翰斯、約瑟夫·布羅茨基……以及更多的女朋友;得了一次癌症，治癒了一次癌症。任何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或許都不會説這是一段虛度了的時日。
可是，在桑塔格自己看來，事情就是另一個樣子了。1980年，她接受查爾斯·胡阿斯(Charles Ruas)的採訪時説，1968年，她去了越南，文章是寫不下去了，轉年就決心去拍電影，但“到了1972年，出現一場大危機。我尋思：我這是在哪兒啊，我在幹什麼啊，我又幹了些什麼啊……有整整四年，我基本上都沒寫過東西。我感覺自己被困住了，忙着應對各種各樣的危機”(《桑塔格對話錄》，Conversations of Susan Sontag, Leland Poague編，第175頁)。第一次危機是寫作危機，第二次危機就是在1975年的癌症危機。在她的病榻日記中，反覆寫着“癌=死”。
很難説桑塔格真正從危機中解脱出來了。寫作危機，在桑塔格的生命中，是過於頻繁出現的主題。最終，事實是不是這樣：桑塔格在與寫作的纏鬥中落敗了?我們可不可以説：《反對闡釋》、《激進意志的樣式》、《土星座下》、《重點所在》、《同時》是一個精彩程度遞減的過程?至於癌症，這個人性的、太人性的話題……是否也存在那種可能：經此一役，桑塔格存活是存活下來了，但是換了一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心為身役》一書的使用方法多種多樣，可以考證生平，可以挖掘私隱，可以對照作品，可以代入情感，可以據以沉思，可以藉機偷師。不過，無論如何，把《心為身役》看作桑塔格對抗危機的記事簿比當成桑塔格總結思想的警句集要有意義一些。因為桑塔格對我們而言，越來越不像一位文體大師，而像是一個動作英雄(action hero)了。
在我看來，《心為身役》的核心問題，是自我定位、自我期許、自我激勵的問題，而其它的一切都不過是附麗的，甚至是障眼法罷了。
桑塔格在筆記中寫道：“我野心不夠大。”(《心為身役》中譯本第512頁)其實，“野心不夠大”跟“野心很大”是一個意思：正因為“真正的”野心很大，才覺得當前的自己野心不夠大。桑塔格的潛台詞是，當前的野心是配不上她的。
桑塔格“真正的”自我定位如下：
“在每個歷史時期，作家都有三個梯隊。第一梯隊：他們已然成名，‘功成名就’，在操同一種語言的同時代人的寫作中成為參照點(比如埃米爾·施塔格爾、埃德蒙·威爾遜、V.S.普里切特)。第二梯隊：國際性的——他們在歐洲、美洲、日本等地成為他們同時代人的參照點(比如本雅明)。第三梯隊：他們成了多種語言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參照點(比如卡夫卡)。我已經身處第一梯隊，就快被第二梯隊接納——但願能起到第三梯隊的作用。”(第553-554頁)
1978年5月，她已形成了對自己的這樣一種認識，而這一認識幾乎等同於我們今天的認識：她處於第一梯隊與第二梯隊之間，在第二梯隊中所佔份額尚不穩定，當然，第三梯隊中完全沒有她的位置。
如果説她在45歲時的自我定位是極其準確的話，那麼她其實也很清楚，地位這東西，是永遠處於動態之中的。沒有誰在他活着的時候獲得了豁免權，可以不被人抽走他屁股下的椅子。
四十多歲、埋頭寫小説的桑塔格在筆記中寫道：“記住：這可能是我成為一個一流作家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機會。”(第514頁)兩年後，她又寫：“如果我因為害怕成為一個糟糕的作家而無法寫作，那我肯定就已經是一個糟糕的作家。至少，我會一直寫。”(第592頁)
在這裏，沒有任何神秘的東西。只是一個寫作者在為自己打氣而已。走到人生的中途，寫作者總會在某一時刻意識到，任何外力都幫不上你了，靈感也幫不上你，慣性也幫不上你了，你像是赤條條地面對命運了。然而命運並不是一紙判決書。就算是判決，它也是個動態的判決：它要看你的表現，只要你改造得好，判決可以改的!把每一次寫都當成最後一次機會那樣去寫。寫得怎麼樣，在歷史上立不立得住，我們不知道的，那也不是該我們關心、過問的事。寫了，是懸而未決;不寫，或者草率地去寫，或者迎合地去寫，就已經是輸了。這時候，像帕斯卡爾賭上帝存在那樣去寫就是正確的：你寫了，總不虧的。
桑塔格説：“普魯斯特並不知道他在寫的是一部最偉大的小説。即使他知道，也對他無益。”(第511頁)是的，就算能知道，我們也不想知道。為了讓自己不知道，耍一點小花招也無妨的。
説到底，之所以會給自己打氣，還不是因為“賊心不死”?是相信判決的動態。桑塔格寫道：“我身上最美國化的地方，就是我對徹底改變的可能性的信心。”(第513頁)這句話很能概括桑塔格之為桑塔格。她總説，在文化上，她認同的是歐洲，可是在這一點上，她卻是典型的美國人了，她相信改變是可能的。改變不僅可能，改變還是驕傲的來源。
二
1978年，桑塔格接受《滾石》雜誌記者喬納森·科特(Jonathan Cott)的採訪，留下了一份堪稱最有價值的桑塔格訪談記錄(中譯本《我幻想着粉碎現有的一切：蘇珊·桑塔格訪談錄》，唐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在這次訪談臨近結尾時，桑塔格説：“我認為是我自己創造了自己，這是支撐我工作下去的幻覺。”(I think of myself as self-created—that's my working illusion. 參中譯本第182頁)注意這裏的“幻覺”(illusion)一詞，它的意味並非“虛幻”，而是説一種錯覺、一種執念。
事實上，桑塔格一直以來是幻覺的抵制者。在筆記中，她寫道：“我13歲時訂了條規矩：不做白日夢。”(第199頁)她還説：“我發覺，幻想痛苦得令人難以忍受，因為我始終清楚它只是個幻想。”(第144頁)好的評論家，總是直面現實的人，你必須讓現實的豐富、現實的殘酷逼近眼前，凝視那豐富與殘酷，你才能有所評論，你的評論才有意義。
既然桑塔格是“反幻覺”的，那她為何又需要一個“幻覺”來支撐自己呢?
事實上，我們都明白，我們並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至少不是百分之百由我們自己來創造的。我們總是帶着一組先定的條件，落入一個先在的環境中。可是，假若我們不創造自己，或者説，不相信是自己創造了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在條件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下自在地生成，那就是為我們自己假設了一個不存在的起點：要是那樣，“我”在哪兒呢?
進入21世紀，一部分神經科學家和哲學家達成共識：“我”其實並不存在，“我”其實是一種建構，被建構出來，只是為了一種方便。不管這一認識今後能否成為一種公認的科學認識，有一點是值得考慮的：且不論它是否存在，我們就當它是一種working illusion好了。我們要運轉下去，要完成一個生命週期，就不妨在心中抱持點什麼，哪怕我們自己都認為它是“幻覺”。這個“幻覺”不是別的，只是一種讓輪子保持轉動的方式。
讓輪子保持轉動，是桑塔格生命的一個比喻。“我千萬不能去想過去的事。我必須繼續前行，摧毀我的記憶。”(第166頁)已經發生的，已經存在的，已經取得的，都是昨天的了，那一頁得翻過去了。只有明天的，才值得追求，因為也只有明天的才可以改變。想想她身上最美國化的地方!
三
世人對桑塔格最普遍的評價，是説她是個聰明的女人。1978年，德國《時報》(Die Zeit)記者拉達茨(Fritz J. Raddatz)採訪桑塔格，他説：“如果我不得不把‘知識分子’一詞用在一個人身上，那我能想到的就只有她了。”(《桑塔格對話錄》，第88頁)她才智出眾，她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她有驚人的好奇心，她是女性知識分子的代表……可她自己説：“我的腦子不夠好，不是真正一流的。”(第208頁)
這一説法包含一定真理的元素。此話怎講?這麼説吧，你的腦子永遠不會好到讓你滿意的程度。哪怕有朝一日你像桑塔格那麼聰明瞭，你還是會嫌自己的腦子不夠好的。所以，這是一種限制，同時又是一種解放了。既然對腦子好的要求是無止境的，那我們也就不去指望它了。我們現在有什麼，就從這兒開始;我們現在有多少，就從這些開始。
嚴格説來，在古今才智之士中，桑塔格的確不算腦子特別好的。她自己抱怨，説跟女友混久了，哲學書好像都變得難讀起來了——儘管，我們簡直可以説，她從來不怎麼懂哲學的。可是，這也都不要緊了。我們要把話顛倒過來説：對於你能做的事，你的腦子總是已經足夠好了，端看你去不去做。
桑塔格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她有時這樣寫：“聰明才智並不一定就是個好東西……它更像是備胎——發生故障了，才是必要的或想擁有的。正常運轉時，笨點更好……”(第188頁)或者，她換一個角度，説：“我喜歡感到自己蠢。因為這樣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比我更厲害的。”(第189頁)
意識到自己笨，能讓自己悶頭去幹;意識到自己蠢，能讓自己努力去趕。所以，笨和蠢，竟是好的了!
其實，此類想法，也正如桑塔格所説，是她身上“美國化”的地方。所謂“美國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説白了，“美國化”就是一種“幻覺”，但它不是一種壞的“幻覺”，它是一種“相信”——不是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因為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而是相信“做得到”這三個字是從“做”字開始的。去做了，才打開一片可能性的空間。
這樣説起來，《心為身役》很像是一則勵志故事了?既是又不是。説不是，是因為桑塔格到底做到沒做到，對我們來説，還懸而未決!或者，更嚴厲一點説，我們認為她沒做到。
桑塔格對成為公眾人物的文人曾有過一番評價，她對喬納森·科特説：“但那些人作為作家就毀了。我覺得這對一個人的作品來説意味着死亡。可以肯定，海明威或杜魯門·卡波特這樣作家如果不成為公眾人物，他們的作品還能更上一層樓。你必須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做出選擇。”(《我幻想着粉碎現有的一切：蘇珊·桑塔格訪談錄》，第150頁)
我們是否也可以説：如果桑塔格不成為公眾人物，她的作品還能更上一層樓?
這麼講，總歸太輕巧了。我的看法倒毋寧是這樣的：《心為身役》算不算一則勵志故事，不取決於主角最後是成功還是失敗，就像我們讀《老人與海》看重的不是最後有沒有把魚拖回岸上。桑塔格，她是成功裏有失敗(作為公眾人物成功了，作為批評家失敗了)，失敗裏有成功(歷史地看，作為文本的存在失敗了，作為人的存在成功了)。《心為身役》作為一齣人的可能性的悲劇，自有一種懾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