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人類的第一需要
當今的世界，可以説處在一個秩序漸漸被打破、尚未恢復的過程中，無論是第三世界，還是第一世界國家，我們也曾在多篇書籍摘錄中討論過對美國社會極化與撕裂現象的分析。
而如果稍稍放長曆史上來看，美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經歷過陣痛，在歷經二戰時萬眾一心的團結及戰後的黃金歲月後，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與反戰（越戰）潮反覆撕裂着美國的政治與社會，各式自由主義思潮此起彼伏。
而自由主義對美國傳統政治秩序的否定，引得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拉塞爾·柯克拋出《美國秩序的根基》(1974年出版)一書作為回擊，這本堪稱史詩般的鉅作為其贏得了的高度評價，也給許多依然相信美國精神的人帶來信心。
柯克認為，秩序是人類的第一需要，雖然自由與正義也非常重要，但是沒了秩序作為前提，兩者只是美麗的詞彙。
而美國社會的外在秩序，與個人的內在秩序，並不是起源於獨立宣言與費城制憲，而是要追溯到3000多年前猶太的先知，希臘的先賢，羅馬的先祖，及大英帝國的先民們。秩序不僅僅依靠法律與政治體系，更來源於宗教、信仰、哲學等。
這種秩序，由歷史的一磚一瓦構成，不會一夜之間傾覆。事實上，也如他的“樂觀主義”，而後的80年代，美國又贏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柯克的思想對里根及布什政府有着較大的影響，他也在1989年獲得里根總統頒佈的總統公民獎章。
值得一提的是，柯克也寫過小説及其他虛構類文學作品，因而他的書讀來文筆流暢，兼顧了深度及易讀性，給了我們一個理解西方世界內核的明亮窗口。
以下選自《美國秩序的根基》第一章《秩序，人類的第一需要》，祝開卷有益！
在名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新國家誕生兩百年之後，我們需要重新理解那些塑造了美國社會的信念和法律。與任何其他人類社會一樣，我們的社會也是被所謂的“秩序”黏合在一起的。本書的主題便是討論這一秩序的特徵。那麼，何為“秩序”？
想象一下這麼一個人：他在暗夜中穿行，沒有嚮導，一直在思考他要前進的方向。曾遭逢巨大苦難的希蒙娜·薇依女士説，這是一個人在尋找秩序的景象，“某種巨大的盼望照亮了他的行程”。秩序是我們前行的路徑，或者是賦予我們目的和意義的生活模式。
她接着説，我們一定要有秩序，它比食品和住處還重要。除非我們在自己的存在中感知某種和諧和秩序，否則人類的生存狀況不堪忍受。“秩序是人類的第一需要”。
一個人不管獨處還是與他人一起生活，都必須瞭解秩序才能過上像樣的日子。如果我們缺少了靈魂秩序和社會秩序，我們就居住在“幽暗之地”，正如《約伯記》所言，那“是死蔭混沌之地，那裏的光好像幽暗”。
在象徵性地刻畫一個獨自穿越暗夜的人時，薇依心裏想的是她自己。在她三十三年的短短一生中，她一直在尋找安放自己靈魂的秩序。她是法國人、猶太人、基督徒。為了尋覓靈性的秩序，她專研希臘和印度哲學、梵文、基督教神秘主義、量子理論。她在田間和工廠勞動，以期能夠理解並參與艱苦的勞作生涯。
薇依對靈性上的遊移不定和社會失序真是再熟悉不過了。為了解西班牙內戰，她於1936年在加泰羅尼亞前線與共和軍一起共度了幾個星期，這一刻骨銘心的經歷讓她至死都念念不忘。
為了與法國被佔領區的同胞共甘苦，她在1943年下決心讓每日攝入的食物量不超過被壓制的法國人的定量；當時身體狀況很糟糕的她正在英國的一所療養院裏休養。實際上，她活活把自己餓死了。她死之後，她的幾本書被公開出版。
薇依寫道，我們的20世紀是失序的年代，與公元前5世紀希臘失序的情況非常相像。用她的話説，“就好像我們回到了普羅泰戈拉和智者派的時代。那時，説服的技藝——其現代對應物是廣告口號、公關文宣、洗腦會議、媒體、電影院和廣播——取代了思想的位置，掌控着城市的命運，併成功地顛覆了原有的秩序。因此柏拉圖的《理想國》第九篇讀起來就像是在描述現在的事件”。
以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喻示當今時代，再準確不過了。另外，我們所處的困難重重的時代可能與公元前1世紀羅馬共和國的失序狀況類似，與公元5世紀羅馬文明的災難性崩潰也類似。
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一個文明體，我們大家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裏都努力探尋秩序，就像暗夜中缺乏嚮導的那個人，像薇依，也像那些已變成塵埃的古代社會。
像很多其他概念一樣，最好的理解“秩序”一詞的方式也許是看看它的反義詞“失序”。失序狀態是一種混亂且痛苦的經驗，如果一個社會陷入總體性的失序狀態，許多社會成員會消失。如果社會成員處於精神上的失序狀態，那麼共同體外在的秩序也無法持久。
我們總是將“法律和秩序”兩個詞合起來使用；兩者的確相互關聯，不過並非完全一致。法律源自特定的社會秩序；它們是普遍規則，讓特定秩序的有效運作成為可能。不過，秩序的內涵大於法律；特定社會秩序的諸多方面取決於信念和慣例，而非受制於實在法。
“秩序”一詞意味着一種系統的和諧機制——不管是指向個人品格還是共同體。而且“秩序”的內涵包括在共同體中履行特定的義務和享有特定的權利：因此才有了“公民社會秩序”的説法。
我們將在本書中考察美利堅合眾國秩序的根基，這些久遠且精妙的根基賦予了我們所有人生命。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互相關聯的根基：道德秩序也即靈魂秩序的根基，以及公民社會秩序也即共和國秩序的根基。
儘管在描述我們的秩序之緣起時可能會追溯文明的歷史，不過本書並不打算做全面的文化述評——這種工作已由其他人完成。相反，本書的重點是某些特定的機制和慣例以及某些特定的觀念和信念——正是它們一直到當下還在持續涵育我們每個個體的秩序和共和國的秩序。這些問題最切合時弊。
我們將按照順序分別查考從前人承續的傳統：先是希伯來人，繼之以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化，中古世代和宗教改革時代（尤其是英國的相關時代），17世紀波盪起伏的文明歷程，18世紀的優雅文化，以及美國的殖民經驗。我們同時探討美國秩序藉以茁壯成長的那些信念和機制。
我們的秩序尋根之旅將把我們帶到四個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無論是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或洛杉磯，今天的美國人所體驗到的那種秩序源自這四個古老城市的經驗。
如果我們的靈魂失序，我們就會跌入一種無常的狀態，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如果我們的共同體失序，我們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一種人與人相互爭鬥的世界。
16世紀的理查德·胡克寫道：“沒有了秩序，便不可能有公共生活，因為秩序的缺失是混亂之母。”這種救人性命的秩序是人類奮鬥三千多年的成果。
鑑於靈魂的“內在秩序”和社會的“外在秩序”緊密相連，我們將在本書中同時討論秩序的這兩個側面。如果美國人缺乏很好的個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國占主導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國人的個人品德便會墮落到毀滅性的自我中心之中。
秩序是靈魂的第一需要。除非我們認可某些約束自身的秩序原則，否則便不可能愛我們當愛之物。
秩序是共同體的第一需要。除非我們認可藉以實現正義的某些秩序原則，否則便不可能與他人和睦相處。
良善社會的特徵是保有相當程度的秩序、正義和自由。在這三者之間，秩序居首：因為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會秩序之中，正義才能實現；而且除非秩序能賦予我們法律，否則自由無非就等於暴力。
一位出生在俄羅斯的學者曾告訴我，他是怎麼通過那些恐怖的事件逐步認識到秩序必然先於正義和自由的。他在俄羅斯革命時期是一位孟什維克黨人或者温和的社會主義者。
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奪取權力後，他逃到黑海邊上的敖德薩。當時，敖德薩那座城市正處於無政府狀態。由年輕人組成的匪幫挾持了市內有軌電車，在敖德薩的市中心肆無忌憚地高談闊論，隨便向行人開槍，就像在獵殺鴿子一樣。居民的公寓可能隨時會被某一罪犯或者瘋子入侵，他們僅僅為一片面包而殺人。
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中，正義和自由只是美麗的詞彙。這位朋友對我説：“我當時得到的教訓是，在我們享有正義和自由之前，我們必須要有秩序。我儘管非常痛恨獨裁者，那時卻認為極權政治秩序再可怕，也比無序好。很多人可能會在極權制度中活下來，卻無人能在普遍的無序中倖存。”
在美國，秩序、正義和自由是協同並進的；不過，它們可能以類似的方式退化變質。在每一代人中都有某些人強烈地反抗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雖然憎恨秩序等同於自殺，此類現象卻值得認真探究：如果你無視現實，現實就會成為你的主宰。
五十年前，威廉·巴特勒·葉芝就意識到個人和公共秩序的全面解體。他為此寫下的詩句同樣描述了現代世界所經歷的那種折磨和痛楚：
萬物分崩離析了；主心骨失靈了；
徹底的無政府狀態籠罩整個世界，
血跡斑斑的浪潮在四處湧流。
天真無邪的慶典被淹沒；
優異之士全部缺乏信念，
而惡人們都懷有滿腔的激情。
在過去五十年，許多國家的主心骨都失靈了。不過，一旦革命或戰爭摧毀掉某一既定的秩序之後，民眾便發現，為了能夠生存下來，重新尋找秩序原則就成為當務之急。一旦他們終結了一種舊秩序，革命者會進而命令構建一個新秩序——通常，新秩序比他們推翻的舊秩序還要惡劣。人類不可能長期被赤裸裸的暴力統治。
沒有什麼秩序是完美的，可是，重新創立某種更適合我們心意的秩序依然是讓有些人心醉神迷的夢想。一位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曾對我説，我們現在已經不再需要過去的那些信念和體制，他認為自己就能勾畫出一種比我們繼承來的更好的道德體系和政治模式。
我問他能否不參照現有的機械裝置就造出一台汽油發動機。他回答不能。然後我評論説，道德和社會問題實際上比單純的機械裝置更為精巧和複雜，而且即便他設計的新秩序確實明顯優越於舊秩序，除了他自己以及少數追隨者，也沒有其他人會認可。
人們會評價人類經驗的現實情況，以此檢驗其完善與否，而且對於並不明顯高於自己的同時代人，他們一般會抵制後者的林林總總的新發明。
在否定我們文明的經驗方面，那位大學生並不孤單。我們的時代類似於羅馬共和國晚期（也即西塞羅所處的時代）的狀況。對於他四周到處湧現的失序狀況，西塞羅考察了私人和公共空間出現混亂局面的原因。
他在《國家篇》一文中寫道：“很久以前，我們先祖的習俗塑造了那些德高望重之人，然後這些卓絕不凡之人又堅守他們前輩的規範和體系。可是，我們所繼承的共和國已經像年代久遠的美麗圖畫，其上的色彩已經因年深日久而模糊；當今的世代不僅沒有去重新潤澤圖畫的色彩，而且我們也沒能保存其外在的形式和線條。”
像他之前的柏拉圖一樣，西塞羅明白，秩序既是個人性的，也是社會性的：羅馬人和羅馬的正義一同凋零了。現今仍舊如此。這就是柏拉圖和西塞羅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處境仍有意義的理由。
“重新潤澤圖畫的色彩”是本書的宗旨。我們在本書中關注的對象是那些形塑了美國現存內外秩序模式的社會經驗和觀念。現在大學裏對“針對性”的普遍需求有其合理之處，而本書意在針對當下的種種爭論。
借用喬治·桑塔雅納的名言，那些無視歷史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我們也可以説，那些忽視秩序根基的人急需澆灌這些根基——尤其是在他們有了在無序的乾枯荒原遊蕩的經歷之後。
對這些根基的認識可能決定了20世紀末美國和世界處於何種秩序之中。它可能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所描述的那種富庶卻沒有人性的秩序，也可能是被狂熱的意識形態所控制的那種軍國體制，恰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預言的那樣，或許它是某種被更新和改善過的秩序，依舊與從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成長起來的秩序有顯而易見的聯繫。
這種高格調的秩序是自由和正義的藏身之處，宣告着人的尊嚴。它認同切斯特頓所謂的“過來人的民主”——即它既認可我們先人的判斷，也看重同時代人的意見。這種高格調的秩序所仰賴的基礎是人類幾千年的實踐經驗以及那些富有遠見和才智的前輩的判斷力。
我們這個時代有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在反對這種高格調的秩序，就是那些常常靠暴力推廣的狂熱的政治信條。從定義上講，“意識形態”意味着臣服於政治規條，而那些規條不過是些抽象的觀念，並沒有歷史經驗作為根據。
意識形態是宗教的鏡像，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則將這類理論家稱為“可怕的化約主義者”。法西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其中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體系。意識形態的口號簡單明瞭，它所具有的吸引力一直在挑戰我們當今更富人性的社會秩序。
美國現今的秩序並非立足於意識形態。它並非人為創制的產物，而是長出來的。這樣的美國秩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會隨着社會環境的改變而在某些方面發生變化。
美國的法律不像萊克格斯頒賜給斯巴達人的法律，永遠都不能改動。美國人也不會模仿古希臘的洛克里斯人，將那些建議修訂法律的公民用繩子綁起來（如果建言者能以自己的智慧説服民眾，無數讚譽會加諸於他。可是，如果他無法説服民眾接受他的建議，他就會被套住脖子絞死）。誠如埃德蒙·伯克所言，變化是我們自保的手段。
不過，如果要使變化能帶來情況的改善，我們還必須擁有某些恆久不變之物。美國人普遍尊重他們那些古老的道德習慣和政治體系，因為這些習慣和體系包含着他們對秩序的理解。美國之所以能夠避免肆虐許多現代國家的混亂不堪且充滿暴力的變化，可以説，對某些持久的秩序原則的堅守居功至偉。
沒有什麼秩序是完美的，因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想必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到達烏托邦的境界（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進入烏托邦的世界，那裏可能會讓我們感到無限枯燥乏味）。
不過，如果某一秩序的根基健康有力，它就能夠被重新注入活力並得到改善。如果秩序的根基已經枯萎，“死樹底下無人能乘涼”。永恆與進步並不相互排斥，因為如果沒有堅固的根基，就談不上改進，而除非這一根基能夠不斷被更新和提升，否則它也無法持久。荒原上的旅行者希望得到生機勃勃的秩序的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