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鎮
當來到一個新的國度、一個新的城市，我們首先關注的往往是那些美輪美奐的大型地標建築，也許是年代久遠的宮殿、寺廟，也許是造型獨特的現代博物館、圖書館，或是政府機構、私人建築。人們往往只是感嘆其奇巧壯麗的結構造型，卻很少有人會問這些建築物出自誰之手，當初興建的理由又是什麼?
英國知名建築評論家迪耶·薩迪奇通過新作《權力與建築》，講述帝國總理府、世貿雙子塔等知名建築背後的故事，揭示了建築的隱形語言。薩迪奇力圖證明，建築首先是權力的象徵，然後才是美的表達。
《權力與建築》
[英]迪耶·薩迪奇 著
吳真貞 譯
華章同人｜重慶出版社
帝國總理府令人望而生畏
世人似乎已經忘記，希特勒曾經不止一次想要做一名真正的建築師。起初在報考維也納藝術學院油畫專業被拒後，希特勒曾考慮申請藝術學院的建築系，如果連這也不行的話，他甚至覺得當個建築學徒也無妨。在導師特魯斯特去世後，導師的遺孀曾邀請他繼承導師的事業，若是如此，世界歷史可能會發生改變。
對很多風雲人物而言，建築僅僅是他們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但對希特勒來説，他追求的很可能就是建築本身。顯赫一時的帝國總理府，便是他建築理念的集中體現，
帝國總理府是希特勒的辦公場所，如今建築已經不在。榮譽廣場是帝國總理府的前院，沒有希特勒的允許，誰也出不去。潔白泛光的牆面將廣場隔離成獨立於城市的空間，希特勒的衞兵在廣場上來回演練，土兵高大的身影被探照燈投射成龐然大物映照在白牆上，空曠的廣場上回蕩着口令聲和整齊的踏步聲。迪耶·薩迪奇相信，這個廣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建築可以用於表達政治權力，建築的象徵意義可以用於某些特殊目的。
帝國總理府大門兩側矗立着一對約4.5米高的銅像。這是兩座肌肉發達的日耳曼巨人雕像：左手邊的那座手執出鞘的利劍，代表德國國防軍；右手邊那座手握熊熊燃燒的火炬，象徵納粹黨。整座總理府由德國產的大理石打造而成，大門上方的石壁中，嵌着一隻展翅欲飛的帝國雄鷹銅雕，它雙爪抓着納粹黨徽，四根一體式的柱子，佔據了台階上大部分的空間。
在《權力與建築》看來，廣場本身便是納粹國家的縮影，走過廣場，總理府內部精心設計的空間依次展開，它們巧妙地組合在一起，恰到好處地讓每一位前來覲見希特勒的官員產生恐懼感。這一路走來，雖然只有400多米，但也讓來訪者再也不敢懷疑德國新政權的力量，這便是為實現某種目的而打造的建築。
這一觀點是有史料支撐的。1938年初，希特勒對總理府設計者施佩爾説：“我有個緊急任務要交給你，過一段時間，我要召開幾個非常重要的會議，需要讓人印象深刻的大廳和會客室，尤其是要讓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心生敬畏的那種。”
總理府地上部分實際有四層，但因為特殊的立面設計，使它看起來只有三層。這樣的設計可以放大各部分的比例，最低的窗户看起來好像是在一樓，但它的窗台其實要比路面高出三四米。面對這樣龐大的石砌大樓，行人會覺得冷漠的敵意撲面而來，心生畏懼。
每個進入該建築的人，就像洞穴探險者一樣，從一個巨大的地下洞穴走到另一個，永遠不知道自己會身處何方，也不知道接下來要面對什麼，因為一個個令人生畏和困惑的空間不斷展現在他面前。對此，希特勒曾自詡：“作為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我們有權擁有這樣的建築，我們的敵人和朋友都應該明白，正是這些建築幫助我們鞏固了政權。”
《權力與建築》認為，對希特勒而言，建築是一種宣傳工具，是激勵追隨者、打擊敵人的手段。要想教育國民，就要拿出讓國民深感自豪的實物，這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給國民灌輸信心。
世貿雙子塔帶動改變天際線
倒塌在恐怖襲擊中的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一直想要營造出宏偉、威嚴的感覺，但是它的設計師山崎實提議，可以把大片新建築羣換成世上最高的大樓，這一設計最終於1972年建造完成，蓋過了帝國大廈的風光。該設計把所有的辦公空間，都設在了兩棟一模一樣的大樓裏面。
山崎實對紐約有着他那個時代建築師的傳統態度。他認為，世貿中心所在的14個不規則的街區中，沒有一棟建築值得保留。在他看來，這些原有建築早已過時，住起來也很不方便。他説：“交叉路口實在太多了，根本走不了路、開不了車。這個地區大概是為馬車時代規劃的吧。”
《權力與建築》認為，世貿中心改變了曼哈頓的天際線，但從外觀看，它最令人難忘的一面在於：當人們穿過雙子塔之間的廣場時，會覺得高樓的重量直壓而來。所以需要一定的決心才能走過這個廣場。站在世貿中心的廣場上，你只覺得身體兩側的高樓直插雲霄，身上壓力頓生。走過這個廣場，就像是穿過厚厚的巨石牆之間狹小的縫隙。雙子塔是那麼的龐大，似乎把廣場上的空氣也給壓縮了一般，逼迫人們用血肉之軀與之對抗。
朝着北塔的入口漸漸走近，人們的目光也轉移到眼前貼滿大樓外牆的亮閃閃的鋁箔片上，眼前的建築變得越來越透明，但壓力越來越大。大門彷彿承載着整座建築的重量，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在門口停下腳步，攢足了勇氣才能繼續前行。
跨過大門，裏面兩層樓高的大堂讓人鬆了一口氣，甚至會一時之間忘卻頭頂上110層的高樓。穿過大堂，便可以體驗電梯了。電梯迅速升高，空氣壓強降低，人們會覺得耳膜鼓脹、身體一沉。走出電梯，這裏的空氣更為稀薄。
迪耶·薩迪奇第一次來到世貿中心頂樓的“世界之窗”酒吧時，世貿中心已不是世界第一高樓了。SOM建築設計事務所負責的芝加哥西爾斯大廈在1975年便超過了它，不過這裏依然是充滿超凡力量的建築羣。
雙子塔在一片低矮的樓房中拔地而起，通過某種方式將秩序感和紀律感強加於後者。迪耶·薩迪奇的評價是：“它們塑造出了獨特的天際線，不論你從哪個角度看，你都能一眼認出這裏是紐約，這道天際線跟其他城市千篇一律的輪廓線完全不同，大多數城市只會採用相同的垂直元素，所以創造不出自己城市的身份認同感。”
世貿中心很有個性。它之所以給人以壓迫感，既是因為高度，也是因為這種個性。那些想要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人，常常將雙子塔視為權力的象徵，雙子塔被視為罪惡的化身。“從世貿中心雙子塔遭到襲擊的時間看，我們會覺得恐怖分子似乎也在關注人們對高層建築的爭論，他們也明白高層建築的象徵意義。在我們看來，恐怖分子似乎早已意識到：建立意志的對立面就是毀滅企圖。”迪耶·薩迪奇指出。
有意思的是，世貿中心的設計遭到了建築同行的大肆指責，其中以自詡激進的年輕一代建築師為甚，但當它毀於空襲後，搶着要重建世貿中心的，也恰恰是這一羣人。年輕的建築師重新發現了摩天大樓所體現的宏偉感，也漸漸理解了雙子塔在塑造紐約的身份認同方面發揮的作用。
於是，建築界出現了神奇的一幕。20世紀70年代，人們還很討厭笨重的高層建築，歐洲大多數城市默認所有建築不能超過某個限高，這個限制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卻必須嚴格遵守。但彷彿一夜之間，人們的認知全變了。建築師們沉醉在高樓的修建之中，亞洲如此，美國如此，歐洲也是如此。
作為“權力地標”，建築從未改變過
自古以來，帝國修建奢華的都城，表面上是為了國家利益，實際則是為了彰顯和頌揚自己的政權。但都城建好後不久，很多帝國便分崩離析，這也説明建築作為權力工具，並非一直有效。
1870年，拿破崙三世在恥辱中退位，奧斯曼新建的大街，並沒有阻止巴黎民眾將杜伊勒裏宮夷為平地，也沒能阻止巴黎公社發動的流血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駭人聽聞的暴力鎮壓。1944年，希特勒不惜一切摧毀巴黎，這種舉動也説明，建築的象徵主義的確是大國衝突的組成部分。
英國人本指望為殖民地印度打造的首都新德里能延續數百年，但新德里落成僅僅20年，英國便離開了。這座城市看起來那麼的威嚴，但它並沒有充分展現歐洲文明的所謂優越之處，也無法阻止印度人脱離它掌控、謀求獨立的行動。
伊朗國王想將德黑蘭打造成現代化的西式城市，但失敗了；費迪南德·馬科斯夫婦執意在馬尼拉四處興建混凝土紀念碑，最終把自己趕下台。這説明，有時候建築也會加快政權的更迭。
《權力與建築》認為，建築有時候並不能發揮有效作用，但這並不意味着打造建築的意願與治國方略無關。軍事行動雖然也很少能達成其目的，但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會説，軍事部署與國家命運無關，或者可以在不探究其用途的性質的情況下充分理解歷史。
迪耶·薩迪奇相信，打造建築不只是為人提供庇護之所，也不只是為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表面上看，建築的根本在於實用價值，而實際上，它是人類心理的一種強有力、極具啓發性的表達。下至個人，上至全人類，建築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觀點放在當代依然具有啓示價值。如今，不少城市的公共建築都附加了當地官員的個人喜好與政績觀。何為好建築，沒有標準答案，見仁見智；但什麼是醜陋建築，大眾心中有筆賬。從“秋褲樓”到“馬桶蓋”，從“五根釘子”到“方便麪樓”，近年來奇怪的建築不斷在各地湧現。在業界人士看來，一些貪大、媚洋、求怪的建築，看似是各個城市的“建築地標”，實則是權力之手干預設計的“權勢地標”。
雖然今天的建築披上了現代的外衣，但它依然和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密切相關，我們試圖理解我們是誰，我們在哪兒，生命是什麼。建築訴説的永遠都是同樣的東西：權力、榮耀、盛景、記憶和身份。
同時，建築也一直在變化。塑造建築的進程、材料和時間尺度都已改變。沒有人可以一直堅持某種建築語言不變。但迪耶·薩迪奇提示我們，從某種角度看，建築又從未改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