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蝗之生，必於大澤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區之旁，終古無蝗也。必也驟盈驟涸之處，如幽琢以南、長淮以北，青兗以西，梁宋以東諸郡之地，湖漅廣衍，暵溢無常，謂之涸澤，蝗則生之。歷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記，大若如此”。—— 明朝大科學家徐光啓。
蝗災是世界性的災害，往往和旱災相伴而生，大量的蝗蟲會將農作物吞食。民間糧食短缺，引發了大面積的饑荒，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動搖國家統治基礎。
蝗災
中國自古以來是蝗災頻發的國家，我國華北平原地區是蝗災高發地區。防治蝗災需要大規模、大面積、大人力的聯合組織。而這種工作只能由政府統一指揮，才能短時間集中人力物力，完成大範圍的滅蝗。
古代的蝗災就是一場大災難。受認知水平和技術落後的限制，古代的滅蝗工作基本上以人力為主，所以蝗災與治蝗問題一直是歷代統治者和人民難以解決的問題。防治蝗災需要大規模、大面積、大人力的聯合組織起來，這種工作只能由政府統一指揮，只有如此，才能短時間集中人力物力，完成大範圍的滅蝗。
一、歷史上的蝗災
根據周堯先生《中國昆蟲學史》統計,從公元前７０７年（魯桓公十三年）至公元１９０７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止的２６１8年中,共發生蝗災５3８次。
我們來看一組數據：
（唐）貞元元年（７８５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秋,關輔大蝗,田稼食盡,百姓飢,捕蝗為食。
捕蝗為食
（宋）淳化三年（９９２年）,六月甲申,飛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盡死.秋七月,許、汝、袞、單、滄、蔡、齊、貝八州蝗。\'\'\'\'有蝗起東北,趨至西南,蔽空如雲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３年）,五月,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饑民捕蝗以為食,或曝幹而積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飛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時饑民嘯聚山林.太平縣蝗蟲飛,飛蔽天,禾穗樹葉食之殆盡,民悉轉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嘯山林.三月,平陽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順天蝗.
飛蝗蔽日
（清）咸豐七年（１８５７年）,春,昌平、唐山、望都、樂亭、平鄉蝗,平谷蝻生,春無麥.青縣蝻子生,撫寧、曲陽、元氏、清苑、無極大旱,蝗……武昌飛蝗蔽天.房縣、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長三寸餘.秋,黃安、蘄水、黃岡、隨州蝗；應山蝗,落地厚尺許,鍾祥飛蝗蔽天,亙數十里……
我國古代蝗災大多數發生在乾旱少雨的北方，但長江流域也偶有發生，華南地區則因為高温多雨，較為少見。在538次大蝗災中， 黃河流域：爆發436次,佔85．82％；長江流域69次,佔13．57％；華南西南地區僅有３次。
蝗災分佈圖
通過蝗災分佈的研究，可以看到黃河下游最多,尤其是河北、山東、河南三省。江南地區蝗災漸少,到了東南沿海,幾乎沒有發生過。蝗災的南限大致同年平均８０％的相對濕度等值線符合。
爆發蝗災的蝗蟲主要有三大類,即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蝗蟲主要都是東亞飛蝗,亞洲飛蝗主要分佈在西北及內蒙古一帶,西藏飛蝗主要分佈在西藏青海一帶。其中東亞飛蝗分佈最廣，造成的災情也最嚴重。
二、政府的滅蝗制度
從宋代起，政府便開始有規模地組織民眾從事捕蝗。南宋淳熙八年，政府制定捕蝗法：“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耆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地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諸官司荒田牧地，經飛蝗住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次年生髮者，杖一百；諸蝗蟲生髮飛落，及遺子而捕掘不盡，致再生髮者，地主普保各杖一百”。
開溝取挖掘蟲子
不僅是制定有效的捕蟲法規，從宋元起，政府組織的捕蝗的規模也相當大，元中統年間，真定一帶蝗起，朝廷遣使者督促捕蝗，“役夫四萬人”。
明代開始由中央派官員到蝗區監督指揮。永樂元年，“直隸、淮安等府蝗，上命户部遣人捕之”；宣德六年六月，山東濟寧州爆發蝗災，“户部遣人馳釋，往督有司捕之”。宣宗六年、八年，兗州府一帶蝗災，同樣也派人指導監督： “遂遣御史、給事中、錦衣衞馳驛。分往督捕”。
捕蝗
清代建立了抗災的總督、巡撫負責制。由於一場蝗災往往涉及到諸多府縣，由總督、巡撫出面協調，有利於捕蝗管理。蝗災發生後，由督、撫衙門密切關注災情發展動態，組織、動員和協調地方力量，制定防治方案，組織人力、物力滅蟲。
捕蝗
康熙四十八年發出上諭規定：“州縣衞所官員，遇蝗蝻生髮，不親身力行撲捕，藉口鄰境飛來，希圖卸罪者，革職擎問；該管道府不速催撲捕者，降三級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訪，速催撲捕者，降二級留任；督撫不行查訪，嚴傷催捕者，降一級留任;協捕官不實力協捕，以致養成羽翼，為害禾稼者，將所委協捕各官革職”。 “該官州縣地方，遇有蝗蝻生髮，不申報上司者，革職。道府不詳報上司，降二級調用;布政使司不詳報上司，降一級調用；布政使詳報督撫，督撫不行題奏，降一級留任”。
康熙劇照
三、蝗災時的政府動作
雍正二年山東巡撫陳世信上奏：
“東昌府一帶蝗蝻，臣遣官查勘，據稱清平、博平、茬平並高唐州並已捕盡，其餘各州縣尚未覆到……至泰安州一帶，臣昨赴濟南時，繞至開山廟等處一看，飛蝗尚未盡絕，各員現在撲捕，如湯泡火燒掘壕諸法皆一一行過。實因泰安一帶俱在山麓，去年蝗災發生甚遲，後俱聚于山上，蠶食草葉，因為遺種在山，撲滅較平地稍難，故德州、禹城、齊河在平地者，並已捕盡。而山麓之州縣，實未盡絕，然各員畏催參處，亦皆實力捕撲，如長清令毛鈞自前四月十日出外撲捕，迄今五旬，尚未回府。給賞之錢費至一二千串，現又以米易蝗。此在大道之旁，耳目共見，將來果若成災，自應照例參勃，但其中似應稍為分別”。
從這份奏摺上，我們看到關於蝗災分佈和發展、撲捕的經過、捕蝗滅蜻的方法都有詳細説明。 這些情況是由下級逐級上報得來，總督、巡撫則直接向皇帝具摺奏報。皇帝負責向災區頒發“上諭”，指導捕蝗。 蝗情發生後，首先由里長向向地方官彙報，縣裏接到彙報後，及時通報鄰縣， “移會鄰縣預防”。
清代官們商量治蝗
可是有的地方老百姓不願意上報災情，一是怕報了沒用，官府派來的人員治不了蝗蟲，往往把希望寄託在迷信活動上。乾隆十七年，順天府尹胡寶琅上奏稱：
“今歲直隸蝻生之處共四十三州縣……鄉民每於蝻子生髮之處雖懸賞不肯報官，以至生長競翅，各處飛揚。細詢其故，恐報官則派夫或致蹂蹦，徒多煩勞。惟信劉猛將軍祈攘可免，若撲捕則所生愈多”。
基層官員害怕受到處罰，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不知。這時負責監督的總督和巡撫衙門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除傷令道府督率各州縣分別懸示賞格，憚使鄉民有見即報”外，還可直接派人 “分赴各處，遍歷村莊，會同地方官實力巡查”。
老照片：地方官巡查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只有將蝗蟲在沒有聚集成飛蝗時消滅，才能防止蝗災蔓延，否則危害會加大數倍。所以治蝗的重點在於及時組織捕滅。捕蝗是時效性極強的工作，督撫大員必須及時趕到指揮。
乾隆二十八年河北平原發生蝗災，直隸總督、布政使等紛紛親自下鄉督促。總督衙門制定了嚴格的懲罰辦法：“凡有蝗蝻生髮及草生螞蚱，立即調集護田夫，一概捕除盡淨結報，如文武官不親身出捕，或妄分界限，協捕不力，或伕役不齊，致有遲延，即行嚴參重罰”。總督大人親自戰鬥在滅蝗一線，直接督促滅蝗工作。
乾隆
皇帝根據蝗蟲的遷飛動態判定捕蝗責任。雍正十三年，“直隸蝗蝻起於天津府之青縣，旋飛至鹽山、慶雲一帶地方，樂陵之蝗由青縣飛來確然無疑”。後來經過調查，發現“樂陵飛蝗由鹽山縣飛入，而陽信、商河之蝗則由樂陵飛入”。 這些地區的地方官後來都受到了不同的懲處。
乾隆二十八年直隸布政使觀音保上奏説靜海飛蝗起自大城縣，乾隆馬上傳諭追究責任。捕蝗欽差錢汝誠奏稱已捕滅了大城蝗災，乾隆批道 ：“滄州、靜海飛蝗據稱自大城而來，其從前系何人赴該處查辦，究竟起自何處，著傳諭據實查明具奏”。
這次蝗災已經擴散，乾隆非常不滿。他發出上諭：“此等奉行不力之員，必當重加處分，以示懲儆”。 對有功人員，也讓總督查明上服。
後經調查：“交河縣知縣黃元紀，搜防周密，屢值飛蝗入境，捕除有方，最為盡力；青縣知縣葉志寬，上緊撲滅，刨挖蝻子最多，亦屬奮勉;又靜海縣四黨口守備徐雲龍，棗強縣沈鳴皋，委令協辦各處，俱能無分疆界，晝夜搜捕，出力居多。以上各員，詢屬實心勇往”。
治蝗的縣令劇照
四、歷代捕蝗方法
乾隆二十八年蝗災特別嚴重，文安、大城一帶的撲蝗滅蝻人數已達數千人。但該地採用的捕蝗方法仍是原始的人工撲打，效果非常不好：“一番撲盡，又長一番。大者掃除，小者復發。”
山東德州、濟南一帶捕蝗時，採用的辦法是“一面撲打，一面張網兜捕，憚無漏逸。又於隙地刨溝，夜間燃火，螞蚱見火奔趨，羣集溝內，加草焚燒，用土埋壓。並於黎明露重之時，上緊撲捕”。另外該地官員也重視蝗蟲復發的預防工作：“恐遺孽復萌為患，嚴傷地方官於螞蚱生髮處所逐一搜挖，其鹼場荒地並令翻犁以除遺孽，不致續有生髮”。
還有用火燒滅蝗和翻耕除蝗的。山東平原一帶田內，有零星蝗蟲時，地方官會“每處俱令民夫先於空地挑壕，排列雁翅，驅入壕內，用火焚燒，立時盡淨”。該地不但對成蟲捕殺，對蟲卵也進行滅除：“遺子未淨，即今年幸不出土，必為來年之患。九、十月間，將生蝻地畝令民深加翻耕，使蝻子破碎，冰凍不能復生，以絕根株所有”。
五、滅蝗具體措施
各地發現蝗情後，第一責任人是各縣的知縣。乾隆年間，縣裏在鄉村設置護田夫，由官府發給補助，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捕蝗。遇到零星的蝗蟲尚不成片時，由鄉村護田夫抓緊撲滅。護田夫規定各村按每三户出一夫組成。十夫立一夫頭，百夫立一牌頭，從每年的三月到七月，每村每日出動護田夫12名分路巡查，一旦發現蝻情或蝗情，夫頭、牌頭一面集夫撲捕，一面報官。鄰村遇到蝗情時，由夫頭、牌頭帶隊協助。護田夫可免適當差役或者獲得一定數量的和糧食補助作為報酬。
老照片：官民一同治蝗
官府認為，只有“本處村民，事關自己，撲捕必力”。捕蝗時，“凡本村及毗連村莊，在五里以內者，比户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五里以外者，每户酌出夫一名”。“凡蝗蝻生髮，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
由於蝗蟲能飛，農民往往存僥倖心理，認為可以將飛蝗趕走。有不少地方採取的辦法不是捕殺，而是將蝗蟲嚇走即可。當時不少人，包括地方官認為“飛蝗畏金聲炮聲，聞之遠舉，鳥銑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隨之去矣”。但是這種損人利已的辦法，只能是拆東牆補西牆，不可能根治蝗災，中央政府也不可能採用。因此，乾隆中期起，規定不許以驚擾法驅蝗。
抓捕到的蝗蟲
雍正十二年，天津一帶的飛蝗向山東遷飛，這一次的捕殺就很完美。沿途地方官得知情報後，“傳炮為號，集齊民夫到廠。東莊人齊立於東，西莊人齊立於西，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頭撲捕……”。由於時機把握得好，措施得力， “禾苗如常，絲毫無損”。
為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滅蝗，政府有時會以收購法蝗蟲的辦法來滅蝗。雍正二年，河南蝗災便是按鬥給錢的購買法，效果很好：“據察小民圖利，每處不下千餘人，踴躍搜索，計日掃滅淨盡”。但買蝗法也有一定的缺點，“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烏合之眾，非得用錢不肯出力耳。其實掇拾收貯給價，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遲”。所以此法採用得不多。
在大災面前，有時政府也會採取一些迷信手段，將希望寄託在神靈身上。雍正七年時天津一帶蝗災嚴重，有人便上奏：“南方有劉猛將軍相傳為捕蝗之神，如虔叩默祝，仗神之靈或使蝗盡入於海，或使之伏而不飛，或使之暗滅”。
雍正居然相信了，命令各地興建劉猛將軍廟。並且發佈上諭：“今年不知州縣建劉猛將軍廟宇否，若未曾建，當一體舉行”。這種舉措對蝗災可謂一點用處沒有，但在層層官吏的隱瞞下，雍正到死都相信這個“劉猛將軍”能有效治蝗，可謂可笑之極。
劉猛廟
清朝雍乾年間，治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清朝後期，吏治腐敗，治蝗中欺瞞現象嚴重，蝗災慢慢變得不可收拾。
咸豐年間，太平軍和捻軍起義使得政府無暇顧及治蝗，結果爆發了清代最嚴重的一次蝗災。此次大蝗災歷時七載，波及廣西、直隸、河南、河南、江蘇、浙江、安徽、陝西、湖南等九個省區，在華北平原持續時間達五年。蝗災最早發生於廣西，可是地方官層層隱瞞，導致蝗災開始向其他地區蔓延。
太平天國起義
1856年已在華北平原普遍發生。如果及時控制，並做好蝗蟲的捕殺工作，至少可以減少災害的程度。但大小官員紛紛謊報，有的稱已經撲滅，有的稱蝗蟲已飛走，直到咸豐親自看到蝗蟲遮天蔽日後，才下諭嚴傷捕蝗，並處理了謊報的官員，但後果已經不可收拾。
六、新中國的蝗災治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對治蝗減災工作非常重視。1951年朱老總親自批准人民空軍出動５架飛機，協助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在荒無人煙的蝗蟲發生基地滅蝗，寫下了中國飛機治蟲史上的第一頁。
飛機治蝗
50年代初期，由於缺少藥劑和施藥器械，各地主要是動員、組織羣眾進行大面積捕打蝗蟲的活動，在蝗蟲連年大發生的情況下，制止了大面積蝗羣起飛。1952年，我國提出了以藥劑防治為主的治蝗方針，每年藥劑治蝗面積達８０多萬公頃。與此同時，廣大植物保護科技工作者深入蝗區的荒灘湖窪，對蝗蟲的生物學習性和暴發成災的規律進行了詳盡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改造蝗蟲發生基地，根除蝗害的措施。
藥劑治蝗
從６０年代初期開始，我國的治蝗工作走出了一條結合農田基本建設，改治並舉、根除蝗患的成功之路。到１９６６年，全國已有６６．７萬公頃的蝗區變成了良田。到７０年代末，全國內澇蝗區、湖濱蝗區、沿海蝗區大部分得到了改造，基本控制了蝗災，治蝗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2017年，農業部下發了《全國蝗蟲可持續治理規劃（2014-——2020年）》，規劃指出蝗災是危害農牧業生產安全的世界性重大生物災害。歷史上蝗災頻繁發生，與水災、旱災並稱為“三大自然災害”，給人民生活造成過深重災難。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控制蝗災，有效遏制了蝗蟲連年暴發勢頭，有力保障了農牧業生產安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但蝗災的威脅依然存在，仍是影響農牧業生產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生物治蝗
農業部的規劃就我國蝗災發生與治理情況、蝗災可持續治理意義、蝗災治理思路、原則和目標任務、分區治理策略和重點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了部署，從推行蝗區生態改造、優先採用生物防治技術、擴大生物防治面積、適當進行生態改良、結合其他農作物病蟲害防治兼治蝗蟲、加強天敵保護利用等方面制定了詳細的防治方案，同時提出提升預警與指揮信息化水平、組織開展防控技術攻關、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推進防控機制創新。我們相信，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困擾人民羣眾兩千多年的蝗災，必定會得到最後的根治，蝗災最終會變成歷史。
參考資料： 《清史稿》
周堯：《中國昆蟲學史》
彭壽山：《留雲閣捕蝗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