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元明清京城內的最高單體建築，它歷經七百餘年而不衰
近日，白塔寺重新開放，再加上有關部門對周邊衚衕進行了整體設計，眾多市民紛紛來此“打卡”。白塔寺甚至還開放了夜場，在燈光的映射下，古老的白塔散發出不一樣的魅力。這座古塔有700多年的歷史，它是北京城裏非常少有的元代建築。藉着白塔寺重新開放，我們一起探尋這座古塔的風風雨雨。
極為罕見的設計
至元八年（1271年），正在緊鑼密鼓興建的大都城裏出現了一件新鮮事兒。
根據當時佛家典籍的記載，興建於遼代壽昌二年（1096年）的永安寺遺址中，遺留下的一座釋迦佛舍利塔總是在夜裏放出奇異光彩，引得周邊的居民紛紛來圍觀。這件新鮮事兒最終驚動了忽必烈，他決定親自派人到寶塔周邊勘察一番。
在打開寶塔地宮後，一樁樁頗為玄妙的事情接連發生。首先是地宮盛裝佛舍利的石函前有兩條“龍王”跪在那裏守護，打開石函後發現裏面有“堅圓，燦若金粟”的舍利子，還有一個銅瓶，瓶子裏面裝滿了香水，其顏色如同玉液瓊漿一般。銅瓶底部是一枚銅錢，上面鑄有“至元通寶”四個字。這引起了忽必烈的高度重視，忽必烈認為這是“神龍扶持，以資社稷長久”，於是他決定出重金為佛舍利和其他出土的寶物修造一座新的寶塔。
和舊有石經幢造型的寶塔不同，新塔在尼泊爾工匠阿尼哥的指導下，採用了覆缽式造型。《宛平縣誌》對此造型有形象的描述：“其足則鋭，其肩則豐，如檐之倒垂然。肩以上長項矗空，節節而起，頂覆銅盤，盤上又一小銅塔，塔通體皆白。”
如今這座白塔歷經750餘年風雨，仍然矗立在北京城中。白塔通高51.9米，比太和殿和台基加起來還要高出16米，可以算是明清北京城內單體最高的一座建築。和清代興建的北海白塔相比，白塔寺的這座白塔也比前者高出15米左右。
白塔寺的這座白塔由基座、塔身、華蓋和塔剎構成，從下至上，無不體現着設計者的絕妙用心。白塔的基座共有三層，最下面一層為護牆，主體為城磚砌築，向上兩層則是“亞”字形須彌座。三層基座之上便是塔身，尤為精巧的是，塔座和塔身之間設計了一圈由二十四朵蓮花瓣構成的寶座，上面還有五道“金剛圈”所組成的“過渡帶”，這使得方形的基座自然而然地過渡到圓形的塔身。
塔身也俗稱“寶瓶”，其形狀頗類似僧人吃飯用的缽盂倒扣過來，故而得名為“覆缽式”，這種風格的源頭要追溯到印度佛塔。在這座白塔的塔身上方，有一層小須彌座，基本上是塔身下面須彌座的“微縮版”。
小須彌座上面，是十三層“相輪”，在相輪之上便是直徑為9.7米的華蓋，其整體呈盤狀，以厚木做底，銅製板瓦做蓋，周邊則懸掛着三十六片銅製華鬘（mán，即裝飾用的花環），每一片華鬘之下懸掛着一個風鈴。華蓋頂部的正中央，則是一座高約5米，重達4噸的空心銅鎏金塔剎。這座塔的不同組成結構，巧妙融合，渾然一體，這在我國古代塔寺中極為少見。
白塔建成後，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決定以這座白塔為中心興建一座藏傳佛教的大型寺院，這就是妙應寺的前身，當年這裏稱為“大聖壽萬安寺”。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萬安寺落成。據史載，這裏的佛像以及門窗牆壁都用黃金裝飾，僅是這一項就用去了黃金五百四十多兩，水銀則用掉二百四十斤。第二年七月，忽必烈汗親臨大聖壽萬安寺，並命在此供奉旃檀佛。
元貞元年（1295年）繼承汗位的元成宗在忽必烈週年忌日時於此“飯僧”，共招待了七萬名僧人。
據《元史·祭祀志》的記載，萬安寺在元代是一處重要的供奉元代皇帝御容的場所，廟內設置有東西二影堂。西影堂供奉元世祖，東影堂供奉元裕宗真金（生前未稱帝，為元成宗之父），因此，廟內很多建築等級都是參照皇宮的標準建造的。自元世祖去世之後，由於影堂的設置，寺廟也成為百官演習禮儀之處。
見證古都歷史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即元朝滅亡那一年的六月，大聖壽萬安寺遭遇了一次火災。史料記載，當天下午2點左右，雷雨大作，有火球從空中降下，殿脊東鼇（áo）魚口（即螭吻處）首先着火，緊接着殿內的佛身亦起火。元順帝得知消息後，馬上命人救火，但除了兩座影堂之外，其餘建築皆被焚燬。所幸白塔在此次火災中得以倖免。
元代滅亡後，這裏處於荒廢狀態。明代天順元年（1457年），宛平縣的郭富奉命重建寺院，明英宗親賜匾額“妙應寺”。此次重建基本形成了妙應寺今日的格局，在白塔塔院前形成了典型的漢式伽藍七堂的格局，包括山門、鐘鼓樓、天王殿、意珠心境殿（大雄寶殿）、東西配殿以及七佛殿等。成化元年（1465年），塔基周圍一圈安置了鐵燈108座，每當入夜，便燃起燈火，整座寶塔在燈火的映襯下，似金光四射一般。
清代的妙應寺白塔再次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團結。為了團結蒙古和西藏等地，清政府特別重視藏傳佛教，而作為藏傳佛教重要活動場所的妙應寺，自然也就受到清朝歷代統治者的“特別關照”，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都曾斥巨資修繕該寺院。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修繕工程結束後，康熙皇帝在寺內樹立了兩塊石碑，講述了妙應寺的歷史以及此次修繕的詳細經過。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次重修，此次修繕，乾隆帝特賜一些珍貴的經文，這些寶物作為該寺的鎮塔之寶。修繕竣工後，乾隆皇帝特製《重修妙應寺碑》和《重修白塔碑銘》並勒石陳列於寺內。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所賜的這些寶物鮮為人知。1978年，因為修繕白塔時，得以重見天日。
打開元大都的地圖，就會發現元初，在大聖壽萬安寺北側，有一組規模極為宏大的建築，名為“社稷壇”，這就是元代的舊社稷壇。
據《元史·祭祀志》記載，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即下詔每年在萬安寺北側祭祀太社（土地神）太稷（五穀神），到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忽必烈採納御史中丞崔彧的意見，在和義門內（西直門一帶）偏南找了一塊空地興建新的社稷壇。新的社稷壇，設有祭壇兩座，分別用於祭祀社神和稷神。
這與後來明代興建的社稷壇不太一樣。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在興建南京社稷壇時主張“五土生五穀”，因此自明代起，社稷壇便以一個整體而出現，如今北京的中山公園，即為明初永樂皇帝興建的社稷壇，其主壇上為五色土，有別於元代的分壇而祀。
元代的這兩座祭壇各高五尺，方廣十尺。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中間相隔約五丈。社壇上用“五色土”（這一點明代社稷壇與元代相同），而稷壇上則是純一色的黃土。兩座壇均為北向，面對着北側的七間大殿“望祀堂”，相當於今日中山公園的中山堂（即明代的拜殿）。除了望祀堂，元代的社壇和稷壇還有神廚、犧牲房、執事房、饌幕殿、大樂署等附屬建築。
元代除了都城西部的社稷壇外，東部還建有太廟，其位置在如今朝陽門內一帶，這就構成了元大都的“左祖右社”建築格局。隨着歲月的變遷，兩座壇廟在明代就已難覓蹤跡，其中舊社稷壇改建為朝天宮，而太廟則成為了明代的倉庫——太倉。如今朝天宮和太倉也都無從尋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