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葆庭，字足齋，浙江紹興蘭亭人，以精鑑定而聞名於錢幣界。在戴志強追憶父親的文章中，提到戴葆庭“11歲便到米店當起了夥計”。俗話説窮人孩子早當家，“十三四歲，往外一丟。”舊時很多的成功者，都有過學徒的經歷，學徒的艱辛為戴氏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懂得經營營生之道，開始了社會實踐的第一堂課。戴先生自小便愛好收藏，尤愛古錢，25歲起開始學着串街走巷的貨郎，掛着旗字，旗上刻印古錢對應多少錢，相當於現在的廣告牌，老少一看就明白，會翻箱倒櫃把自己家的古錢折現。為了收集古錢，戴氏挑着擔子常年露宿在外，衣食住行全在自己肩上挑着的擔子裏，擔前挑着古錢圖書和被褥衣服，後挑吃飯的傢伙、鍋碗等。走街串巷近乎“貨郎”的行為，完成了他錢幣人生的第一步，積累了第一手的資料和經驗，從小夥計到“貨郎”，學徒的經歷培養了他謙恭的人品; “貨郎”實踐豐富了他在一線“鏟地皮”的實戰經歷，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邊幹邊學的方法磨礪併成就了他。
戴先生早年讀過兩年私塾，為其自學成才奠定良好基礎。他肯學習，這不是一般“地皮客”所具備的。帶着書籍和古錢圖樣去收“貨”的學習方法，可謂學以致用、理論聯繫實際，把學習的課堂搬到生活中去的典型範例了。機會多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雖常年在外吃盡苦頭，每每收到古錢還是讓先生很是鼓舞欣慰，這樣生活十年如一日，日積月累……長期的學習摸索中堅定他“與錢為生”的生活志向。從今天來看他的足跡可謂遍及大半個中國有北京、天津、江蘇、浙江、江西、河南、陝西、山東、廣東一帶，長期奮戰在實踐第一線，1925年先生在江西鄉下“逮到”泉界人士無一不向往的“大齊通寶”，歷史記載只有兩枚，一枚曾藏於錢幣收藏家戴熙處，太平軍攻破浙江時戴氏懷揣寶貝投身錢塘江便自此消失。戴葆庭得此錢以500塊大洋轉讓錢幣大收藏家張叔馴，當時的500大洋可維繫一般家庭兩到三年的家庭開支，張叔馴得此錢尤為喜愛，秘不示人，並因此取室名“齊齋”，這段佳話廣為流傳。因其勤奮耐勞，尋錢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壽泉集拓戊集》中，戴自序“因得朋友之信用。民國九年，董君弢廠，邀餘同搜古泉，是為正式集泉之始。餘尤不畏艱苦，好涉遠程……頻年所獲，珍品奇泉，止前千百，半歸齊齋。故奇齋所藏首選，多為餘所讓渡”。戴氏豐富的鑑定經驗，獨到的眼力;所得珍稀錢幣甚多，早期為齊齋主人張叔馴的主要供貨商，可見其眼力非一般泉商所能及。即使後來生意做得很大，戴先生一有時間就跑到鄉下收錢，可見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戴先生潛心錢幣學問的同時，謙虛待人。人緣好肯幫忙，經常無償地和朋友同道共享資源。彭信威著述《中國貨幣史》期間多次來店，與戴討論相關事宜，戴為其著述提供大量資料。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初版序言中敍述：“在錢幣學方面，得益於上海許多錢幣學家和錢幣收藏家……戴葆庭先生，曾以中國和日本的許多錢譜和刊物供我參考，我也在這裏謝謝他們。” 戴葆庭還曾幫助丁福保編《歷代古錢圖説》，裏面涉及的古錢丁請戴為其鑑定。不僅如此，戴君在治學態度上無資歷輩分之分，不計名利。在錢幣學家王貴忱的文章《記戴葆庭先生一通手札》如是記，王初涉泉學，經駱澤明介紹向戴君學習，因不在一地，多以書信聯繫，請教泉幣真偽;信札記，“我在南方，對於北方這先秦貨幣經手不多。所以較為生疏，拓本存得亦甚少。前次所奉幾紙，微不足道……(一)京一釿，製作完全不合，系翻沙偽作……(八)三孔‘文雁鄉’十二銖，只發現一品，系方氏舊藏。”此為先生提攜後學、言傳身教之舉。
人脈即錢脈的經營之道
早期的收藏經歷和知識積累，為戴葆庭的泉學生涯奠定了廣泛的人脈和錢脈，他廣交藏友，人緣好，肯為泉友經營交流作貢獻;講經營之道，以學術研究和誠信之道切入經營，在他身上體現了人脈即是錢脈的經營之道。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抗戰勝利，戴葆庭定居滬上，初始在廣州路擺攤收錢，恰逢特殊環境，有錢人紛紛避難來到上海，閒來無事逛古玩的人多，戴想到開設茶社，品茗聊泉，在其時大受歡迎，這套經營理念依然適用於當下，後在上海福州路開設源昌銀號。1940年，中國泉幣學社成立，作為成立創始會員之一，先生擔任泉社會計一職，認真地履行本職事務外，還勤奮奔波於泉社的一些雜務。據泉社例會記錄，“1940年全年54次例會中葆庭最為勤，雖風雨未嘗一次間斷。”古玩行裏需要這樣的勤快人，泉幣界也一樣如此。除了日常社務外，泉社北京分會的成立，也是在他積極奔走南北中才得以形成。學社的發展、壯大過程中，社員由原來的長三角地區，輻源擴散至北京、天津、廣州、河南、陝西等地，其中戴葆庭起到很大的作用。作為泉商他奔走各地，結識這些領域的人多且精，粗略統計下，經他介紹社員的分佈較廣來自上海、杭州、北京、河南、濟南等地，豐富的人脈資源為其拓展業務提供了便利條件。
除了自身成長、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脈絡外，先生還較早意識到廣告的效應，可謂理念先進，意識超前。其所創之“源昌銀號”廣告散見於《泉幣》雜誌，《泉幣》雜誌為先生的經營搭起了一個平台的同時，先生也通過在泉社的活動和交流，在高端收藏家和底層經營者間起到了橋樑作用，即當下的“經紀人”。一方面與張叔馴、鄭師許、彭信威等錢幣學家交往頻繁，為同仁所尊重;另一方面與諸位大藏家羅伯昭、張叔馴、孫鼎、沈子槎關係甚好，每每購買珍錢，多請戴君鑑定或從其處轉讓。
在戴先生為泉友經營交流作貢獻、生意和學問經營中，還少不了家人的幫助，夫人沈燕三(光楣)、胞弟戴葆湘的協助。夫人幾十年追隨先生耳濡目染，深得錢幣學問之精髓。尤擅拓古錢，業界對其所拓錢幣拓本無不稱讚，夫人心思細膩手巧，錢幣拓本多墨色均勻、深淺得當。1943年1月入中國泉幣學社，為當時僅有的幾位女社員之一。
胞弟戴葆湘，受到兄長影響，開始集藏、研究錢幣，尤愛太平天國錢幣，圈裏最早收集者。他曾因家中困難，急需500大洋，將心愛之物太平天國錢幣轉讓給馬定祥。據當時一起收購這批錢幣的馬定方回憶，他和哥哥馬定祥一起到戴家，當時先生心是萬分不捨，但是迫於急用，且轉給馬定祥也是為這批錢找到了好的去處。
從“地皮客”到錢幣學家
作為泉商他奔走各地，故過手之錢幣如雲，多在《泉幣》雜誌，出品門刊二至三泉，附圖並進行專業描述，根據自身鑑定經驗，對比同時期鑄幣版本之差異、錢幣來源地、出土、泉幣交易價格及歸屬情況。曾在第7期出品門“至和重寶，餘弟葆湘獲自河南臨汝。製作精美，文字闊大，與常用品異，背坊背虢等錢，頗想近視錢舊譜未見，近發現銅鐵兩品，鑄者初為陶心如君所獲，後歸舊雨樓，現藏綠雪館，銅為北平李慶裕所獲，現流失海外矣……”短短文字描述，涵括了泉幣版式、來源地、流傳情況等重要信息。除了精通中國各時期古幣外，他對於外國鑄幣也有一定程度研究，曾在《泉幣》出品日本錢幣“筑前通寶當百”。
戴先生從店員夥計做到後來的泉幣藏家，從早期辛勤的“地皮客”到經營有道、學有所成的泉學家，可謂泉界的傳奇人物。先生一生為 “錢”，但並不為錢所累，治學、為人的同時，還時常慷慨解囊，《泉幣》32期順利出版即有賴於先生的經濟贊助。他的著述不僅僅在當時具有權威和代表性，一些觀點一直沿用至今。在唐石父文章《錢範點滴》一文中，借鑑先生觀點“蓋鐵母為鑄造鐵錢之印母，當非試範”之説，佐證文章。先生一生專心研究古錢，把玩、鑑賞、翻閲錢譜、撰寫錢幣著述筆耕不斷，著有《足齋泉拓》、《珍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錢幣珍品》，一直為研究古錢必備的工具書，文章散見於《古泉學》、《泉幣》、《新光郵幣雜誌》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