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説起梵高,很多的介紹與講解都時常顯得多餘。
他的畫被拍出天價,又無時不刻地存在於我們身邊,成為「好品味」的證明;很多對藝術毫無瞭解的人會毫無芥蒂地愛上他的作品,裏面爆發出的生命力與流動的憂鬱,彷彿是一種更為通用的語言。
他短暫又傳奇的一生也被不斷地講述、改編、傳頌,不被理解的天才、窮困潦倒的畫家、精神失常的可憐人、伴隨終身的孤獨、麥田裏的宿命終結……這是人們貼在他身上的種種標籤。
同時,梵高也是陳丹青在《局部》裏用最大篇幅講過的、最知名的畫家。
在《局部》第一季裏面,陳老師用了三集來講這個「海邊的憨小子」,他沒有講梵高身上的天才與不幸,而是説:“這個心地善良的瘋子啊,我讀着讀着,眼淚流下來。”
今天恰逢梵高的130週年忌辰,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許久,可是他超時代的才華、他的憨與固執、他的善良與孤獨都被一幅幅畫永遠地記錄了下來。
梵高曾在信裏寫道,自己註定是不會被這個世界所接受,是一個無足輕重、行為古怪、令人生厭的人。可他又那麼固執地相信,終有一天,世人會驚訝於他的天才。
百年之後,這個「憨小子」真的説對了。
永遠的海邊小子·梵高
文 | 陳丹青
節選自《陌生的經驗》
一
初習的作品
八十年代,我在紐約弄到一幅小畫的印刷品,喜歡極了,配了框子,掛起來看——大家認得出是誰畫的嗎?
我經常更換牆上掛的畫,可是這幅畫掛了三十年了,還在那裏,每次看,都會心裏嘆氣,可是我説不出好在哪裏:你看,這個小混蛋站在海邊,臉上的五官一筆給抹掉了,肯定給作者事先畫砸了,上身、褲腿、鞋子,都畫得歪歪扭扭,可是整幅畫真是有味道。
1993年劉小東來紐約,博物館許多名作,他看一眼就走過去了,劉小東懂畫,他在我家牆上瞧見這幅畫,看了好久,臉色痛苦,忽然聲音軟下來,輕輕地説:
“我操!畫得太好了!”
這幅畫畫於1883年,那時,作者學畫才幾年,完全是初學者的塗抹,之後他又畫了七年,1890年,他就死了。死後,他開始有名,變成人人知道的梵高。
1.
梵高早就想象他會揚名天下,他給弟弟信裏放狂話,説:“有一天,全世界都會知道梵高的發音。”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廣場有一座梵高美術館,不遠處就是皇家美術館,藏着倫勃朗的大畫——説來感慨,我們這裏絕對不可能在國家首都的市中心,撥地撥款,興建一位畫家的美術館——梵高美術館有一幅他的名畫,畫一棵樹上開滿花,後面是藍天。
讀了説明,才知道是他弟弟生孩子,哥哥特意畫這幅畫,算是禮物。
這個心地善良的瘋子啊,我讀着讀着,眼淚流下來。
説起梵高,總是向日葵呀,鳶尾花呀,天上好幾個太陽呀,割了耳朵的自畫像呀,還有麥田和烏鴉……
他早期最被關注的,只有一幅畫,就是《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大人物,大藝術家,都會被歷史簡化。上次説過,請注意早期作品。每個大師的早期作品,都應該重新看看。
《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1885年
現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在荷蘭鄉下一片樹林子裏,藏着另一座梵高美術館。據説梵高剛死,就有一位荷蘭闊婦人買下兩百多幅,日後建了這座美術館。
前幾年這座美術館出了兩本畫冊,一本黃封面,是梵高到巴黎後的油畫,一本藍封面,是梵高在荷蘭的作品。
畫冊全是荷蘭語,我看不懂,可是終於看到了大量梵高早期的素描和水彩畫,十分之七從沒見過。我真後悔沒多買一本,把喜歡的素描裁下來,配上框子,經常看。
這些初習的素描,我以為比他著名的畫更耐看。為什麼呢?真是麻煩:繪畫的神品,你沒辦法,也沒有言辭可以形容的,連畫家自己都不知道怎麼畫出來。
2.
梵高,可能是畫家裏有史以來最憨的憨人。一個憨人初習畫畫,只會更憨。
他一輩子的風格,可以有一萬篇文章分析,對我來説,梵高的迷人,就是一個字:憨。不要小看這個字,我自己畫畫,我知道,你要畫得巧,不很難,你要畫得憨,太難了。巧,可以是才華,可以靠磨鍊,憨,卻是天性,是奇異的稟賦,怎麼也學不來的。
現在來看這些初習的作品。
《壁爐旁的農民》,1881年
學西畫都要畫素描,畫素描——或者加一點水彩,加一點粉質的顏料——無非是幾個素材:人像,半身像、全身像,簡單的風景,簡單的靜物,瓶瓶罐罐、水果花朵之類。
今天,全中國成千上萬的考前班,千篇一律的考試項目,也是這麼幾件事:素描人像、水粉靜物,還有,所謂速寫。
通常,西畫的初習者有兩種選擇,一是以上規定的幾個套路,老老實實畫,還有一種呢,就是臨摹你喜歡的大師,老老實實臨。
梵高這些畫是再典型不過的初習項目。去巴黎之前,荷蘭鄉巴佬梵高頂頂崇拜的畫家,是法國人米勒。目前標明他最早的素描臨摹,是1881年他臨摹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播種者》(仿米勒),1881年
米勒死於梵高學畫的前六年,1875年,他曾經説:“最美的景象,就是一個正在勞動的人。”
米勒自己是農民,肯定下地勞動。沒有資料顯示梵高下過地,種過田,但他顯然認同米勒的話:勞動的人最好看,最入畫。
此外,梵高也尊崇米勒的信條,一天到晚畫窮苦卑微的人。在他眼裏,他的模特都和他一樣憨,以我的印象,歐洲北方地區的勞動人民,説不出的憨厚。
3.
二十世紀初的偉大德國攝影家桑德(August Sander)拍了無數老百姓,我瞧着他照片裏一個個又憨又呆的人,會想起梵高早年的素描。
奧古斯特·桑德攝影作品
但你畫的對象憨,和你的畫風,不是一回事。馬奈(Édouard Manet)、德加(Edgar Degas)、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還有上幾代法國畫家,譬如大衞(Jacques-Louis David,十八世紀末宮廷畫家),譬如庫爾貝(Gustave Courbet,十九世紀中葉的寫實畫家),也都畫過底層的窮人。可是,他們要是和梵高一起畫憨人、畫窮人,會畫出畫家自己的性格。
梵高不但喜歡畫憨厚的窮人,梵高的畫,本身就憨得一塌糊塗。憨人畫憨人,窮人畫窮人,就弄成梵高這個樣子,這種滋味,這種氣質。
《穿木屐戴帽的男孩》(Boy with Cap and Clogs),1881年
現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我不記得梵高畫過一個貴族或者資產階級。他去巴黎後,仍然喜歡畫身邊的下層人,妓女、郵差、小醫生、咖啡館招待,還有天曉得什麼身份的人。
這些人一旦進入他的畫面,都憨得一塌糊塗。我相信,他要是畫個百萬富翁,或者公爵,甚至皇帝,也會畫得巨憨。
憨,往往就是笨。後印象派三位大師都是愚笨的傢伙。塞尚(Paul Cézanne)畫得笨,高更(Paul Gauguin)畫得笨,梵高呢,出道最晚,又是北歐的鄉巴佬,畫得尤其笨。
妙不可言的事情發生了,偉大的笨畫家,在我看來,非常內秀,非常細心。瞧畫裏面這些老人、女人、農夫、小職員,我找不出一個詞語形容,用中國話説,只能是“傳神”,用老子的話説,就是“大巧若拙”。
還有他那些素描風景。多麼老實啊,簡直沒有技巧,沒有辦法。他被這些無聊的風景驚呆了,一五一十地畫。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畫的羣像,幾個人,一羣人,在田野裏走,工廠邊走,或者,呆呆地坐着,不曉得在幹什麼。
《礦工們》,1880年
他顯然不知道怎樣構圖,可是那麼會構圖,每個人物的位置都不能更動。我掛在家裏的那幅小畫,能改動嗎?能繼續畫得更充分嗎?不可以。
這幅畫有什麼意思呢?沒有。一點意思沒有,就這麼個小混蛋站在海邊,倆手插在褲兜裏,可是,這才叫做繪畫。
將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美術學院倉庫裏頭,我相信堆滿了上千萬張,可能有上億張考生的初學的作品,都畫得很認真,而且有些還畫得非常好。
大家要是能夠看到咱們中國大量的考前班,那些示範作品,有些也都是十來歲的孩子畫出來的,就打死梵高都畫不出來。
梵高要是拿着1881年到1883年初習的這些畫,跑到中國排隊考,他估計准考證都拿不到。可是我每次看到咱們考前班的這些畫,看到考場的這些素描,我就想死,我寧可一輩子不會畫畫。
看到梵高早期學畫的這些畫,我又覺得如果他沒有後來巴黎那個階段,他仍然是梵高,世界會發現他有多了不起。
二
誰養藝術家
上回捧着梵高的小畫,猛説好,又説,我也不曉得怎麼好法,觀眾可能説:喂,等一等,你説不出道理,憑什麼説好?
是的,遇到這麼問,我又想跳樓,又想投河。而且跳樓投河也説不清。我知道,人喜歡答案,凡事有個答案這才踏實,這才放心。
可我不關心答案,寧可找問題——這些天想想,這幅小畫確實是個問題:
第一,梵高初學,本事有限,實在玩不下去。
第二,算了,他只好停在半當中。
這就是我着迷的“問題”。不消説,沒畫完的畫,別説好不好,根本不算作品。紅燒肉沒煮熟就端上來,花襯衫沒鎖邊就賣給你,不像話。美術史千萬張畫,哪有畫不下去就算了不起?沒有。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都有異數,遇到大天才,歷史會放他一馬,甚至被天才帶向新的歷史。梵高活着時,歷史不理他,但他撞上一個關口,就是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印象派畫家正在幹歷史陌生的事。
1.
所謂前衞畫家,就是事情做得忒早了,歷史看不慣,看不懂,看不見。
我們今天看梵高,多好啊,沒問題啊!可當時看來,梵高完全是在亂畫,別説沙龍,連印象派的破展覽也沒他的分。
他生前大概只有一次非正式“展覽”:他瞧見畢沙羅他們寫生回來,趕緊奔回去,拎着自己的畫擱在路邊,獻給哥們兒看,就像現在考前班的小子巴結美院本科生一樣。
美術史對印象派有太多説法,都有道理的。今天我借梵高這幅小畫(指《海邊的漁夫》),把標準放到很低很低,單從一個角度説事,就是:“未完成的畫”。
《海邊的漁夫》(Fisherman on the Beach),1882年
現藏於荷蘭克勒勒—米勒博物館
“未完成”對應“完成”。十九世紀前,幾百年,逾千年,不管什麼畫都有“完成度”,都有可遵循的標準。
其中有過度完成的,譬如《蒙娜麗莎》(Mona Lisa),有剛巧接近完成的,譬如哈爾斯(Frans Hals)那幅男孩的肖像,但你很難在十九世紀前指出一幅畫,説:啊呀!這幅畫沒畫完?!
十九世紀之前的幾百年、幾千年,不管宮廷畫師還是小畫匠,大致屬於服務行業,這種高級服務和社會維繫着嚴格的供求關係,換句話説,每幅畫都是“任務”,都是“訂件”。
我們今天瞧着名畫大叫:藝術啊,藝術啊,其實都是訂件——你拿了四百弗羅林,哪有畫不完的道理!
好了。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幅“沒畫完”的畫也可以被接受,被讚美?大致要到印象派。
到了印象派,繪畫漸漸偏離老規矩認定的“完成度”。他們未必清楚到底畫到什麼地步,才算完、才算好,他們也在“摸着石頭過河”,但他們的大膽妄為,不是激情啊、創新啊這類空洞的指控,而是,簡單説:畫家的角色變了。
2.
但歷來説起印象派,都在藝術上談是非,關鍵一步,其實是藝術的功能變了,供求關係,供求方,也跟着變。
粗粗概括:進入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成功,法國共和政體出現,資產階級抬頭,現代文明確立。貴族、教堂,仍然需要畫家,但越來越多的富裕家庭也愛買畫。買主一變,市場也變,繪畫的需求、主題、趣味,大幅度翻新。
藝術史大致不談這些,唯在藝術上做文章。直到二戰後出現“藝術贊助史”,這才揭示“誰養藝術家”——這個命題,倒是受了馬克思學説的影響——很簡單:宮廷畫家,宮廷養;倫勃朗、哈爾斯加入畫家同業公會,才能對外接活兒。
印象派時期——也許再早一點——個體畫家出現了,直白地説,就是單幹户。
我在紐約,美其名曰是個“自由職業畫家”,交税時,個人身份填寫的是法律名詞,叫做“self-employed”,就是“自己僱自己”的人。
總之,十九世紀中期的畫家羣體不再是領取任務的人,而是等有錢人買。現代意義的畫廊,畫商,開始登場。作品賣不掉,賣不高,畫家寧肯受窮,由着性子自己玩。既是自己玩,畫什麼,怎麼畫,畫到哪一步算完,當然自己做主。
……觀眾或許會問:藝術家給養起來接活兒好呢?還是獨立自由好?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給人養着,出一種藝術,自己養自己,出另一種藝術。達芬奇的時代出不了梵高,安迪·沃霍爾的時代出不了倫勃朗。
有人要,等人要,各有甘苦。
3.
大家知道,梵高最動人的冤案之一,是賣不出畫。但事情或許被弄反了,我們忽略了頂頂關鍵的問題:在他的時代,沒人要他畫畫。
沒人對他説:嗨,文森特,畫個男孩站在海邊好嗎!或者説,畫個向日葵給我家裏牆上掛掛!沒有,一個也沒有。
自由造就了梵高,自由弄死了梵高。
梵高死後,那位太太買了他兩百多幅畫,其他散失了。二戰前後, 歐洲畫店很容易買到梵高的畫。他畫了六幅向日葵,其中一幅給日本人買去,二戰時美國人轟炸大阪,那件向日葵炸沒了。八十年代日本一家公司又買回一幅梵高,價錢是戰前的幾百倍。
如今誰不崇拜梵高的向日葵?那幅海邊的小子,有人喜歡嗎?我不知道。
杜尚有句話:“一件藝術作品的名氣,取決於被談論的次數。”一百多年來,關於梵高的談論數不清,這幅小畫有人談嗎——我要糾纏它,我的講述也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