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重要地位。當華夏先民在黃河、長江流域定居之時，牛作為最早被馴化動物就已經伴隨在他們身邊，並與之代代相傳，創造了長達數千年綿延不斷的農耕文明。
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墓葬中，就發現了牛頭這一陪葬品——這在當時是財富的象徵；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以牛為造型的器物、飾品更是不勝枚舉。足可見牛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勞動幫手。
牛的象形字最早也見於甲骨文，上邊兩個牛角，角下又有兩隻耳朵，即便是小朋友也能夠輕鬆辨認。《説文解字》説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也”，足見其字形流變不大。因為牛在農耕社會的特殊地位，歷朝歷代人們都對牛非常重視。在商周時期，牛是祭祀中獻給神祇的重要祭品。所謂天地山川，社稷鬼神，即用牛、羊、豕齊備，謂之太牢，這也是祭祀中的最高等級了。
古代器物上的動物圖像大都有其象徵意義，牛通常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徵。商周時期，牛形器多為水牛造型，説明當時的水牛已經進入到人們的勞動生活中。
現藏於陝西曆史博物館的西周牛尊就是一件典型的器物。牛尊是西周中期的文物，1967年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賀家村。
這件長不過40釐米、高24釐米的牛尊全身覆蓋着雲紋裝飾。與商周時期祭祀用品的神秘威嚴不同，給人以親切的藝術美感。此外，這件牛尊的用途是酒器，背後巧妙地將蓋子與環鈕相連接，顯得流暢華美而又不失實用功能。
同樣在陝博，還收藏着一件漢代的玉雕卧牛。這尊玉雕於1972年在陝西省蒲城縣出土，在一整塊呈黑色的玉料上，採用圓雕的技法琢制而成。這件玉牛代表了漢代圓雕工藝的高超水平，工匠們抓住了卧牛的動態特點，身體及五官線條流暢、簡潔明快，牛的卧姿和憨厚温順的性格刻畫得栩栩如生，靜中有動，栩栩如生。
進入漢代之後，國家的統一與生活的安定使得農耕技術得到快速推廣和發展，以耕牛為代表的形象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是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均佔有重要地位。隨葬明器中牛的大量出現既體現了當時的葬俗，也表明人們對其關注程度的提高。
近年來，考古發現的許多漢墓中都發現了牛耕圖，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牛耕圖、陝西米脂東漢畫像石牛耕圖、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牛耕圖等等。東漢時期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如牛耕畫像石等。值得注意的是，犁到漢代已有較大的進步，牛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已無可替代。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
漢武帝時，南下北進，連年征戰，所謂“萬里長城盡烽煙”。直打得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終於意識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於是湧現出一批改良農技農法的官員，趙過就是其中之一。《漢書·食貨志》説：“趙過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從二牛三人到一人一牛一犁，農業技術的進步恰恰體現在對牛的應用之中。
不僅是中原地區，地處邊疆的古滇國也是牛的“狂熱”愛好者。2019年，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就曾播出雲南省博物館館藏文物“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
這件文物實用功能很強——它是古滇國貴族使用的存錢罐。貯貝器是青銅鑄造的，用以貯藏海貝的容器。它是雲南青銅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於晉寧石寨山。石寨山等地是滇國統治的核心區域，也是古滇國“滇王之印”出土之處。可以説，貯貝器是滇文化的獨特代表，它在滇國的地位與中原的鼎有些類似，是滇國重器。
當然，古滇國與牛相關的青銅器數量繁多，著名的牛虎銅案第一次為人們揭開了古滇王國的神秘面紗；立牛青銅鉞等帶有動物造型的青銅器，更是栩栩如生地展現了滇國各階層民眾的生活百態。
到了唐代，繪畫藝術開始逐步登上歷史舞台，而最負盛名的《五牛圖》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據傳，此圖為唐代宰相韓滉所繪。韓滉出身官宦家庭，唐玄宗年間以門蔭入仕。公元785年入朝拜相。韓滉一生為官注重農業發展，此圖或許有鼓勵農耕的意義。作為世上僅存的幾件唐代真跡，《五牛圖》歷來被學者重視。趙孟頫贊為“神氣磊落，希世名筆”；趙子昂、乾隆皇帝都多次題跋，歷朝歷代文人墨跡更是數不勝數，記錄了千年以來的文字風流。
《五牛圖》本身命運也極為坎坷。靖康時，宋高宗為躲避金兵的“搜山檢海”，倉皇南逃時也不忘帶走此卷，總算得以保全；然而千年之下，八國聯軍劫掠北京，《五牛圖》一時銷聲匿跡，直到50年代才輾轉重回北京。
到了明清兩代，隨着工藝的發展和進步，以牛為形象的圖畫、瓷器日漸增多，牧童圖也成為常見的題材，俯拾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農民在家中養牛以供耕作，可以説，牛以其忠厚温順、勤勞肯幹贏得了中國人的歡心，也把自己的形象與農耕文明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成為我們最“牛”的好夥伴。
來源：科技日報
編輯 柴瀟蕾/編審 李楓/簽發 蒲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