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完成全球首次商業載人航天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又在十天的時間內接連部署發射兩批“星鏈”衞星，並計劃在6月22日將第十批60顆“星鏈”衞星發射到軌道上，繼續加碼其野心勃勃的衞星互聯網服務計劃。以一傢俬營公司之力，埃隆·馬斯克在不斷地創造歷史。
反觀國內，民營乃至國有企業研發能力如何？與SpaceX或特斯拉相比，恐怕絕大多數一時難以望其項背。不僅企業，國內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應用基礎研究也多處於“跟隨”水平，且缺乏打通“技術—產業”鏈條的意識。
不久前，科技部等國家六部門印發《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若干重點舉措》（以下簡稱《重點舉措》），提出“支持企業和新型研發機構加強基礎研究” “支持企業承擔國家科研項目”，正是意在引導科研院所、高校和企業面向長遠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做前瞻性部署。
對此，海爾集團總裁周雲傑深表贊同。他對《中國科學報》表示，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是企業發展的有力武器。而在專家們看來，圍繞重大科學技術突破的應用基礎研究，僅靠一位科學家、一家機構是難以完成的，因而多機構、跨學科合作是破局之道。
企業為什麼要做基礎研究
“不跟隨”的應用基礎研究應該怎麼做？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研究機構和企業應該做什麼樣的應用基礎研究。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表示，基礎研究可以分為滿足求知慾的純基礎研究和具有一定應用價值的應用基礎研究——前者解決“為什麼”“是什麼”的問題；後者既要解決“為什麼”問題，又要解決“怎麼樣”的問題。
眭紀剛解釋説，應用基礎研究既能擴展科學認識的邊界，又能開拓新的技術軌道，其位置介於純基礎研究和純應用研究之間的“巴斯德象限”。
《重點舉措》明確指出，經濟高質量發展急需高水平基礎研究的供給和支撐，“需求牽引、應用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戰略意義凸顯。
對此，中國科學院科技促進發展局局長嚴慶對《中國科學報》表示，一些處於國際前沿的基礎研究，是某些發達國家在其發展中提出的，我國學者只是跟隨。如果這些研究也符合我國當前形勢下的發展需求，那就是要加強的“基礎研究”；反之則未必。
“在有些領域我們還沒有走到國際前沿，此時如果一味地追求國際熱門的所謂‘基礎研究’，可能只是‘給他人做嫁衣裳’。”嚴慶説。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2016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彙報發言中提到，“華為正在本行業逐步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可跟隨的困境。”嚴慶認為，在“無人區”最需要的就是“需求牽引、應用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這才是我國當前需要加強的“基礎研究”。
“源頭活水”有待深挖
不盲目跟隨、國家需求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靠企業一己之力攻關顯然並不現實。浙江大學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院教授儲濤此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表示，應用基礎研究需要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把解決關鍵問題和事關核心技術的研究放在第一位”，以基礎研究帶動應用技術羣體突破。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總開關’。”周雲傑認為，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從企業角度來看，科技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有力武器，急需基礎研究支撐的跨界、跨學科融合研究與應用。然而，讓他感到遺憾的是，海爾雖然累計獲得過15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佔行業總數的2/3，但在許多核心和基礎技術上仍存在薄弱環節。
任正非也曾多次強調科學家和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仍對華為的基礎研究能力感到不滿意。
在眭紀剛看來，目前我國部分企業已經接近或處於行業技術前沿。然而，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靠“市場換技術”實現產業升級的難度越來越大，前沿技術背後的原理需要中國企業去探索。同時，中國企業基礎研究能力、基礎研究人才儲備普遍不足，也是不爭的事實。
自從提出創新型國家建設目標以來，企業正逐步成為研發活動的投入主體。記者掌握到的一組數據顯示，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R&D）支出佔全國R&D支出總額的比重，由2000年的60%上升到2018年的77.4%。但眭紀剛卻指出，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我國企業的研發活動以技術開發為主（96.6%），投入基礎研究的經費僅佔0.2%左右。
這組數據表明，企業賴以發展的“源頭活水”仍有待深挖。
我國尚未形成“創新生態”
鼓勵企業參與基礎研究的意見，並非第一次出現在國家文件中。例如，2018年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就提出“引導鼓勵地方、企業和社會力量增加基礎研究投入”，然而落地進程緩慢。
“《重點舉措》所指的基礎研究，我認為是圍繞重大科學技術突破、以引領未來的技術和產品為最終目標、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集大成研究。”宋延林認為，這樣的研究靠一位科學家、一家機構是難以完成的，多機構、跨學科合作才是破局之道。
周雲傑也呼籲，須加強協同創新。“以工業互聯網為例，其技術難度、應用難度遠高於消費互聯網，背後藴藏的價值也更可觀。其複雜系統的特質，決定了其發展和應用不是一家企業能主導進行的。它更需要形成政產學研用金服創等主體共創共贏的科技創新生態。”
《重點舉措》也提出，要“推動科學家、數學家、工程師在一起共同開展研究” “掃除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間人才流動的制度障礙”。
在政策落地的建議上，眭紀剛提出，可通過建設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方式，引導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基礎研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要對行業中的技術難點和共性關鍵技術從基礎研究的角度進行探索，為重大技術創新提供理論支撐；同時打通科研院所與企業的人才流通通道，進一步推動行業研究院所、轉制的科研院所發揮其作用。
眭紀剛進一步提出，產業需求驅動型基礎研究項目，可由企業提出需求並招標，高校和科研單位通過競標與企業聯合開展基礎研究。以此為基礎，政府可配套力度更大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刺激並引導企業加大對風險較高的基礎研究項目的投入。而對於一些社會效益大、行業應用範圍較廣的基礎研究，政府應當積極給予財政補貼，以克服基礎研究成果被免費試用的外部效應，降低企業投資風險。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宋延林多年來在納米綠色印刷原理和技術方面深耕細作，並積累了豐富的成果轉化經驗。他表示，國外創新體系已經形成完整的生態系統，而我國的各創新主體到現在還沒有形成緊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