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世界報》網站7月11日報道發表文章《社交網絡及其作為世界辯論平台的新政治角色》稱，互聯網平台正朝着一個新的模式發展。在這種模式下，東西方用不同的模式對互聯網進行管控。專家認為，西方網絡監管不足將造成破壞性。文章編譯如下：
粉絲眾多的推特用户@SheepKnowMore清楚，推特現在的“免費飲料”比以前更難享用。5月，他的上一個賬號@JoeM在發表了一系列的偏激言論，如“私刑將是唯一的正義形式”後，被推特平台刪除。就在兩個月前，他的偽新冠病毒紀錄片還能上傳至YouTube平台上。
但在5月，一向立足於“一切皆有價值”的YouTube加強了內容管控政策。在此之前，該平台發生了一系列醜聞，特別是出現了偽紀錄片《Plandemic》。
這些變化，是否表明社交網絡終於開始承認，它們並非純粹且無瑕的內容傳播媒介呢？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即使是英國通信應用Telegram——由於被“伊斯蘭國”組織使用又被稱作“terrorgram”——也取締了“原子武器師”等納粹組織聚集的網絡社區。
但是，這些措施的影響仍非常有限，最明顯的例子是臉書。這位社交網絡的世界領袖因容忍種族主義和反猶言論而遭到星巴克、可口可樂等1000多家大型廣告商抵制。這支廣告商軍隊可以擺平任何一家企業，除了臉書。自一個月前的抵制運動以來，該社交網絡的股票上漲了4%。為什麼？原因是絕大部分臉書的廣告商都是小型企業，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是店鋪。
因此，這家由馬克·扎克伯格創立、領導和控制的企業沒有理由做出改變。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迪帕揚·高希認為，這是純粹的商業戰略，儘管其後果可能破壞民主。
高希通過電話向《世界報》記者解釋：“臉書正在將其利益置於民主之上。”他認為，臉書採取這一戰略有兩個原因，一是害怕政治報復，“臉書不願對抗美國總統，因為後者具有凌駕於監管機構和司法部的權力”；二是“假新聞”傳播得更快，在用户當中產生的“互動”也更多，而臉書正需要用户和“互動”。高希總結道，對於臉書而言，成為美國最大的政治辯論平台至關重要。
馬德里歐洲大學教授何塞·瑪麗亞·佩雷多解釋説：“國際社會，特別是民主國家，應當在網絡和社交媒體監管方面做出表率。”
因此，互聯網平台正朝着一個新的模式發展。在這種模式下，東西方用不同的模式對互聯網進行管控。正如高希所言，它們都是世界政治辯論的主戰場，不同的是，監管不足的平台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