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日前刊文，指出硅谷的科技巨頭正在“擁抱新冷戰民族主義”，放棄與美國政治保持距離的傳統立場，開始強調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素，進而深度參與美國政府的內外戰略。
這一轉變被認為主要因受到更大外部挑戰而引發的焦慮。其中，華為、TikTok等中國科技企業帶來的壓力尤為明顯。如果這種趨勢繼續擴大，硅谷的領先地位或將因此動搖。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影響因素是本屆美國政府的科技政策變化。近年來，華盛頓開始將科技議題政治化，試圖推動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脱鈎，成為相互隔絕的兩套科技體系。硅谷原先是中美科技界聯繫最緊密的地區，但在本屆美國政府幹預下，中美在硅谷的技術、資金和人才流通不再順暢。一些美國科技公司開始重新思考中美科技合作的收益和成本，甚至基於政治壓力主動向政府靠攏。
除此之外，美國國內政治的極端化、民粹化也是引發硅谷深層焦慮的一個原因。在頻繁的政治紛爭中，很多企業無法保持旁觀或在價值觀上保持中立。越來越多的事件和議題被賦予政治和意識形態意涵，美國科技巨頭內部也出現了站隊現象。這種政治環境使得即便科技巨頭和硅谷希望與政治保持距離，也很難做到。
基於此，一些硅谷科技巨頭認為能夠通過接受“科技民族主義”理念來擺脱困難局面，降低在這種環境下面臨的政治成本。“科技民族主義”是美國戰略界近期興起的一種概念。該理念的核心內容在於認為科技本身有國界，是國家戰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地緣政治競爭的意涵。中美科技冷戰和所謂“科技脱鈎”就是這一理念最典型的詮釋。受這一理念牽引，一些科技巨頭採取與華盛頓類似的“美國優先”和“大國競爭”做法。例如臉書公司頻繁在美國政界遊説“中國社交媒體的威脅”；谷歌響應美國政府號召，擴大對印度的投資，推動美印兩國加強科技捆綁等。
這些做法事實上進一步加劇了科技冷戰的態勢，也在改變各國政府對於硅谷的傳統認知。而從歷史看，這一藥方明顯是下錯了，偏離了硅谷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創新中心的原因。
其一，硅谷的興起得益於科技的“去安全化”。硅谷雖有百年曆史，但其真正成為全球科技和新興企業的中心是在冷戰後。克林頓政府時期推動的“國防工業民用轉型”是硅谷從一個技術研發中心轉向全球科技產業中心的關鍵因素。此次轉型放開了美國創新人才的手腳，讓不少曾被軍方獨佔的先進技術走入千家萬户。為了鞏固轉型效果，此後美國政府不斷放寬科技產品出口管制，消除了外界投資科技產業的顧慮。
但如今，美國科技企業卻試圖讓歷史開倒車，最終結果只會讓更多有商業前景的技術“被鎖進保險箱”，硅谷的吸引力也可能會隨之流失。
其二，科技企業與美國政府的捆綁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當今美國兩黨政策高度分裂。企業與政府的捆綁不可避免要在政治上選邊，需要參與一些具有黨派色彩的活動。但一旦政黨輪替，這些企業就會面臨比保持中立更大的清算風險。
另一方面，美國科技巨頭與美國政府的“強強聯合”，並不一定有利於降低這些企業在海外運營的政治成本。本屆政府上台執政以來，華盛頓的信譽和外部形象大不如前。美國政府並不能夠給這些企業提供價值觀光環，反而可能成為這些企業海外運營的阻力。此外，“稜鏡門”事件已經展現出美國政府和科技巨頭聯合帶來何等強烈的社會反彈，美國科技巨頭擁抱“科技民族主義”也會帶來類似效果。這些將導致美國科技企業在國內外面臨更大的反壟斷調查和政策監管，而這才是科技巨頭和硅谷真正懼怕的風險。（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