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無他，有他無我！”一則關於五糧液和瀘州老窖的“內訌”消息再次把“二選一”推到風口浪尖。繼電商平台後，“‘二選一’式競爭”的戰火從網約車、外賣平台、直播帶貨漸漸蔓延到了線下，引發了輿論的強烈關注。
令人欣慰的是，電商平台的“二選一”亂象即將徹底成為過去式。11月30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於此前發佈的《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完畢。意見稿中首次明確擬將“二選一”定義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構成限定交易行為，並明確對“二選一”行為的規制僅限於具有優勢地位的網絡交易平台經營者。
對此，多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意味着我國互聯網經濟反壟斷“強監管”時代的到來。“平台經濟中出現的‘排他性交易’一直備受學界關注，意見稿的發佈對於平台經濟反壟斷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在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採訪時指出，在當前平台日益集中化的時代，應對中小商家在多平台、多渠道上開展商業經營的合法利益予以保護，“作為流量焦點入口的大平台應守住底線，有義務公平地對待中小經營者，不能不顧一切追求商業利益的最大化。”
屢禁不止的“神仙打架”
所謂“二選一”，是指網絡交易平台經營者為了獲得、保持並擴大競爭優勢，對平台內經營者提出要求，命令商家只能與其獨家交易，不能入駐相競爭的平台。
大平台逼迫商家“二選一”的手段可謂層出不窮。據新華社報道，電商平台會通過修改後台參數讓店鋪“一鍵消失”，也會通過技術手段降低店鋪的權重，讓用户搜索不到店鋪。不少小商家在這樣的“政策”下營收鋭減、被迫裁員甚至倒閉。
從最早堪稱“互聯網世紀之戰”的“3Q大戰”至今，“二選一”已有十年的“歷史”，期間為“二選一”打過“口水仗”甚至對簿公堂的電商平台不計其數。每逢“雙十一”、“618”等購物促銷節日來臨前，“二選一”事件總會像劇本中的標配情節一般如期發生，在大平台的綁架和裹挾下，力量懸殊的小商家們的生存空間不斷遭到擠壓，無路可逃。
“很多人只把‘二選一’當作大平台之間‘掐架’，但它傷害的是廣大中小商家。”薛軍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表示，“平台利用其影響力不當地干預、限制經營者和其它平台開展合作的可能性，而小商家的流量只能依附為數不多的平台，缺乏談判能力和發聲渠道，面對大平台毫無反抗餘地。”
同時，中國消費者協會消費監督部主任張德志認為，“二選一”也是對廣大消費者權益的侵害。“從消費者角度看，平台‘二選一’行為侵犯了他們的選擇權、公平交易權，從價格方面來講，消費者在溢價方面也處於劣勢。”
其實早在去年，監管部門就對電商“二選一”亂象作出了明確表態。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電子商務法》對電商“二選一”進行規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多次通過座談會、網絡市場監管專項行動等手段打擊“二選一”行為，然而相同的戲碼仍然一再上演。
“當‘二選一’成為網絡交易平台較為常見的做法或者成為一種現象或行業標籤時，我們應該進行反思現有的規範路徑是否足夠清晰，能否有效解決問題。”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院長、浙江省法學會競爭法學研究會會長王健表示。
“霸王條款”將出清離場
在監管部門的重拳出擊下，長期屢禁不止的“二選一”或將銷聲匿跡。多位專家指出，本次意見稿的最大亮點就是新增了“二選一”的表述，強調互聯網平台企業“不得濫用優勢地位強迫商家站隊‘二選一’”。
“意見稿把超級互聯網大平台納入立法規制範圍，並強調在認定互聯網領域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要考慮網絡效應、規模經濟、鎖定效應、掌握和處理相關數據的能力等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央視特約評論員劉俊海分析，這一表述抓住了互聯網企業最核心的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有很強的針對性。
劉俊海指出，這意味着互聯網行業損害消費者權益的霸王合同現象將會得到根本遏制， “二選一”潛規則也將逐漸出清離場。
在薛軍看來，這一表述將有力地保護中小商家在多平台、多渠道進行經營的合法利益。“中小商家對我國税收、就業、創新的影響舉足輕重，這些合理的多元化經營活動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積極價值。”薛軍表示，“在平台日益集中化的時代，要強化對這些中小微企業在法律上的保護，保障他們開展正當商業經營的機會。”
同時，薛軍也指出，大平台雖然具有私人企業的屬性，但作為流量的焦點入口，也帶有濃厚的社會企業屬性，應肩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平台應守住底線，公平對待平台上的經營者，而不能不顧一切地追求商業利益的最大化，損害消費者和經營者享有的權益。”
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律師李斌也表示：“從他律走向自律，只有各方真正意識到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充分有效公平競爭是良性發展的法寶時，這個市場才會更加健康。”（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劉瀟瀟）